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妮 张嘉馨 肖波 汤惠生

（1.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2.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3.广西民族博物馆 广西南宁 530021；4.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浙江仙居岩画的微腐蚀断代

金安妮1张嘉馨2肖波3汤惠生4

（1.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2.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3.广西民族博物馆 广西南宁 530021；4.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微腐蚀测年通过观测矿物晶体上的“石亏”来获知岩画的制作年代，是一种无损的“直接断代法”。仙居岩画的测年工作主要在送龙山和小方岩两处地点开展，经过观测，研究人员从岩画刻槽中取得了十一组石亏微腐蚀数据，以及两组来自吴芾墓附属石刻的校准数据。由校准后的年代计算结果可知，小方岩岩画的制作开始于东吴末年，贯穿了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一直延续至唐初，而送龙山岩画则为唐代作品。

浙江仙居岩刻画微腐蚀断代石刻校正曲线

一、微腐蚀断代法的原理与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筑基于艺术风格或考古类型分析的传统断代方法，越来越无法适应日益深入的岩画研究。正是在这种时代要求下，岩画直接断代法应运而生。岩画直接断代（direct dating of rock art）的概念最早是由澳大利亚岩画学者贝德纳里克（Bednarik R.G.）于1981年提出。它是针对“传统的考古学断代方法”而言，其定义是“利用最可靠的科技手段对岩画的年代进行直接测定，其中包括对与岩画相关的岩面刻痕、裂隙、颜料以及沉积物等方面的观察、分析与测试”［1］。这里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用于测年的物质与岩画之间的物理关系必须是直接和无可争议的；其次，这种测试及其结果是可以验证的［2］。

1966年，波兰学者切尔诺豪斯（Černohouz J.）和索尔茨（Solč I.）提出一种通过观测岩面衰退程度来计算风蚀现象年代的方法［3］。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贝德纳里克对波兰学者的理论进行了相应修改，以适用于岩刻画测年［4］。经贝氏完善的断代法，被称为“微腐蚀断代法”（microerosion dat⁃ing method），是一种可用于测算岩画制作年代的直接断代方法。

微腐蚀断代法的观测对象，主要是分布于岩画刻痕表面的石英晶体。石英即二氧化硅，硬度7，熔点1713°C，化学性质稳定，不易氧化，耐腐蚀性极强。在岩画制作的过程中，暴露于刻痕表面的石英晶体颗粒因受外力冲击而断裂，断面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风蚀，锋锐的边、角会逐渐变钝，形成弧面。微腐蚀断代法将该弧面称之为“石亏”（wane），通过对石亏的观察和分析，可以计算出晶体断面风蚀现象的年代曲线，再与已知年代石刻的微腐蚀曲线进行对比校准后，即可获知岩画的创作年代［5］。任何已知年代墓碑、摩崖题记、造像、纪念碑、甚至是晚更新世的冰川擦痕等，都有可能提供以资比对的校正数据。微腐蚀断代在中国岩画研究中的应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特质造就了大量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文物，可提供汗牛充栋的校正数据资源，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石刻文物所选用的大多为诸如花岗岩、片麻岩、片岩、千枚岩、粗晶体砂岩、砾岩和角砾岩等富含石英晶体的岩石，为微腐蚀观测的开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此外，与目前流行的放射性碳、铀系等手段相比，微腐蚀断代法还具有简便易行、经济性好，以及无需取样等优点，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

尽管微腐蚀断代拥有诸多优点，但在中国岩画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学者们对该方法不够了解之外，还有观念方面的问题：要么恪守类型学或交叉断代一类传统的断代方法；要么选择14C、铀系等科技手段，而这些方法并非完全适用于岩刻画测年。考虑到占我国岩画资源总量80%以上的都是岩刻画，可以说，微腐蚀断代法几乎是目前唯一可操作和可信赖的直接断代法。

微腐蚀断代法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可追溯至1997年的青海岩画测年。用于校正的石亏数据来自都兰吐蕃王陵石狮和玉树唐代佛教造像及石刻题记，在与青海庐山、卢芒沟和野牛沟三处岩画石亏数据通过曲线函数进行比对计算后，获得三处岩画的年代在距今3200—2000年［6］。稍后，微腐蚀断代法也被用于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年代测定，并以位于将军崖附近，刻于61年4月的孔望山摩崖造像为校正数据，最后得到将军崖史前岩画的创作年代在距今11000—4300年［7］。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量凹穴岩刻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市具茨山，关于岩画断代的研究迅速升温［8］。2014年6—7月，由中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岩画学者组成的工作组在河南、宁夏、江苏三省进行了为期近30天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岩画微腐蚀数据及校正数据，从而为这三个地区的岩画年代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9］。同年，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以及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与保护中心组成的科研团队考察了位于浙江省仙居县的送龙山和小方岩两处岩画点，利用吴芾“赐谥敕牒”碑提供的校正数据，对两处地点的岩画进行了微腐蚀测定，获得了岩画的制作年代。下面本文将对此次岩画科学研究工作加以介绍。

图一//仙居岩画地点分布图

二、仙居岩画的微腐蚀数据

仙居岩画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从2002年至今，共发现送龙山、中央坑、小方岩、西塘、东坪、余岭、央弄殿、对山岗、石盟垟等9处岩画点（图一），现存各类图形220多幅，其中以蛇形、锄耙形图案较为常见。岩画线条流畅，风格古朴，总体保存较好。本次调查中，研究人员对送龙山、小方岩两处岩画点进行了显微观察，发现大部分岩刻所处岩面富含石英晶脉，非常适于开展微腐蚀断代。同时，调查组也对位于宋代吴芾墓前的“赐谥敕牒”碑、龟趺座、石人、石狮进行观测，获取了用于校正的石亏数据。

（一）吴芾“赐谥敕牒”碑、石狮、石人

该碑位于仙居县官路镇后里吴村东北石人坦吴芾墓址前。石碑坐东北朝西南，高2.70、宽1.30、厚0.25米，碑体向前方倾斜，碑座为龟趺座。碑文记叙吴芾生平事迹及当时朝臣为吴芾请谥的缘由，年代为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石碑左侧几米处有石人一通，已倒伏于地表。石碑左前方还有石狮一通。石人、石狮应与墓碑为同时代文物。石碑、龟趺座、石狮以及石人均为花岗岩材质，岩体富含石英晶脉，具备开展微腐蚀断代的条件。研究人员共取得六组数据：第一组来自位于碑文中上部“绍熙五年”周围边框刻槽（图二），长石石亏长86μm，宽7，7，11=25/3=8.33μm，这也是本次考察中观测到的唯一一个长石石亏数据；第二组来自位于“绍熙五年”右侧同一水平线上用较小字体刻制的碑文正文从左往右数第七排第一个字的刻槽，石英石亏长71μm，宽7，7，7= 21/3=7μm；第三组来自位于石碑龟趺座上一处刻槽，石英石亏长57μm，宽7，7，10=24/3=8μm；第四组来自位于石狮头部的一处刻槽，石英石亏长71μm，宽7，7，7=21/3=7μm；第五组来自位于石狮左侧眉骨下方一处刻槽，石英石亏长25μm，宽5，7，7=19/3=6.33μm；第六组来自位于石人胸部的一处刻槽，石英石亏长29μm，宽6，7，7=20/3= 6.66μm。

图二//吴芾“赐谥敕牒”碑，长石石亏在图中IFRAO标尺右侧上部用三角形标记的位置（张嘉馨摄）

图三//小方岩岩画点的蛇形岩刻，石亏位于IFRAO标尺上方三角形标记处（张嘉馨摄）

图四//小方岩蛇形岩刻中石英石亏的显微观察，长度为667μm，从该石亏中共取得3个石亏宽度的测量数值（张嘉馨摄）

图五//送龙山岩画点的镰刀形岩刻，石亏位于IFRAO标尺下方三角形标记处（张嘉馨摄）

（二）小方岩岩画

小方岩岩画点位于仙居县朱溪镇东北角山壁，岩画分布于裸露的花岗岩基岩表面，岩面上方较平缓处刻痕密集，下方倾斜岩面上则较疏朗［10］。岩刻种类主要有蛇形、镰刀形、方框形等，部分图案间存在打破关系。线刻沟槽较深，应系采用金属工具制作。岩体富含石英晶脉，具备开展微腐蚀断代的条件。研究人员在岩画刻痕中共取得四组数据：第一组来自一幅蛇形图案，石英石亏（图三、图四）长667μm，宽10，13，17=40/3=13.33μm；第二组来自位于蛇形图案右侧的镰刀形图案，石英石亏长40μm，宽10，15，15，20=60/4=15μm；第三组来自位于蛇形岩刻的左侧岩面上的一幅镰刀形图案，石英石亏长30μm，宽10，10，15=35/3= 11.66μm；第四组来自位于岩壁下方倾斜岩面上的一幅镰刀形图案，石英石亏长29μm，宽14，14，14= 42/3=14μm。

（三）送龙山岩画

送龙山岩画点位于仙居县福应街道赵家垟村北约500米处的金家坑山口，岩画分布于呈阶梯状的花岗岩基岩表面，前方约10米处有一条小溪流经。每层岩面均分布有岩刻，岩刻种类主要有棋盘形、方框形、锄耙形和镰刀形等，还发现一幅磨盘状图形。线刻沟槽较深，应系采用金属工具制作。岩体富含石英晶脉，具备开展微腐蚀断代的条件。研究人员在岩画刻痕中共取得七组数据：第一组和第二组来自位于从下往上的第二层岩面上的一幅方框形图案，两条石英石亏长度均为500μm，宽度均为15，10，10，10=45/4= 11.25μm；第三组和第四组来自位于第一层岩面上的一幅方框形图案，其中在方框边缘左侧刻痕中观测到的石英石亏长20μm，宽13，10，9=32/3= 10.66μm，在垂直于方框边缘的另一条刻痕内观测到的石英石亏长40μm，宽10，10，15=35/3= 11.66μm；第五组来自位于第三层岩面上的一幅方框形图案，石英石亏长750μm，宽6，12，12，12= 42/4=10.5μm；第六组来自位于最高层岩面上的一幅锄耙形图案，石英石亏长55μm，宽10，10，14，14=48/4=12μm；第七组来自位于同一岩面上的一幅镰刀形图案（图五），石英石亏长27μm，宽14，10，7=31/3=10.33μm。

图六//吴芾“赐谥敕牒”碑的石英石亏微腐蚀年代曲线

图七//小方岩2号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曲线

图八//送龙山2-1号石英石亏微腐蚀年代曲线

图九//送龙山3号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曲线

三、数据分析

（一）校正曲线

在刻于1203年的吴芾“赐谥敕牒”碑上观测到的石英石亏宽度平均值为7μm，经计算得出的微腐蚀系数为8.6μm/ka，而从长石石亏数据得出的微腐蚀系数为10.3μm/ka。由于在两处岩画点观测到的均为石英石亏，故研究人员决定选择吴芾碑石英石亏的微腐蚀系数作为年代测定的校正曲线（图六）。经过计算和校准，最终得出：龟趺座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930+230/-120年（注：此处的“E”，即erosion，表示该年代数据为微腐蚀断代结果，由于是在2014年进行的这项考察，距今指相对于“2014”的年份）；近旁发现的石狮，其头部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810年；左侧眉骨下方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740+70/-160年；石人胸部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770+40/-70年。

（二）岩画微腐蚀年代

研究人员将在小方岩岩画点观测到石英石亏的四幅岩刻图案分别标记为小方岩1-4号，经过计算和校准，最终得出：小方岩1号（蛇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550+430/-390年；小方岩2号（镰刀形）（图七）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740+590/-580年；小方岩3号（镰刀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360+380/-200年；小方岩4号（镰刀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630年。

研究人员将在送龙山岩画点观测到石英石亏的四幅岩刻图案分别标记为送龙山1-5号，由于其中送龙山1和2两处刻痕内均观测到复数石亏，故其编号格式调整为送龙山1-1、1-2等。经过计算和校准，最终得出：送龙山1-1号（方框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310+430/-150年；送龙山1-2号（方框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310+430/-150年；送龙山2-1号（方框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240+270/-190年（图八）；送龙山2-2号（方框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360+380/-200年；送龙山3号（方框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220+ 180/-520年（图九）；送龙山4号（锄耙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400+230/-240年；送龙山5号（镰刀形）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E1200+430/-390年。

表一//仙居岩画的微腐蚀断代结果

四、结语

本次微腐蚀测年系仙居岩画的首次直接断代。分析结果显示：小方岩岩画点石英石亏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1740—1360年，而送龙山岩画点的微腐蚀年代为距今1400—1200年。转换成日历年后，小方岩岩画的制作时代在274—654年之间，而送龙山岩画的制作时代在614—814年之间。由此可知，小方岩岩画的制作开始于东吴末年，贯穿了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一直延续至唐初；而送龙山岩画似乎接续了小方岩岩画，为唐代作品。

（致谢：浙江省仙居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们在本次岩画调查期间提供了诸多帮助与支持，在此致以诚挚谢意！）

［1］Bednarik R.G.，The potential of rock patination analysis in Australian archaeology-part 2.The Artefact，1980（5）：47-77.

［2］Bednarik R.G.，Rock Art Science：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alaroart.New Delhi：Aran Books International，2007：124.

［3］Černohouz J.，Solč I.，Use of sandstone wanes and weath⁃ered basaltie crust in absolute chronology.Nature，1966（212）：806-807.

［4］［5］Bednarik R.G.，A new method to date petroglyphs.Ar⁃chaeometry，1992，34（2）：279—291.

［6］汤惠生、高志伟：《岩画断代技术、方法及其运用——兼论青海岩画的微腐蚀断代》，《文物科技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189页；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189页。

［7］汤惠生、梅亚文：《将军崖史前岩画遗址的断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8］汤惠生：《河南地区新近发现的岩画、巨石遗迹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Tang H.，A New Dis⁃covery of Rock Art and Megalithic Sit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Rock Art Research，2012：2（28）：3-18.

［9］Tang H.，Bednarik R.G.，Kumar G.，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2014 rock art dating expedition of China.Purakala，2014（24）：63–75.

［10］张峋：《仙居岩画述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朱国平；校对：黄苑）

青铜器修复与仿古技艺研讨会在南京博物院成功召开

2016年10月23—24日，青铜器修复与仿古技艺研讨会在南京博物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及高校的50余名青铜器修复专家及学者参会。会议主要围绕三大主题进行研讨：青铜修复技术的源泉，青铜器修复与仿制技术，青铜器修复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本次研讨会成果主要有三项。第一，归纳厘清青铜器修复与仿古行业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应当区别于传统工艺中师徒传授，沿袭技法的工匠模式。近百年来，我国的青铜器修复技术不断地学习借鉴社会各行业的新材料、新工具、新方法，将其引入应用于矫形补配、翻模浇铸、作色做旧等各修复环节，不断地攻克解决传统工艺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因此南京博物院文保所万俐所长将青铜器修复领域的工匠精神高度概括为：精益求精，突破自我。第二，探讨总结以王荣达先生为代表的“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在北京传人修复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创新出六个方面的发展：其一，青铜器纹饰的理论探讨；其二，青铜器塑形材料的创新；其三，在青铜器模具材料方面的创新；其四，青铜器铸造新技术的运用；其五，青铜器做旧材料的交替运用；其六，青铜器修复工具的发明。上海博物馆王荣达师父的诸位弟子回顾介绍了王荣达师父所参与修复的多起青铜器保护实例，以及他在青铜器修复培养教育方面的有益尝试。王荣达师父对商周时期中原文明具有代表性特点的青铜器纹饰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总结，就青铜器纹饰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究。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青铜器修复人员的理解认识，提高了他们的修复技术，也为青铜器断代研究与鉴定辨伪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同时开启了修复技术人员关注青铜器纹饰学习的先河。第三，对以“古铜张”派上海传人教育模式为原型的现代青铜器修复技术人才的高校培养模式的探讨与实践。王荣达师父的弟子尤戟教授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授青铜器修复、复制与鉴定课程时，将王荣达师父曾经要求的对于青铜器纹饰的临摹学习作为学生入门学习的基础与重点，把青铜器的复制、修复、鉴赏三部分精密相连，提出复制是基础、修复是提升、鉴定是结果的观点。

本次青铜器修复与仿古技艺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梳理了近三十多年来我国文博系统内青铜器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及发展现状；加强了全国各地博物馆青铜器修复技术人员之间的联系交流；归纳了“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在修复技艺上的创新总结。青铜器修复应当继续传承传统工艺手法及传统修复理念中科学合理的思想，辩证地使用新型的高分子化学等材料，借鉴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与综合培养体系，为我国的青铜器修复事业培养更为全面的高素质复合型现代修复技术人才。（执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曹成铭）

Microerosion Dating of Xianju petroglyphs,Zhejiang

JIN An-ni1ZHANG Jia-xin2XIAO Bo3TANG Hui-sheng4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7;2.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3. Guangxi Museum of Nationalities,Nanjing,Guangxi,530021; 4.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050024)

Microerosion dating is a non-intrusive‘direct dating method’which measures the widths of the‘wane’on fracture crystal.The work to date Xianju petroglyphs,Zhejiang Province was carried out at two main sites:Songlongshan and Xiaofangyan.Analysts have managed to secure two calibration curves form the rock inscription of Wufu tomb and eleven age estimates from the petroglyphs of Xiaofangyan and Son⁃glongshan sites.The calibrated data indicate that the creation of the petroglyphs at Xiaofangyan site lasted through a long period from the late Eastern Wu to the early years of Tang Dynasty,while the successive cre⁃ation of petroglyphs at Songlongshan site occurr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Xianju,Zhejiang;petroglyph;microerosion dating;inscription;calibration curve

K879.42

A

2016-02-02

金安妮（1991—），女，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张嘉馨（1985—），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原始艺术、岩画。

肖波（1982—），男，广西民族博物馆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考古、岩画。

汤惠生（1955—），男，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教授、国际岩画断代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岩画、史前艺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