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变量。在分析这种变化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把特朗普在选举期间的言论和其未来真实的施政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特朗普团队在外交上缺乏经验，在权力过渡期会朝各个方向摸索，出现一定的复杂混乱局面，让人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是，特朗普这次“不走寻常路”的胜利，代表了美国人民求变的心理取得压倒性优势。再加上这次美国大选以后，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且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点难以捉摸，这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较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那么，变化的方向是什么？目前情况还不完全清晰，但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前美国政治中的本土主义倾向已占据上风。这种思想过去多年在美国一直存在，但只是一股潜流，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被看作一种“政治不正确”。但特朗普的横空出世，代表了这种思潮的逆袭。特朗普当选以后，美国的政策将更加内向化，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内部的改革和振兴问题上，对外则呈现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在这个大方向下，美国的移民、贸易、外交政策都可能做相应调整，但这些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应该分别来看。

移民政策是大选的中心话题，但对中国影响较小，所影响的层面也较为微观。华人社区在这次大选中对共和党提供了支持，其在美国政治中的站位和角色值得继续关注。

经济问题会相对麻烦。未来如果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包括在金融上变得更加利己主义，显然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影响。但在充分预判这种影响的同时，也应该保持信心。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很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重振制造业，美国经济的重振最终还是要依靠发展新产业、创造新岗位。反全球化最终不会有益于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因而不要过高估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波动。

在外交问题上，中美关系在微观上会有一些新的争议，如在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但也不要过高估计其危害的严重性。从宏观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态势发展也许会有新的机会。为此需要证明三个判断：

第一，在本土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将继续尝试收缩和转型。这不是说美国将放弃全球霸权，更不必然代表美国霸权的崩溃。美国的收缩是在一定外部环境下实现的，那就是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世界几大主要的力量中心多数比美国混得还惨，不会威胁美国的领导地位。很多国家甚至对美国的收缩感到担心。换句话说，美国的收缩，会加大世界各国对美国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手里有筹码，可以通过有序的谈判和制度安排，让地区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从“霸权思维”向“股权思维”转变。

第二，美国在战略调整过程中最大的变数是中国。中国是唯一有潜力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的国家。如果中国抓住机遇挑战美国，那么美国的“全球股份制改革”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因而，虽然早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就开始了，但与此同时，中国问题也极快凸显出来。奥巴马上任之初，有一阵似乎是想跟中国谈“利益攸关方”的责权利问题。但是，那时候可能中美两国内部都还没有准备好。尤其是美国国内主张防范中国、震慑中国的力量后来迅速占了上风。这就呈现出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局面：美国在全球坚决收缩，但唯独在亚太地区空前部署军事力量，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打头阵，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僵局。

第三，特朗普的当选预示着美国一种新的自我认识和思维方式占据上风。在希拉里所代表的美国精英眼里，美国还是美国，没什么大的问题；而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眼里，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美国的自我判断很重要，它决定了美国什么时候可以真心诚意地跟中国谈大的战略关系问题。在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中，“相互尊重”是关键。如果美国不再如此自恃，不再把政治制度和人权等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中美关系就有了更好的相互尊重的基础。特朗普的态度已经明显“脱虚向实”，减少了意识形态中心主义思维，把中国当成一个“厉害的角色”。

未来中美关系有实现大交换、大妥协的可能，但也有可能走向根本性的对抗。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如果美国判断中国会出来填补美国收缩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和美国作对，未来国际政治是一番光景；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可以帮美国撑着点，那国际政治又是另一番光景。所以，中美关系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的主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