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报问两会之一：怎么补基础科研的短板

2016年中国的农历春节，却被美国的一则科学新闻刷了屏。引力波的发现，在中国科技界再次引发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大讨论。

更高、更快、更强，这六个字用来形容当今国际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一点也不为过。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兴起，加速了学科交叉、新学科涌现以及前沿探索的加速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

在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如此发展态势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维度，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取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对梦想着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虽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第一次来北京香山观光的游客，偶尔会误打误撞走进一座美丽的植物园，然后又被绿影婆娑中掩藏的各种神秘的实验室、研究中心搞得一头雾水，最后一抬头，才发现他们走进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立植物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作为我国植物基础科学的综合研究机构，建所80多年来，中科院植物所取得了许多“高大上”的科研成果，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项，其他国家级、中科院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60余项。

同时，它又是整个中科院系统内最“接地气”的研究所之一，大部分科学家不仅需要在实验室做实验，还要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而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农业转型发展的征程上，新的历史使命己在向这家老所招手。

2015年6月，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调研植物所工作时，也对植物所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指出，对于植物所这样历史悠久的老所，学科布局上应从发展的眼光去分析，根据国家的新需求去谋划。既要保留学科植物经典分类这类“冷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后继有人，也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布局新的增长点。对这一点，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所长方精云十分清楚。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不仅要在国际学术界为中国树一面旗帜，还要能为亿万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服务。

“研究所会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和科技基础性工作三大模块共同推进、重点发展。”方精云说，“我们要注重基础前沿研究，为中国和世界植物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加强高新植物科技的研发和推广，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农业转型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还要支持植物资源发掘、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植物所的这三驾马车，会采取齐头并进互相促进的模式来运行。同时，因这场改革而催生的一些新生事物，也正在萌芽。比如，植物所与福建三安集团共建的“植物工厂”，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植物工厂通过对植物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进行智能控制，实现植物周年连续生产，是一种技术高度密集的全新生产方式，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很好的前景。

“这次合作是以研发带动基础研究，通过合作共建植物工厂，进一步提升植物所在植物一环境模拟领域的装备能力和技术水准，促进我国植物工厂建设和相关基础研究的创新发展。”方精云说。作为项目的技术研发主体，植物所经过前期研发工作，在植物营养液研制、光能调节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目前，合作双方已正式启动植物工厂研究院的建设工作。

多元体系“沿途下蛋”

“在基础工业领域，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欠账要还，这就决定了高校必须脚踏实地，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来支撑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毕竟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其他可调配的资源都十分有限，必须向外借力。这就是产学研合作在当下显得无比重要的原因。”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说。

其实，企业何尝不是这样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可能是基础科研和应用研究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甚至在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身上，人们还依稀能够看出二者纠结过的痕迹。1999年，刘庆峰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格的科研训练中“捞出来”，就立刻一头扎入了市场中，他最初的梦想只是停留在将科大讯飞建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当时我只想搞技术，把管理、市场开拓都交给别人去做。”刘庆峰承认，当时科大讯飞选择与一家公司合作，把管理、市场、资金都交给对方运作。但短短一年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由于管理人员不懂技术，市场开发没有前瞻性，产品卖不出去，技术开发被市场拖着走，企业不但累也失去了主导方向。

刘庆峰意识到，从知识到“知本”的产业化之路，必须靠自己来走。也正是这个教训，让这个“理工男”从总工程师，真正蜕变成一名企业的CE0。而企业也在不断整合源头资源，持续加强合作创新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之路。

在科大讯飞成立之时，国内中文语音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着固有的技术壁垒。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在声学信号方面蜚声海内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汉语音律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中国科大在语音数字信号处理和算法研究方面领先同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3家单位一直无法形成深入的、实质性的合作。

科大讯飞在获得第一笔融资后，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相继与上述三家单位成立了语音技术联合实验室，让这些科研院所专注于各自优势方向的研究、发展和创新，最后由科大讯飞提供统一的产业运作和转化平台，实现了研究成果向应用发展的转化。

最终，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科大讯飞形成了一套多元化的研发体系。这个体系共分四级，联合实验室面对5～10年甚至更长远的前瞻性研究；科大讯飞研究院做3～5年的研发；语音云平台的开发部门把研究院的成果变成产品；而在云平台上，则提供教育业务、客服业务等各种服务。

“这四级体系就可以保证我们不断地进行源头创新，同时还不断地把阶段性成果输入到市场上。这就叫作‘沿途下蛋。”刘庆峰说。

数据时代范式转型

随着数据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科研方式也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郭华东看来，大数据有着重要的发展潜力。“作为知识发现的新模式，科学大数据已成为继实验、理论和计算模式之后的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的典型代表，正在带来科研方法论的创新，它已成为认识自然的新钥匙和科学发现的新引擎。”

其实，近年来一些震惊世界的科学发现，已经与数据密不可分。比如2013年上帝粒子的发现，就与欧洲强子对撞机长期的数据积累密不可分。“那些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大科学工程离不开大数据；那些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更是与大数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郭华东的判断不无道理。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高度融合、相互交叉的复杂问题中，大数据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比如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线——“胡焕庸线”，事关资源、环境、生态、新型城镇化等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其形成机理空间认知的研究意义不言而喻。

郭华东等认为，“胡焕庸线”蕴藏着海量的空间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具超长时空序列科学内涵。这些数据具备了科学大数据的典型特征，因此，依托数字地球数据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研究，应该是可行的方法。

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海量的数据、信息就像一种强有力的“黏合剂”，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甚至国家使命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让开放协同、跨界合作变得如此重要。而要在新的科研范式下赢得先机，认识的转型与路径的选择势在必行。

“大数据是财富，是资源，是科研的战略高地。”郭华东呼吁，国家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上推进中长期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大数据是国家新型战略资源，如果认识上跟不上，将来落后的不止一步两步。当我们把大数据看作与土地、森林、矿产一样的资源时，这件事就容易做好了。”

科报问两会之二：如何让原创科研成风向标

2015年，“屠呦呦”成了科技界一张最闪耀的名片。期盼多年的自然科学领域的首个诺奖花落中国，让科技界为之沸腾。然而，屠呦呦获诺奖并未让困扰科技界多年的“钱学森之问”得到完美解答。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再度聚焦诺奖与原始创新话题，探讨如何让原始创新成为科技发展的风向标。

评价体系须对症下药

“为什么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反而是在科学比较困难的时候产出了成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化学院教授黄元河有此一问。从事高校教学的他对当下科研评价体系对原创科研的不利影响深有感触。例如，“科研评价中，对合作成果往往只看重第一作者，不利于科学家联手完成创新研究。”黄元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反观屠呦呦，她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如果没有合作，很难完成科研任务。”

同时，重短期轻长期、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体系让不少科研工作者面临“生死”抉择。“很多高校以三年或五年为聘任期，规定聘任期内必须完成某些科研项目，否则可能连位置都难以保住。有些项目要取得原始创新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期，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个更长时间的评价期限？”黄元河反问。

去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年”，国内出台了各类与科研评价相关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多少会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有些作用，但决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创新而创新。”黄元河说。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在调动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方面有存在的必要性，不可因噎废食。因此，对症下药也是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所长周玉梅看来，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一个研究所或一个部委不可能独立完成改革，因为科研是与社会相关联的活动，在经费申请、奖项评判等方面不可能不与外界接轨。”近几年，周玉梅一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降低竞争性经费比例，适当提高常规经费比例，让科研人员安下心来作研究。

让文化法制多管齐下

“屠呦呦”现象同样也引发了周玉梅的思考。过去，不少科研人员选择到国外做科研，“出国之后他们能作出好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一就是国外具备良好的实验环境和条件。”周玉梅说，“很快国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完善科研环境，支持实验团队的建设。”

当前，我国科研经费支出已然可观。2015年中央预算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在2500亿元左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在480亿元左右，占18.5%。然而，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很多研究仍处于跟踪模仿和低水平重复的状态。

对此，在周玉梅看来，一个原因是与过去相比，如今的科研人员面临着更多的诱惑。“科研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原始创新对科研人员心态的要求很高，如果外界诱惑太多，科研人员心态会有所不平。”周玉梅说。

“去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呼吁，科研人员要能静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但如何营造这个氛围，却涉及到各个方面。”周玉梅说。除了文化氛围之外，法制环境也成为阻碍科研机构和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因素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桂生连续数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交议案。“对于侵权要用重典。”杨桂生说，侵权惩罚标准低，而维权成本高、周期长，长此以往会打击企业原始创新的积极性。

科研立题应找准需求

屠呦呦当时参与的是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越”抗疟新药的“523”项目，针对了当时的重大应用需求。在代表委员看来，当前一些领域研究方向选择偏差或科研立题无法落地等问题，成为产出原始创新成果的一大阻力。

“我们经常是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周玉梅说。近几年随着我国GDP增长，有人认为我国在各个领域都要能够与其他大国竞争，以求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在周玉梅看来，原始创新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而非一味追赶国际。“不得不承认，中国在高端CPU（中央处理器）、DSP（数字信号处理）、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等方面确实与国际有差距。但我们的方向不是追赶，而是针对国内市场的需求，研发自主的集成电路，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

关于科研与产业结合的问题，杨桂生也深有体会：“在国外，企业是创新的真正主体，企业会为中长期发展需要设立很大的课题。”反观国内，“我们的科研题目大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计划制定者从文献上发现研究热点，并跟踪热点立题；另一种是国外留学人员回国后，根据国外的研究方向开展研究，但并不清楚研究的真正目的。”杨桂生认为，这样的立题方式，导致我国科研难以产出重大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呼吁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也进行了选题立项等方面的改革，但是“政策落不了地，而且换汤不换药”。杨桂生说：“即便是对于我们这样依存于原始创新的企业，也几乎没有感受到政策发布前后有什么不同。”在他看来，原创科研能否成为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关键在于研究课题能不能设对，科研项目能不能落地。

科报三问两会：新风口如何对接最先进生产力

过去的一年，对国科控股北美西部创新工厂总裁张小莽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国科控股带着中科院甲醇制烯烃工业化成果走出了国门。在北美西海岸，上海碧科与来自英国和美国当地的企业、政府进行了全方位对接。他们不仅获得了最先进的技术，还学习了强有力的创新模式，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产品变得“高大上”。

提高中国制造的生产力水平，“引进消化吸收”的老路已经过时。新风口下，如同上海碧科一样能利用协同生态的科技型企业正通过“走出去”战略，与最先进的生产力进行亲密接触。

把工厂开到美国去

根据商务部2月17日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份，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87.6亿元，对外投资流量已位居世界第3位。这为今年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创了良好的开端。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中国企业“出海”前景广阔。而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正在涌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2015年4月，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专门写信盛邀习近平主席前往西雅图访问。信中除了提到位于西雅图的微软、波音、星巴克等耳熟能详的大公司，还用了两段话叙述“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中美合作创新项目，有利于中美低碳减排”。

“这就是华盛顿州和国科控股合作的西北创新工厂。”张小莽说。

作为国科控股旗下公司，上海碧科公司近年来围绕“国际化业务开发+集成化技术创新”的核心优势，打造了连接北美廉价天然气和中国沿海石化能源市场的“新气体产业链”项目。

《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国科控股获悉，这一产业链将北美优质廉价的天然气在美国西海岸转化为易于运输的甲醇，并将其出口至中国沿海地区或亚洲其他地区，应用于甲醇制烯烃等产业链相关集成技术，生产烯烃及其下游高附加值的石化产品。

为此，上海碧科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美国泛太平洋能源公司，旨在借助其独特的“双桥”能力，即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跨越传统石油行业和天然气行业的能力。

天然气制甲醇产业链项目在美国本土也颇受欢迎，不仅有望为北美“区域过剩”的天然气资源获得数百亿美元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亚洲市场，更有望为当地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并创造上千个就业机会以及可观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华盛顿州将西北创新工厂的天然气制甲醇项目评选为“2015年度十大事件”之一。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碧科抓住了页岩气、天然气市场脉搏，实现了把工厂开到美国去的梦想。

吸收创新的养分

近十年来，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走出去”的企业已从贸易型向投资和兼并重组型转变，目前又向高新技术型和装备制造型转变。同时，大多数“走出去”的科技型企业，开始在另一片土壤下吸收先进生产力的养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制造企业在境外开展的投资仍以原料加工和劳动密集的产业为主。”尽管“走出去”的高端产品逐年增加，但其体量与中国建立制造大国、制造强国的目标并不匹配。

“要实现产业附加值从低到高的转变，创新能力是根本。”徐晓兰强调说。

据了解，上海碧科天然气制甲醇项目的成功启动，离不开中科院甲醇制烯烃工业化成果。同时，项目引入了英国Johnson Matthey公司的第三代清洁甲醇技术，让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充分结合。

事实上，“走出去”的过程也正是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据报道，多家在美建厂的中国企业正用在当地工厂获得的知识，提高产品附加值。例如，以汽车零部件为主的企业万向集团正在参与一家高级品牌的混合动力汽车制造。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高铁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范本。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标准动车组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达标速度，高铁运营里程已达1.9万公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和平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近十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攻克了电子元件、机械加工、系统管理等诸多难题。“最近，我们在高铁技术应用经验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李和平表示。

他还告诉记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决策层也学到了诸多与创新模式有关的先进经验。“我们看到，发达国家通过政策制定营造出良好的鼓励创新的氛围，比如设立创新基金用于专门支持创新型企业的贷款等。”他说。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提高产品附加值，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大上”的代名词。不在本土固守陈规，则已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新途径。

从教训中适应规则

在国内，竞争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然而，中国制造企业在“走出去”时吃过的亏并不少。

所谓的“绿色壁垒”就是“大亏”。徐晓兰介绍说，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专门针对中国制造企业打入本国市场设置了各种壁垒。“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产品被要求公布其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她说，“而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缺乏这些数据。”在专家们看来，只有“吃一堑、长一智”，中国制造企业才能顺应新的国际规则，不断成长为“能力者”。

“内讧”则是中国制造企业吃的另一个亏。李和平指出，中国企业要抱团“出海”己成为共识。“利用我们在体制上的优势，组成‘联合舰队，参与国际竞争。”

在中国中车成立前，南车和北车之间的那些“往事”引人深思。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起，2011年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车报价200多万美元，北车报价120万美元，后来南车又把价格压到更低，但订单最后却被一家韩国公司得到。

当时，业内人士认为，南北车的彼此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而这是促成合并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走出去”，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中车。

徐晓兰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依靠技术这个核心竞争力之外，并购是手段，整合是方式。“如果一家企业、一个产品‘走出去是一根指头，而上下游整合后的‘走出去就是一个拳头。”因此，她在今年提交给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中建议，应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力量，为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

在徐晓兰看来，韩国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20多年前，韩国政府扶植了诸如韩国电子信息振兴院、韩国软件促进会等机构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设立办事机构。这些机构为韩国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服务，奠定了该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同时，侨团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央各涉侨涉外单位应建立联席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合力。”徐晓兰建议。此外，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也应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技术评价、市场评估、专利收购、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