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李立尧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熊彼特企业家理论与其制度演进论的内在关联

朱海就，李立尧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详细剖析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过程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深刻分析了企业家的活动最终消失，资本主义自我毁灭，并且被社会主义代替。这两部著作的观点看似矛盾，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其逻辑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沿袭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并且没能塑造出完整的企业家特征，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具有生产函数性质，忽视了其主观知识视角，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将企业家让位于官僚，企业家的活动被官僚的计划活动代替，最终构成了他有关社会制度演进的观点。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均衡环境不能容纳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只能存在于非均衡环境中，且非均衡环境是理解企业家作用的重要基础，制度演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企业家的活动。

企业家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主观知识；制度演进论

一、引 言

熊彼特作为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推动者及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他的思想并没有受到当时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在沉寂了多年后，其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重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享有极高盛誉，该理论也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现象。一方面，他奉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另一方面，他认为均衡思想不能解释经济发展。于是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试图通过设计出一个综合了均衡思想、由企业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型，而且，其经济周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企业家也被看做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标准阐述。在另一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考察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由“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所推动。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这部著作中，熊彼特的“企业家”最终消失了，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了资本主义社会。两者关于企业家及社会制度的观点给人不一致的感觉，但其实是有内在关联的。目前关于熊彼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理论及其扩展理论或社会制度演进等问题上，对其两者关系的研究却很少，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

二、文献综述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向我们呈现出由企业家创新行为主导的经济周期动态特征，Baumol[1]认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周期理论。Hagemann[2]指出，熊彼特在这部著作中说明了引起经济周期的要素，经济的周期波动需要拥有创新性的企业家借助银行提供的信用打破固有的状态，创新、企业家和银行信用缺一不可，创新是引起波动的条件，企业家是创造性破坏的代理者，银行信用是企业家活动出现的先决条件和创新投入的基础，孟捷[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家创新也是导致信用变化的原因。Rothbard[4]与Phelan[5]认为熊彼特的经济周期还是均衡框架内的，是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变化过程，并不是真正的动态经济周期。高良谋[6]认为熊彼特不仅突出了企业家的核心地位，而且没有损害一般均衡理论。关于熊彼特式创新型企业家，Endres和Woods[7]、刘志铭和郭惠武[8]等肯定了熊彼特强调的企业家首创精神，即在经济中实施了新组合而不是发明新组合，企业家是将新组合引入经济周期的人，靳涛[9]也指出其强调的是经济范畴而不是技术范畴。应该注意的是，Baumol[1]、张完定和李垣[10]等并不认同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在实施新组合时无需承担风险这一观点，Baumol[1]认为，即使企业家拥有很大的财富，可以弥补投资失败引起的损失，也不能忽视机会成本这一因素；张完定和李垣[10]则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批判了熊彼特式企业家不承担风险的合理性，认为其创新的风险抵押是未来的收入。熊彼特试图构造出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发展模型，但孟捷[3]、刘志铭和郭惠武[8]等认为熊彼特并没有将企业家的活动内生化，他们指出仅仅说明企业家将新组合引入经济中是不够的，没有阐明技术创新的内在生成机制，也没能将企业家的管理才能突显出来，而且没能充分说明企业家在组织中的作用，也就没能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张林[11]认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企业家的阐述缺少行为理论，没能充分讨论企业家行为的制度约束，弥补这一缺陷需要与制度主义结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强调了企业家的特征在于“创造性破坏”的能力，明确指出企业家是引起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资本主义就是为企业家建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乃至毁灭都是由企业家主导，但靳涛[9]与Vanberg[12]指出这导致熊彼特将企业家行为看做是引起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局限或特定因素，陈道江[13]也认为从更长期来看，经济演化的主导作用不仅仅是企业家，过度地专注于企业家作用会忽视其他重要因素，熊彼特在解释经济演化时陷入点状主义的原因是其借鉴了生物学的概念。Andersen[14]认为熊彼特的两部著作都是在探讨社会演进问题，《经济发展理论》中阐明社会是创新者与非创新者之间互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说明社会是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竞争过渡到社会经济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孟捷[3]认为虽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演进方面有很多洞见，但是却没能提出一个分析资本主义演化的基本框架，原因在于熊彼特信奉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具体到熊彼特的民主理论，王彩波和国晓光[15]认为精英民主制无法回答没有政治意识的普通民主如何识别竞选者的政策主张，从而选择出较为合适的政治精英，Egidi[16]针对领导者伪装这一问题，指出将市场的竞争性引入到政治运行中是民主能够发挥作用的办法。

综合以上文献，学者们普遍认为熊彼特式企业家最重要特征是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已有文献来看，重点分析了熊彼特企业家的客观特征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原因，但是对于两者的关系是割裂开的。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熊彼特是如何理解企业家的？熊彼特的企业家与真实意义的企业家有何不同？两部著作中企业家的角色为什么会发生转变，有何联系？制度演进的最终主角应该是企业家还是官僚？本文的贡献在于不仅进一步解读了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客观特点，而且分析了其企业家的主观特征，从熊彼特式企业家特征的角度理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两者的关系。

三、熊彼特式企业家的特征

1.作为生产函数的企业家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家理论被淡化了，企业家在新古典理论中成为与劳动力一样的生产要素，有着与资本等其他要素同等的地位，企业家的作用似乎只是生产函数中数量的多少，这源于新古典均衡的静态分析模式。熊彼特认识到静态分析模式不能解释经济周期，于是运用了其微观基础企业家来说明周期现象，试图引入动态分析。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其经济运行本质上是由旧的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状态[4]，比一般均衡分析更高明的是，熊彼特在均衡框架中加入了企业家对市场“创造性破坏”的观点，试图通过对原有市场的破坏过程来说明经济周期。

熊彼特的企业家是由其职能定义的，即完成了新组合。他的理论首先从所谓的“循环流转”开始，循环流转现象是一种经济数据基本不变并且没有企业家活动的经济形式，其模式类似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实施创新手段打破这种均衡，将新组合引入到原来的经济中去。熊彼特进一步阐述了一般均衡中支撑经济运行的各要素特征，在此环境下经济中没有利息、储蓄、利润，用于企业家打破均衡的资本只能来自于银行提供的信用，而信用是从原有的均衡经济中抽出来。值得怀疑的是，既然循环流转的均衡经济没有利息和储蓄，那么信用是如何从循环流转中抽取出来的。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所需资本的利息是从贷款中产生的，属于企业家利润的一部分，没有继承其老师庞巴维克关于利息理论的认识，不认为利息是时间偏好的主观结果。熊彼特的企业家需要面对不确定性，新的产品面临着消费者是否接受的危险，企业家利润反映的是企业家自身的才能，体现着意志和行动，是一种领导的精神作用。但同时，熊彼特又阐述了企业家无需承担风险，接受信用的条件只需要是新组合的可行性和企业家自身才能，那么，我们怎么保证新组合的实施一定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取得利润返还贷款呢，这是熊彼特没能自圆其说之处。

实际上，熊彼特的初始经济假设循环流转只是为了突显经济周期现象而给定的预设条件：根据《经济发展理论》的论述，在循环流转的均衡环境下，经济一成不变，在企业家打破均衡后，技术的扩散在萧条中完成，之后再次回到均衡中，从而呈现出经济周期现象。尽管企业家运用新组合在打破经济一贯状态下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说明新组合的力量来源，这一力量来源不是对于客观物质的重新构造，而是作为行动人的主观行为原因。熊彼特显然提到了企业家的一些心理特征：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施展才能的愿望。但是这并不是其实施新组合的真正原因。任何一项新组合的实施必定要符合现实的期望，或者弥补现实的空缺，企业家就是要去发现空缺并进行弥补。由于熊彼特式企业家被放置在循环流转的均衡环境中，所有的经济运行状况都已被确定，经济没有改变的需要，也就没有弥补空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熊彼特的企业家实施新组合只是一种突发奇想的结果。实际上，熊彼特的企业家仍是均衡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17]，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企业家缺乏对于现实情况的判断过程，只是将新组合强行引入经济体中，而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真正需求。

从《经济发展理论》看，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有静止性与功能性特点。在首位企业家实施新组合后，开拓了市场，打破了原有均衡，他认为企业家集中的出现只是在机械地模仿先前的模式，这体现出熊彼特认为在企业家创新后经济环境中没有出现新的信息，经济调整只是利润减少的过程，在某一组合变得无利可图时经济也就到了新的均衡中，接下来只能是等待下一个创新组合。这导致经济中在新组合之后也就没有了连续的创新者，只有模仿者，使得经济环境只能是被动地去适应某一单一的创新技术，经济发展是间断性的，体现出熊彼特的企业家具有静止性特征。企业家被安排在两个均衡状态之间，注定了企业家是功能性的：在需要发挥作用时出现，在不需要发挥作用时消失。企业家只是作为使经济能够波动的工具，这同样表明了熊彼特的企业家是一个生产函数，而不具有活生生的人的特征，是一种依赖于一般均衡结构的函数化处理。

2.不拥有主观知识(判断能力)的企业家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具有生产函数的特征，只注重实施新组合的客观性，忽视了判断现实的主观能力。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需要进一步关注企业家的主观知识问题。

企业家的显著特征体现在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中调整行为达致自己目标的能力。调整行为是由人的意识主导的，他们意识到的只是对实现目标手段的运用，这种主观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既无法言说又无法被其他人知道，他们是行动的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实践知识，这种知识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分散性，也意味着只有行为主体才能够有意识地获取和解释这些知识，因此，每一个行动人都是以一种个人的、不可重复的方式为了实现某些目标行动的[18]。而且，在行为人行动时，他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关于其所处特定环境的知识，因为在行动的人调整其行为时，必然会有新的情况产生从而使环境发生改变，也因为这个原因，这种实践的知识显然是瞬间产生,也难为其他人所知。即使是人们在特定地区遵循的习惯、传统、制度以及司法和道德规则，也同样无法用语言一一解释，只是行动的人在遵循它[18]。尤其是企业家所处的市场环境，对于发挥着市场秩序功能的“看不见的手”，同样是很难用语言去表达的，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市场表现去体会。对于企业家的知识也如此，我们不可能知道其个人主观的、分散的、不断被创造的知识，而公式、书本或图表这些知识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这些知识不是关于特定情况的知识，而是一般化了的抽象理论，它对于特定情形下的指导作用非常有限，“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做的决策产生影响”[19]，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要关注客观的已经知道的知识，也要考虑到主观的、排他的和未被创造出来的知识，主观的知识表现在经济活动中，是企业家自身拥有的警觉和发现的才能，觉察到市场上存在的非均衡，对利润的追逐使得企业家进一步利用不均衡，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正是来源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实施新组合应当是主观知识作用于客观世界。

而熊彼特在主观知识问题上与Romer[20]对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有相似之处，默认知识溢出具有同质性，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知几乎无差异，这显然忽略了个体的主观特征。然而，Audretsch和Belitski[21]与Qian和Acs[22]指出企业家对外界情况的理解具有异质性。这也主要源于企业家的主观性。虽然熊彼特关于五大创新组合理论引人入胜，然而没有说明能够实施新组合时企业家的主观知识，即企业家判断能够将此组合引入原来循环流转当中的合理性，忽视了分析企业家在判断客观情况时独有的主观知识视角，才导致其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在实施新组合后就消失了。而事实却是，企业家在完成一次新组合后，还在发挥其职能：寻找再一次新组合的机会。在弥补不均衡过程中，因大量的价格、技术等信息的变化，人们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会产生大量的企业家，非常类似于熊彼特所描述的新组合之后大批模仿者的涌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不仅是模仿者的出现，更有一些企业家是在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寻找新的不均衡以获取经济利润，而这些分散的主观知识是无法模仿的，这也能更好地说明经济的连续发展，而不是均衡的等待状态。由此看到熊彼特均衡框架下的企业家在经济中充当了外生角色，而在非均衡环境中企业家是一种演进的发展过程的主角。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认识到，即使企业家能够在弥补不均衡过程中使得经济不断趋向均衡，整个经济体也不会达到静止的状态，真实的世界正是在不均衡状态中进行的。这种不均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企业家创造出了不断进行弥补现实的客观条件，是利润不断被创造的环境。但是，熊彼特的企业家打破均衡后的意义在于，它是新组合引入到经济中的震荡反映，是模仿者的增加并且利润不断消失，从而达到下一均衡的必经之路。

熊彼特[17]无论是从企业家所处环境还是其个人主观特质上，都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企业家形象。熊彼特对于融合企业家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所做的努力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有明显体现。但是，熊彼特将企业家放置在均衡活动中，造成了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具有了生产函数的特性，没能说明其拥有的主观知识，使企业家失去了探索、警觉及利用主观知识进行判断的能力，撇开了企业家活动的主观动机，不能利用现实中存在的机会进行真正的企业家活动，而仅仅成了循环流转经济中的外生变量，是构成经济体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工具，忽视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所处环境和其他企业家活动产生的利润机会及其遗漏机会的利用，而这恰恰是导致市场中企业家活动不同的原因，表现为市场的多样性。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来看，企业家最终在熊彼特的世界中消失，成为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质点，能够一步到位地寻找到最优状态，经济调整瞬间完成，与起初的循环流转特征一样，经济周期不再存在，创新成为可以预测和计划的工作。熊彼特认为官僚机构有着所有相关的决策知识，拥有最高的智慧和使得全社会运行良好的信息。

四、熊彼特的制度演进论是其企业家理论的必然推论

熊彼特[23]认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中的企业家具有创造性破坏的能力，创造性破坏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打破了循环流转；另一方面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熊彼特认为原先打破经济循环主要靠的是个别具有野心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损坏了原有的个人主义精神，并发展了理性主义和非英雄主义。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在其关于企业家的论述中。上文关于企业家的分析，我们看到企业家实施新组合不需要承担风险，似乎每一个新组合都能在经济中被接受，没有失败的可能，这似乎为之后的可以被计划和不会出现差错的社会特征埋下伏笔。进一步的，由于企业家自身所拥有的利润动机，逐渐将关注的焦点从实施新组合转移到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上，精确计算发展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只要人们掌握了复式记账，似乎所有的信息都会被传递开来，而理性计算阻碍了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原先个别企业家的作用趋于消失。熊彼特认为经济缓慢进步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的均衡状态，革新本身降为日常事务，不用再调整行为。“靠利润和利息生产的资产阶级走向消失，我们期望因为需要接近充分满足或因为技术绝对完善，对社会结构和生产过程的组织所生产的很多后果，也可以期望由已经清晰可见的发展事实中产生。进步本身如同管理静止经济一样可以机械化”[23]。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方式预见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原来由企业家的创新行为被专家小组所替代。

熊彼特继承了其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家生产函数的特征，最终将企业家淹没在利润计算中，企业家成为可以立刻调整到位的质点，这时的企业家真正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函数符号。关于新古典均衡理论的隐含条件是信息完全，人们拥有完全的知识。“每一件事能正确地预见，每一件事都一再重复，其间任何打乱计划的事情都不会发生”[23]。熊彼特认为凭借人们对生产成本的控制，能够完成对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这样，熊彼特式的“计划社会”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熊彼特认为人们对产品的估价是统一无误的，“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的客观相互直接影响，而几乎不受人类意志的干涉”[19]，中央局能够为社会生产制定规则，通过法令的形式组织人们生产。正因为熊彼特在生产的问题上认为可以被计划，因此，创造性的事务成为行政管理类的事务，庞大的官僚体制也就很自然地形成。到此，熊彼特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构建完成，连同产品的价格生成机制也消失了，产品价格只靠生产部门的估计，资本主义社会随之消失。

熊彼特认为成本—收益记录的数据能够指导人们生产活动，是因为忽略了数据背后人们的主观知识。企业家的利润追逐是根据其自身对价格的判断完成的，而不是像熊彼特所说的成本—收益计算，成本—收益计算是创新活动的事后结果，是实施新组合后的经济影响在数据上的反映，是属于客观知识范畴，是为组织单位所知并且没有排他性的，而不是创新的原因，创新实施与否是根据企业家自身对未来可能收益的主观预测，是“经济计算”[18]的结果，这也同样反映出主观知识的重要性。

与社会主义并行的民主制度，是熊彼特所提倡的精英民主制，即通过社会精英阶层组成官僚体制，对社会进行管理。熊彼特不认为人们存在普遍的共同福利，人们对所谓的共同福利索求的实际东西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存在共同福利，对福利的具体分歧也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原因，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的首要目的，即确定需要实现的共同目标是不恰当的。民主机制的建立首要是选出能够为人们做决定的人，再由这些人确定社会目标进行政治活动，即“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利”[23]。在实现精英民主时，熊彼特指出了其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人的政治素质是第一个条件，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选出来进入议会和上升担任内阁职务的人应该有足够优秀的水平”[23]。熊彼特的民主构想与其社会主义推论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熊彼特式社会中，生产活动被官僚机构计划，管理者能够对价格、数量及流通进行控制，官僚机构中的人似乎是全知全能的，他们已经事先知道了调整到均衡状态的产品信息，而其他人也只能是根据其指令去完成生产任务，正如经济领域中的两个阶层一样，熊彼特认为在政治领域中也存在着一般公民和专门以政治为职业的人，这些政治人与一般公民不同，他们不会存在“政治中的人性”，而且对于每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目标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他们能够代替个人去进行决策。在熊彼特这里，社会主义是企业家消失的经济反映，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配套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熊彼特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此民主制下，人们真正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被剥夺，其真正意义是将自己的决策权让渡给政治家，自己只是投票的工具。熊彼特关于民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先否定了人们的共同福利，并指出其具体福利也是有很大分歧，但随后提出了由一批精英政治家来组织政治活动，那么我们要问，这样由一批精英政治家的活动能够克服古典民主理论中福利不统一问题吗，结论显然是不能的。而且，精英民主理论也是熊彼特忽视主观知识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最终将企业家的职能让位于官僚，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完全被官僚预测，整个社会置于拥有完全信息的前提假设下，由全知全能的中央领导层进行计划，经济的非均衡性不存在了。但同时，这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不确定性被消除，所有的政治经济体系能够全部被计划，所有的资源能够一次性配置到最优点，那么制度的演进动力也就丧失了，但这与真实世界难以相符。过去的社会制度不仅一直在演进中，而且也存在大量的非效率制度，制度在效率和非效率之间变换以及制度的改进是真实世界的状态。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政治市场中将具有“政治中的人性”的普通民众和官僚阶级区分，类似于《经济发展理论》的经济市场中将处在循环流转中被动适应性的人和打破循环流转的企业家区分开，而这四个主体似乎是两两对应的，循环流转中适应性的人与拥有“政治中的人性”的普通民众相对应，企业家与官僚阶级相呼应，对于后两者的态度，由于熊彼特执着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思想，以及企业家所具有的生产函数特征和完全知识的假设，同时又需要提出制度的演进理论，最终使得企业家让位于官僚，将企业家特征完全放置到官僚的计划特征中。将企业家从市场移到官僚体制，企业家自身的才能会逐渐丧失，一方面，是因为在官僚的管理工作中会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和警觉能力逐渐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减少，知识的传递和经济计算逐渐下降，整个经济社会陷入僵化和停滞状态[18]。企业家让位于官僚的结果当然是认为企业家的活动能够被预测，信息完全畅通，忽略主观知识，市场自然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企业家“创造性破坏”活动能够被计划，最终呈现出的就是熊彼特式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民主机制，这个过程不仅与《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企业家特征相符，也与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阐述的制度演进理论的目的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熊彼特所阐述的企业家创新理念对于理解企业家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企业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过程上，熊彼特的逻辑是：企业家是连接两个均衡经济的桥梁，企业家实施新组合的活动过程能够被人完全所知且被模仿，完全信息的特征使得创新活动能够通过利润计算呈现，最终人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经济上严密的创新计算和政治上选出能够知道大部分人目标的精英。熊彼特的企业家模型是不现实的，最主要是熊彼特的方法论基础受到一般均衡框架影响，企业家具有生产函数特征并且忽视了主观方面的特点，而且在熊彼特的著作中企业家是外生的，不具有人的行为特征，其新组合能够被计划，企业家能够被替代也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关于社会制度的演进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在理论上，由于范式冲突，至今企业家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仍相对独立。真正的企业家是存在于非均衡世界中的鲜活形象，如果将市场比作海洋，那么企业家便是海洋中丰富多彩的各种海洋生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企业家与非均衡世界的关系。一方面，非均衡世界的主体是企业家，非均衡环境中保持良好的生态及活力需要企业家的活动；另一方面，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也离不开这个非均衡环境，非均衡环境正是企业家进行“创造性破坏”的土壤，企业家的意义在于用主观的知识去发现不均衡(机会)，企业家通过其“创造性破坏”的行为完善这一非均衡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整体效率得到提升并提供了可能的新制度。根据真正企业家的主观知识特征，制度与创新一样，也是不可预测的，难以出现循环流转的状态。制度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活动的创新与协调结果，由于企业家主观判断不同引起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矛盾甚至冲突，而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合作的发生为制度的进步提供了可能性。这些交互反应引起的制度震荡才是官僚阶级发挥作用的时候，官僚阶级通过考察不同制度之间的运行效率，选择能够使社会效率提高的制度并将其确定下来，去维护这一被企业家活动创造出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自发演化进而为人们所认知的过程，而这又进一步为企业家的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进社会不断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制度的演进与企业家活动的不确定性相关，而制度的确立与官僚阶层的确定性相关。因此，企业家的活动是目前制度的破坏者，也是潜在新制度的供给者，进一步体现了企业家与官僚阶层的区别。

企业家作为制度演进的微观主体，是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基础。而客观的物质组合或者利润符号只是对企业家活动的反映，并不能代表其活动时的主观知识，也不能用来预测之后的企业家活动。真实的情况是，企业家自己都无法预料其自身活动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何种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破坏”的功能。由此，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们首先需要给予企业家创新的环境，这个环境并不必然带有熊彼特所说的官僚管制的倾向，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对此演进秩序的维护，而不是代替企业家，扮演制度演进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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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2016-08-06

朱海就(1973-)，男，浙江青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E-mail:zhuhaijiu@sina.com

李立尧(1990-)，男，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E-mail:2015liliyao@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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