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民

摘要 19世纪初，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的建立引发了德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也给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柏林大学成立于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却能够自成立起在世界大学中独领风骚近百年，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可以与之媲美。那么，柏林大学究竟是凭借什么创造出了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辉煌？追寻柏林大学的优秀传统，发现柏林大学的魅力，从微观角度探索柏林大学的优秀传统，发现柏林大学的魅力。

关键词 微观角度 柏林大学 优秀传统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l.cnki.kjdkz.2016.07.003

在19世纪初的洪堡大学改革中，被世界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诞生了。柏林大学自1810年成立起在世界大学中独领风骚近百年，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可以与之媲美。柏林大学的建立代表着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模式在德国大学中产生。正因如此，德国大学在19世纪的欧洲高等教育中独占鳌头，高居欧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盟主地位。那么，柏林大学的巨大魅力究竟何在？本文旨在从微观角度挖掘柏林大学的优秀传统以期找到对于今天我国大学发展来说具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1 独特的办学理念

1.1 教学与科研合一

尽管大学的科研功能肇始于哈勒大学，但是在那时科学研究只是大学的“副业”，不占主流地位。洪堡大学改革下的柏林大学建立时，“教学与科研合一”的理念被首次明确地提出。从此，西方大学除教学功能外被赋予了一个新职能：科学研究。大学的科研功能首先在柏林大学确立起来。在柏林大学，科研是首要的任务，其次是教学。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不重视教学。这种理念源于洪堡的独到的“学问观”，他认为，“‘学问不是继承文化传统，而是要求大学经常把学问作为一个问题来处理，对问题尚未获得解决必须时时致力于研究。”因此，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内容因该是科研活动的成果。只有教师经过创造性的研究活动取得的成果才能作为知识传授给学生，也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称得上是大学教学。柏林大学在选择教授时，要求只有对学问有贡献、有独创能力的学者才有资格当选，而不一定要能言善辩。学校坚决反对教师重复教条，提倡鼓励思想自由和思想创新；要求学生一定要掌握科学原理、科学的思维方法，要能够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而不必博学多识。柏林大学师生共同追求真理、一起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风气树立了起来，浓厚的研究氛围得以营造起来。从此，大学里不再有学者们的高谈阔论、照本宣科、拾人牙慧或是人云亦云。“教学与科研合一”的理念为柏林大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洪堡认为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就必须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教学与科研合一的这一理念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大学的现代化，并成为了西方现代大学的一个永久的原则。

1.2 自由和寂寞

“自由”是由“教学与科研合一”决定的一个重要理念。进行科学研究必须要以自由为保障，自由是大学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政治上政绩的取得和科学上成绩的取得遵循的是不同的规范，因此，来自政府方面的影响会阻碍科学研究的进展。柏林大学的自由理念主要体现为：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如果说学术是大学的生命，那么学术自由就是大学生命的“守护神”。“政府不能对科学研究下令规定，其作用是提供科研工作所需要的设备和条件。”在这种意义上讲，政府的职责是设法保障柏林大学的研究自由。教师应该自由地选择教授内容，可以教给学生所有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在教学中，教师各讲各的，不要求有统一的认识或标准。学生应该享有很大的学习自由：在决定去哪里学、学什么以及学习多长时间这些问题上，学生不应受到限制，他们可以自行安排学业，可以选修各种课程，可以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原来取得的学分仍然有效；学习自由甚至还包括什么也不学的自由。大学中允许各种学派存在，教师除了得到固定工资外，还可以获得学生的听课费，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各学派的自由竞争。

“寂寞”既是柏林大学建立之初的又一重要办学理念，也是对当时柏林大学及其师生的生存状态和活动方式的一个极好的写照。“寂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柏林大学自治的实现，使柏林大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被来自大学之外的各种力量左右。“在18世纪，大学教授的生活中心并不一定在大学中，他们通常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教授从事第二职业的现象屡见不鲜、司空见惯。柏林大学建立后，教授的待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慢慢地就对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疏远了下来，开始安心静居于“象牙塔”之中，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在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寂寞”带来的自由，“精神和心灵在寂寞中会变得宽广、活跃、聪颖和强健。”柏林大学的教授们逐渐形成一种潜心研究高深学问的高贵气质，他们这种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才俊前来汇聚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学生要潜心于学习和研究以实现其知识和智慧的增进及其思维能力的发展，这就要求学生必须甘于寂寞，不被现实世界的名利诱惑，不受喧嚣的世界纷扰，因为“纷扰的社会生活会使人失去精神的独立性。”

2 独特的组织制度

2.1 学院与课程设置

柏林大学在中世纪大学的学院设置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动，把原来的文学院改为哲学院，即由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学院四个学院组成。哲学院取代了以往神学院的地位，居于各学院之首，成为大学的中心：哲学院的课程成为了大学诸门课程的核心；哲学院的职能不再只是纯粹的教学机构，开始肩负起研究的使命。这是由哲学是科学的统一这一特性决定的，哲学是“科学之王”，是各学科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柏林大学建校之初，“哲学院的总课程数约为78门，几乎囊括当时除神、法、医之外所有的高级学问。”根据知识的性质，课程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历史知识相关的部分（如历史学、地志学、语言学、人文类学科等）；一是与纯粹理性认识相关的部分（如纯粹数学、纯粹哲学以及有关自然或道德的形而上学等）。这两个部分相互关联，使得哲学院所涉及的领域覆盖人类知识的全部。哲学院的所有课程都侧重于各学科领域中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不强调实际操作和应用。课程不仅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内容，而且引入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2.2 教学组织形式

2.2.1 习明纳和研究所

习明纳（研讨班）和研究所也是柏林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根本所在。柏林大学建立初期设立的研讨班只面向少数高年级学生，就某个特定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训练。19世纪中期以后，研讨班从一种教学形式转变为了一种普通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尽管在当时的德国，研讨班出现于柏林大学不是先例，但是之前的那些研讨班“多侧重于语言、哲学等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近代自然科学学科，而且这些研讨班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并没有在大学中将教学与科研真正结合起来。”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全部必要的人员和设备，例如实验室、资料室、讨论室和教室等等。在柏林大学，研讨班和研究所是教学与科研结合的重要载体。在柏林大学的研讨班或研究所，教授必须是学问渊博的而且“多产”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在交流中进行的是激烈的争论和探讨，进而产生出新的观点，获得新的科学发现。

2.2.2 讲座教学和实验教学

讲座教学作为近代德国大学首创的教学方法，在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柏林大学的讲座按学科和专业进行设置，每一讲座由一名讲座教授全权负责，诸如组织考试，负责学生的录取、人员招聘、自主研究、经费的管理等等。教授可以自由选择论题举办演讲，可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当作讲义而不拘泥于固定的教材。为使学生有主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教师重在对学生进行思维方法的训练。柏林大学的讲座制赋予教授充分的权力，保障大学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实验教学也是柏林大学将教学与科研合一的重要体现。原来学生们掌握科学基本原理仅仅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这一单一途径，而柏林大学采用实验教学形式，实验室研究成为教学的重要程序，学生们在亲身操作实验的过程中学习与研究。

2.2.3 管理模式

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被称为“教授大学”，因为大学的自我管理权被教席教授垄断，这种管理模式又被称为“教授治校”模式。在柏林大学中，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是分开的，行政事务为学术事务服务。在学术事务中，教席教授享有广泛和强大的权力：“大学一学部一研究所＼讲座”是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形式，其中研究所＼讲座是中心，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其唯一负责人是教席教授，他们享有经费预算、仪器设置的权力，在其所在的领域中，研究和教学由他们负责，他们由国家聘任，薪水由国家发放；（教授中除教席教授外还有编外教授，他们在大学自我管理中没有实际权力，处于从属地位。）校长由全体教席教授会议选举产生；最高的决策机构——学术评议会由全体教席教授会议委任；各学院的院长每年从全体教席教授中选出，院长代表学院执行有关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证书的颁发事宜，并管理学院的财政；各学院的院长还是该学院的学术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学术管理机构也由教席教授组成；学院有关教学人员的招聘、教授资格考试、教授资格评定等权力通常由该学院的教席教授组成的教授大会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