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人权问题的摩擦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常态化表现形式之一，美国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其外交政策当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思维混和、交替发生作用的特点。

奥巴马上台后，出于稳定发展对华关系、在关键问题上争取中国配合的实利主义政策需要，主动调低了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位置。然而，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从中美关系的议程中退出，特定事件对两国政治互信和正常合作的伤害仍然比较大。

奥巴马第二任期，以人权问题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冲击有所反弹，表面原因是美方对中国修订《国家安全法》、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和处理所谓“维权”律师等个案的关切和不满，深层次上却是出于对中国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在世界上对美国及西方价值体系形成潜在竞争力的担忧。

从这个角度讲，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隔膜没有缩小，美方对中国国内政治改革进程的不满和误解情绪直接反映在涉华舆论氛围的现实层面。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2013年底在海南三亚的一次演讲中给出了他的判断：“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增加了很多，因为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美国认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在世界上会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所倡导的这一套制度秩序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