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玲

2016年7月以来，韩国总统朴槿惠好友崔顺实干政并贪腐的一系列事件通过媒体报道逐渐浮出水面，具体内容包括：崔顺实及其亲属利用自身与总统的亲密关系设立财团接受大企业援助、从政府主导的体育文化项目中获取私利、通过不正当手段送崔的女儿入大学、修改总统演说文、干涉政府预算、干涉政府人事等。在这一过程中，朴槿惠涉嫌泄露政府机密、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听取崔顺实等好友的意见、帮助崔顺实掌握的文化财团从大企业处募资等。如果这些指控是事实，那么总统就违反了多项法律，同时说明总统不具备必要的执政能力和正确的执政态度。韩国检察院和国会都启动了调查，与此同时，韩国民众开始走上街头进行烛光游行，要求朴槿惠下台。11月12日，来自韩国各地的民众聚集在青瓦台附近，进行了韩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烛光游行。警方称参加者人数为26万，组织者则称超过了100万，在野党的政治人物也出现在了游行队伍里。至此，“崔顺实门”已经发展为在野的泛民主党阵营和市民社会共同进行的“倒总统运动”。

透过“崔顺实门”看韩国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

韩国实现民主化转型已经30年，其民主制度、民主文化已经非常成熟，“崔顺实门”事件的发生出人意料。但它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朴槿惠性格的特殊性、韩国政治制度的缺陷、韩国文化的特殊性等几种因素综合导致的。

朴槿惠的性格弱点

朴槿惠幼年时，父亲朴正熙成为韩国总统。22岁时，朴槿惠母亲被枪杀，朴槿惠开始代行第一夫人角色。27岁时，朴正熙被亲信枪杀，朴槿惠走出青瓦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80年代末，韩国民主运动取得胜利，朴正熙成为韩国现代史上功过各半的人物，虽带领韩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在民主运动史中被描述为独裁者，朴槿惠则成了独裁者的女儿，生活圈子一直很封闭。

2004年韩国保守党落入低谷把朴槿惠推上了政治舞台。朴槿惠的悲情身世引发了韩国人的同情，在韩国经济陷入低速发展的情况下，她还引发了韩国人对于朴正熙时代的怀念，因此很快成为保守党的旗帜。朴槿惠的人生经历使她远离普通韩国人的生活，对人缺少信任。她从政以来与人交流较少，被称为“冰公主”，在多次选举中被塑造成了冷静、坚韧、坚守原则的政治家形象。但在朴槿惠任职总统后，其性格的弱点就表现出来了。总统需要平衡社会内部各种不同需求、领导全社会达成共识，而朴槿惠只信任少数有极端保守倾向的亲信，对与政界乃至国民的沟通消极被动。韩国历届领导人都倚重亲信，但朴槿惠倚重的是没有任何政治和政府工作的私人好友，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现象，与她过于封闭的特殊性格有关。

总统权力缺乏监督

在韩国的政治体制中，总统拥有对于政府人事的绝对权力，青瓦台内部缺乏政治协商和监督机制。总理、政府各部门官员、执政党重要人物通常是总统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但总统如果过分任用亲信，对来自上述力量的不同意见闭目塞听，那么他们也很难对总统形成牵制。朴槿惠入主青瓦台后，这种制度的缺陷显露无遗。

除此之外，韩国社会中“类家庭”的组织文化也是导致朴槿惠“密室政治”缺乏监督的原因之一。韩国人的人际关系因尊卑长幼而呈现出明显的阶序，低阶服从高阶，高阶关照低阶，组织内部往往带有“类家庭”特征，领导人则像是“家长”。阶序文化的存在使得“家长”独裁变得非常容易，而低阶者要挑战高阶者，除了制度之外，还会遇到强大的文化阻力。正因如此，崔顺实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出入青瓦台、干涉政府事务，但青瓦台众多工作人员却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崔顺实门”反而在青瓦台外露出端倪。

“政经胶着”的积弊难以清除

韩国有着政商往来密切的传统，韩国的经济腾飞走的就是政府主导的道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朴正熙总统选出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为其提供政策和外汇、贷款等方面的支持，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后来成长为涉猎众多产业、垄断韩国经济的财阀企业集团。在全斗焕和卢泰愚两届军政府时期，总统亲信、政府高官与财阀之间的权钱交易一度非常猖獗。例如全斗焕总统的亲戚们就经常在各种市民组织里任职，通过这些组织收受企业贿赂甚至勒索企业。当时韩国的第七大财阀集团就因为拒绝向全斗焕总统弟弟领导的“新农村运动本部”提供资金而与政府结怨，最终因为得不到银行信贷而破产。这种现象被称作“政经胶着”，“政治贿金”甚至成了企业的“准租税”。政府对经济领域的不正常干预不但损害了市场公平，而且导致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助长了企业的非理性扩张，而这也成为1997年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韩国社会对于“政经胶着”现象深恶痛绝。第一届“文民政府”金泳三政府上台后，韩国通过了“金融实名制”法案，权钱交易从此被暴露在阳光下。此后，“政经胶着”现象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财阀企业以现金形式向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秘密选举资金，通过旋转门聘用前政府、法律界高官，在公职人员中培植亲企业势力等。因此，韩国逐渐完善了选举法、公职人员法等一系列法律，市民社会也积极开展反腐败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市民社会反腐运动是2000年国会议员选举中的“落选运动”。当时韩国很多市民团体共同发起“落选运动”，公开候选人的财产和选举资金来源，使一些候选人“落选”。此后，韩国仍然不断完善反腐败法律和监督机制，并在今年9月通过了《金英兰法》，使反腐深入到了杜绝“人情腐”的深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崔顺实仍然从大企业处敛财，总统涉嫌逼迫大企业向财团捐款，这是韩国清廉建设的一次大退步，说明韩国要根除“政经胶着”的顽疾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选举制度的缺陷

公开透明的全民选举是韩国民主制度的核心，但“崔顺实门”暴露出了这种领导人选拔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仅仅通过选举未必能看清候选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

韩国政坛分为“保守”和“进步”两大阵营。一段时间以来，韩国选民的“中间道路”倾向越来越明显，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在选举中所展示的政策也越来越相似，候选人的个人形象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朴槿惠充满悲情、坚守原则的形象打动了韩国人，成为受韩国人欢迎的“竞选公主”。但朴槿惠选举时提出的政策来自其竞选团队，在她入主青瓦台后，人们才慢慢看清了其政策方向和执政能力。“经济民主改革”曾经是朴槿惠竞选期间的重要政策承诺，但在当选后，朴槿惠政府在“经济民主改革”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甚至有很多倒退倾向，韩国人的收入两极分化依然在加速发展。朴槿惠在竞选中称自己只追求“国民幸福”，但她任用和提名的重要官员多次被曝出逃避兵役、非法敛财，以及极端亲日的言行等，甚至还有侮辱国民的言论，不仅政治立场极其保守，而且也与韩国社会基本的价值观理念格格不入。入主青瓦台后，朴槿惠与韩国社会的沟通非常不顺畅，并且压制社会监督力量。特别是“世越号”事件发生后，民众们看到总统不仅在事件发生时反应过慢，事后调查也不彻底不透明，而且还压制舆论对这一事件的质疑。崔顺实干政的事实浮出水面后，民众们才认识到总统甚至偏离了正常的政务处理程序。

透过“崔顺实门”看韩国民主文化的发展成就

“崔顺实门”虽然暴露出韩国民主制度、民主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但并不能仅以此来评判韩国民主建设的成就。“崔顺实门”被曝光、民众自发举行示威游行，这些都反映出韩国社会拥有强大的民主监督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

知识分子和媒体的民主监督能力较强

“崔顺实门”因为媒体以及梨花女子大学师生的追查露出了端倪，首先是在媒体上被曝光，进而才有司法机关以及国会的调查。受儒家文化影响，韩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战以来，韩国知识分子受到美国民主文化的熏陶。在民主化运动时代，他们是反抗军政府的先锋，在实现民主化转型后，他们又成为民主制度、社会正义的守护者。知识分子经常对国家重要事务发表“时局宣言”，而且也是各种市民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韩国传统媒体虽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但仍然起到强大的社会监督作用。韩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应用都非常成熟，结合了互联网与新通信技术的自媒体文化非常发达，为韩国人的民主监督、政治参与提供了又一个舞台。知识分子、新旧媒体以及市民团体是韩国政治制度之外强有力的监督力量。

韩国民众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素养

“崔顺实门”相关事实曝光后，普通民众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韩国民众自发组织起烛光游行，从全国各地赶到青瓦台附近，展示了他们守卫民主制度和社会正义的决心。

烛光游行还展示了韩国民众成熟理性的政治参与能力。游行中的绝大多数民众用合法、和平、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把游行示威办成了政治文化活动。很多韩国人与朋友、家人一起参加游行示威，父母借此向孩子传授政治参与的方法。游行结束后，参与者们还清理了垃圾，表现出极高的市民修养。在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民众举行烛光游行的同时，少数反对朴槿惠下台的民众也举行集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但两种意见人群之间相互尊重，没有发生冲突。

韩国的民主制度、民主文化虽然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市民社会具有强大的民主监督能力、民主参与热情、民主参与素养。这是韩国民主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也必将推动韩国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一步发展。

韩国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崔顺实门”事件发生后，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在中短期内会走入低谷。11月11日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对朴槿惠的支持率连续两周保持5%，尤其是20～30岁人群的支持率为0。执政党的支持率下滑至17%，创下历史新低，有可能成为执政党推举的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潘基文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崔顺实门”对于民主阵营的政党而言是一个好机会，民主阵营也正在谨慎小心地观察民意。2004年，保守党曾经因为卢武铉总统发表有政党倾向的言论、选举资金来路不明等对其进行弹劾，结果反而惹怒了韩国民众，被韩国民众视作政治争斗。总统弹劾案最终被宪法法院驳回，保守党在随后的国会选举中一败涂地。民主派要利用好“崔顺实门”，还需要正确理解民众的意愿。

近年来，韩国社会一直呈现出“保守化”倾向，年轻人在国内经济、社会福利、外交政策等领域里表现出更加接近“保守派”的立场。“崔顺实门”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年轻人与高年龄层的传统保守派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值观差异。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的传统保守派仍然带有冷战思维，以“反共”的视角批判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对于领导人独裁的容忍度更高，但年轻人却相反。“崔顺实门”事件是对传统保守势力的一次巨大冲击，韩国的保守政党也会注意到韩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随之调整自身的色彩。

“崔顺实门”也让韩国人再次看到了韩国民主制度、民主文化中的缺陷，会再次引发韩国社会关于政治改革的大讨论，诸如如何监督和分散总统权力、如何进一步强化反腐败法规等话题都很可能出现在明年的大选中。由此来看，“崔顺实门”可能成为韩国政治制度发展完善进程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