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鸥VS傅天虹

百年新诗对话·诗人访谈

傅天虹：以诗存史，正本清源（下）
——百年新诗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傅天虹篇

南 鸥VS傅天虹

南 鸥：本刊栏目主持人。

傅天虹：祖籍安徽，1947年生于南京。南京师院毕业，香港广大学院文学士、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常务副所长、文学院教授。

还在襁褓中父母就去了台湾，由南京的外婆抚养成人。80年代初移居香港，促成两岸诗人在北京首度会面，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1987年在犁青、洛夫、路羽、张默参与并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1年客居澳门，主编《大中华新诗辞典》和《世界华文诗库》（1000多册）；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600余部；2007年3月策划并参与创建“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香港举办五届。成诗4千余首，结集30余部，另有编著一千余万字。《中国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新诗史》、《香港文学史》等多部史书均专节介绍。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跨越两岸四地，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

南 鸥：根据您老上面的概述，看来台港澳三地的诗歌由于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强烈持续的渗透而出现“断裂”，三地诗歌发展的脉络更加接近诗歌本身的规律，请您老具体谈谈台港澳三地诗歌与大陆诗歌相比存在哪些差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它们自觉地呈现了那些诗学本身的特征？

傅天虹：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台港澳诗歌和大陆诗歌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诸如作家队伍的组成，作家的学识、素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思潮和流派，甚至表现手法和文字技巧等等，都存在着差异。与大陆诗歌相比，台港澳诗歌显得色彩更驳杂些。

综观台湾诗歌发展脉络，到目前为止乡土派和其他现实主义诗人，在关注乡土，现实方面，为台湾诗歌开拓了视野；现代派诗人中，不少人亲身经历了战争的动乱、生活的流离、殖民的痛楚，看到了台湾引颈西盼后的失落和丧失民族独立的耻辱，他们的诗所表现的心存故土、怀乡忧国、企盼祖国统一、缅怀民族文化的情感，反映了一代人的心声。所以，刻下时代印迹的有价值的台湾诗歌是各流派诗人共同劳作的成果。

台湾诗领域还讨论了诸如诗的意象、张力、音乐性、绘画性和电影技巧的运用、矛盾语法、诗的语言等问题。虽然意见纷纭，但均属形式和技巧的探讨，有助于丰富现代诗的表现手法，提高现代诗的质量。

香港诗歌的独特性表现在都市文化性格的逐渐成熟。一方面是诗对香港现实的关注。本土诗人的“草根性”，使他们以根生的香港身份，观察、思考和抒写自己文化视野中的香港经验，而南来诗人以他们双重人生经历的对比，抒写在新的“家园”中的兴喟感慨； 二者构成了诗歌创作日益突出的“香港性”。香港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特殊地位，增强了香港诗人独立的文化意识，以丰富的母体文化，面对广阔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都市文化特征。

而澳门诗歌表现出：一是写实性。澳门诗人的创作方法深受内地影响，现实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二是包容性。澳门诗歌以汉语创作为主流，另有土生诗歌的存在。创作中，无论是采用“五四”以来新诗传统写作的“新诗派”，还是深受内地朦胧诗影响的“现代派”，抑或以苇鸣、懿灵为代表的“后现代派”，他们彼此之间均注意共存互补；三是温和性。在诗歌上，中葡诗歌极少产生冲突。诗人们都是各写各的，很少有人扯起旗帜搞党同伐异的论争。

南 鸥：在您老看来，1949年后汉语诗歌被人为地割裂，大陆是一块，而台港澳是一块。记得2006年12月应安琪之约我写过一篇《中间代——独具理性禀赋的精神群雕》，文中谈到“没有一个民族的心灵与我们一样，被意识形态如此强烈地渗透和浸染，因而我们诗歌发展的脉络更多呈现的是意识形态的轨迹，而绝非是诗歌自身规律的演绎”，现在看来您老的观点就是最好的例证。您老几十年一直处于汉语诗歌各个板块的夹缝之中，感受最深，请您老谈谈这种伤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傅天虹：你说到很对，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干扰，大陆诗歌发展的脉络绝非是诗歌自身规律演变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绑架、分割、涂改、粉饰的结果。显然，人为地将诗歌割裂为大陆和台港澳两个板块对汉语新诗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一历史错位严重阻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让大陆诗歌代替了整个汉语新诗，对台港澳诗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致使汉语新诗丧失了自身的完整和丰富，对汉语新诗自身的学术构建造成了体系上的严重的缺憾。

南 鸥：我注意到，您老一直致力于两岸四地诗歌的区域整合，并谈到“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请您老具体谈谈“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的总体构想、学术支撑以及实施的路径。

傅天虹：中国新诗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域，都因为深层的语言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同，与中国五四以来诗歌传统的流脉相承续，表现出内质上的紧密联系。在这种视野观照下，对这所谓的四大版块新诗区域的整合就显得异常重要。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两岸四地“和而不同”，“异中有同”的汉语新诗创作和诗学理论的互相参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的宏观视野；也要深入到各自丰富多彩的诗貌中，探寻汉语新诗的不同态势。只有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比较的视野来整合重建，才能对汉语新诗诗学的发展提供更富有意义的启示。

以汉语为整合性因素，来剔除人为、随意、非诗本质的诗学划分，这便是汉语新诗概念的学术优势之所在。我们认为，应该回到中国新诗本体中去探讨新诗的生成与形态，必须从新诗语言问题入手，而非从外在的社会时代变迁来对中国新诗进行强行肢解。

南 鸥：我还注意到，无论“以诗存史”的基本点，还是“区域整合与视野重构”的诗学重构方向，“汉语新诗”这个学术概念都是您老学术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没有对它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学术认知，其它的诗学观点和诗学理想都无法真正深入和展开，请您老再具体谈谈对“汉语新诗”的学术定位。

傅天虹：“汉语新诗”概念就是针对两岸四地当前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汉语新诗”概念及其理论运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而“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又自动呈现了不言而明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汉语新诗”正可以从根本上体认新诗的语言学基础。“汉语新诗”的“汉语”，不仅仅在于隐喻汉语本身积淀了前人以往的经验，而且这些积淀能作为符号经过诗人的创作重新集中起来，为后世读者所理解所感动。所以，“汉语新诗”有效地更改了那种更多地停留在对“现代”语义的强调的“现代汉诗”的偏重，不仅仅指陈时间维度上“代际”性的文类秩序，还更指向一种连续性的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而不是诗歌本质上的对立。

由此，汉语新诗也将在诸多层面上实现正本清源的意义。如汉语新诗将在一定程度上厘清那些试验诗，那些不以现代汉语语言规则为基准的诗歌。一般说来，语言的运作规范是既符合语法规律，又符合语义规律的。而诗歌语言则通常符合语法规律，却可以超越一般语义规律，即在语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绷紧或松脱、断裂或错位、甚至扭曲变形等等语义变异尝试。然而如果超出了这基本的变异范围，而肆意践踏现代汉语语言规则，则大损诗的美感，而造成语义的乖戾、荒诞、背谬，甚或无意义。而当前有些诗歌正是以此为长，走入误区，而这种诗，将需要使用“汉语新诗”的内涵与外延加以界定。

“汉语新诗”以语种定义诗歌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一种学术成果。而“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的构想，则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另外，这种构想还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它包含了时间跨度上的近百年，也收纳了不同政治意义上的区域版块的空间分流显现，使得中国新诗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体认，这种体认指向的并不是时代或者人为的定性，而是一种由诗歌自身审美形态所生发的一种抽象的皈依。更能体现汉语自身的各种可能，如在汉语的软硬度、宽窄度、心理体验、意识等方面，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诗歌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诗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与英语新诗、法语新诗、俄语新诗、德语新诗等并列，充分地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展现出来。

南 鸥：我们知道，从严肃的学术意义上说“汉语新诗”一直没有获得学术上的统一认知，而近年您老一直致力于“汉语新诗”的研究，请您老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傅天虹：“汉语新诗”是针对当前中国百年来新诗研究所存在的，由文化心理、政治历史因素、人为因素等形成的新诗学科研究的命名上的尴尬和错位而提出的新命名，本人试图通过对“汉语新诗”的命名意义及可行性、来路与现状、使命的探讨，为促进新诗与诗学健全、科学、有序的发展而做出努力。

“汉语新诗”概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它避免了白话新诗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命意上有明显重复的缺憾，以一种学术的严整和科学性体现出一种以现代汉语操作的新诗的本质特征。第二，它避免了中国新诗之类的命名对中国以外甚至是中国以内的台港澳诗歌的人为排斥，在汉语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给予新诗以稳定的文化定位。第三，它避免了汉语旧体诗在现代和当代的复现造成的模糊性，避免了含混地容纳进相关概念的尴尬，例如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等等概念，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尴尬。

汉语新诗在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过程性、阶段性。一方面，我们从汉语新诗自身的生成流变中梳理出不同时代的流派和群落，另一方面，在对当前汉语诗坛的宏观把握中，我们认为汉语新诗的“断代”界定已刻不容缓，如以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幅页为一块版图，整个汉语新诗界的代际形态业已形成，可以分别以前行代（老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予以界分，构成多彩多元的局面。在具有历史承续性的三代中，也表现为诗歌观念、诗人构成、诗潮流向上的显著差异。

南 鸥：您老在诸多文论中都反复谈到参与创建“当代诗学论坛”机制，现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举办四届，定于明年在香港举办第五届，请您老具体谈谈这个“当代诗学论坛”机制的学术定位，运行方式及其意义。

傅天虹：2007年3月9日至11日，一批来自内地与台港澳的著名的中生代学者与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参加 “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我曾在二十多年前全力促成台湾前行代诗人北京的破冰之旅，当时，作为学校的华文所负责人和文学院教授，在院、校领导支持下，为策划这届史无前例的会议耗尽心力。令人欣慰的是会议十分成功，我很希望会议结束后，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汉语新诗学术交流机制，把会议一届一届开下去。经联洽，3月10日晚，来自内地的屠岸、谢冕、张明远、吴思敬、朱寿桐、吕进，台湾的黄德伟、简政珍、香港的傅天虹、犁青、张诗剑、盼耕，澳门的高戈，在我校西餐厅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十三位与会者一致同意联合发起“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并当场签名为志。这届两岸中生代高层论坛即作为第一届当代诗学论坛，并协商选举论坛机制的召集人为屠岸、谢冕，秘书长为傅天虹。

“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在文本建构方面， 也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至今完成了《汉语新诗美学大辞典》、《汉语新诗诗库》《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等20余部汉语新诗重要文本。

南 鸥：谈谈您老的诗歌创作吧，您老认为您的创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作是什么，所呈现出什么样的诗学特点？

傅天虹：我的创作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一是文革前后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童年》、《摇篮歌》、《小雏鸟》、《暴风雨》等。二是金陵早春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南京杂咏》（组诗）、《野草》、《青春》、《虹》、《山藤》、《我是一蓬根》、《海的世界》（组诗）等。三是香港生活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慈云山木屋歌》、《午夜之后》、《天象》、《香港病》、《读史》、《黑夜意识》、等。四是四地行吟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死水》、《武夷群峰》、《游大三巴偶感》、《澳门新口岸沉思》、《三峡》、《武候祠前》、《重访秦淮河》、《漓江剪影》、《梦断西湖》、《黄河远观》、《致贝多芬》等。

在我的整个创作过程中，石天河、洛夫、白灵、鲁原、耿建华、严迪昌、吴开晋、向明、冯亦同、朱寿桐、许燕、蒋登科、王珂等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对我的诸多诗歌文本作了精当的评价，在此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