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国门被迫打开，西方人开始在中国境内办报纸。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面对强势压来的坚船利炮与西方文化，新式知识分子呼吁国家要打通自身的经脉，以交流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剧烈的变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力主“开报馆”。

清朝灭亡及至中华民国建立，伴随着更多国人的觉醒，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628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重组复刊，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开启了《大公报》的辉煌时期，独家发布了“1928年东北易帜”等重大新闻。

在报馆选址上，报刊在风气更为开化的租界内形成了某种密集效应。上海望平街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著名的“报馆街”。自清同治年间，《申报》在这里建馆以后，陆续有多家报纸向这里集中。一条不足500米长的街道两边，有十几家报馆，著名的有《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大公报》（1936年开设上海分馆）等，形成了一条“东方舰队街”。

有人曾这样描述当年的上海望平街：“黎明即起，到望平街上去看报纸潮，大约是4点钟过后，那一带已经人潮初动，慢慢涨起来。到了5点过后，便涨了满潮。那纵横半里地，人声嘈嘈，人影幢幢，可以说是水泄不通。沿着三马路外国坟山到四川路香港路一带，成千熟食档，同时活跃起来。直到午前9时左右，报潮稍退，熟食档也就闲淡下来。”

如今的大众传播行业早已是另一番天地，透过当时的旧影与墨香，当年那些既见多识广、针砭时政，又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的报人的锐气与风姿，或可遥望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