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雪华

【摘要】 要解决当前中国各种复杂问题，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其政治前提是建构中国核心领导及其权威。这是解决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与理念问题的需要，解决社会效率与公平问题的需要，解决政治民主和政府效能问题的需要，解决文化核心价值重建问题的需要，解决世界和平与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需要。

【关键词】核心领导 权威 意义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过去30多年，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主和法治建设程度、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在加速拉大、腐败问题凸显、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受损、中国周边冲突和国际矛盾增多。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构想。中国梦把全国各族人民甚至海外华侨的心气凝聚到了一起。

可是，面临发展与问题、进步与退步的两种力量和两大趋势，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国民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执政党和政府的民主和效能水平，推进法治建设特别是提高执法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增强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对外影响力等，都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政治前提，即必须建构中国的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层中有核心领导，他处于领导层的领头人地位，具有很高的领导权威，受到领导层和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敬。在这样的核心领导带领下，中国政治和社会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当今中国，虽然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际等领域的问题，本身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际等规律本身去思考、去解决；可是，如果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及其权威，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总的前提和基础。

解决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与理念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总体上走出了传统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阶段，开始向现代工业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后工业经济或曰信息化、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型。可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到底应该以工业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信息化）为主，还是以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为主这一问题上，政界和学界是有争议的。这个时候需要由中央（执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来最后确定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

地方性、部门性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由地方、部门党委（党组）和政府的领导，特别是地方核心领导定，全国性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由中央领导定，其中中央核心领导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尤为关键。在前期广泛听取国内外学者、百姓、企业家、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中央核心领导作出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性选择，他的选择就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后选择，体现了从民主到集中的过程。地方、部门领导虽然可以根据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确定地方性、部门性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但一定是在总体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前提和基础上，才可以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如果中央没有核心权威，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不顾中央的权威，国策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十八大以来，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给中央和地方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方式和方法、途径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宏观指导，以确保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不会走偏。

解决社会效率与公平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多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从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积累起巨大的社会财富，光外汇就有4万多亿美元。但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每月只有几十元收入的人群与每月有几万元、几十万元收入的人并存，收入相差悬殊。而且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需要脱贫。这样的贫富差距，会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如何制定一系列效率与公平兼顾、更加公平合理和更有效率分配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的政策，成为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各方的利益冲突和意见争议又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核心领导权威极为重要。他在合理听取和吸收各方主张的基础上，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出发，勾勒出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原则，以指导具体工作部门将之转化为具体政策和方案。否则，一个没有自己独立和权威主张的领导，是无法真正公正合理地重新分配失衡的中国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的。

解决政治民主和政府效能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以效能尤其是政府效能为中心推动一切工作，这是符合现代化规律和要求的。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提升政府效能，尤其以GDP为主要指标衡量一个官员政绩大小、一个政府效能高低和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如何。但这也造成一系列政策和工作失误，为了提升GDP，有的领导拍脑袋进行决策，不管政策是否科学合理。这种发展思路和方式，导致中国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消耗了过多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发展难以持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重视政府效能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民主，让更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和新闻媒体参与和监督政党和政府过程。

可是，政府效能和政治民主之间有时候是有矛盾冲突的。因为，政府效能侧重政府权力及其行使效果，为了确保政府效能，必须让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服从政府的权力和行为，遵守政府政策和制度规范。而政治民主要求政府尊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政府的利益和意志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益和意志的延伸。但在实践中，当政府效能或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府常常以维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和意志为借口，要求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做出让步。当自身利益和意志受到严重损害或忽视时，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就会起来与政府斗争。这时，就需要最高领导人充当调解人的角色。所以，很多国家的宪法上都明确写着国家元首的这一角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体事件频繁爆发。强化核心领导的权力地位和权威作用，有效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已经刻不容缓。

解决文化核心价值重建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价值好恶和局部选择，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人格和一个社会的集体审美。这种核心价值观，既是本国、本地区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后现代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结果，也是现代、后现代生产生活与外国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问题不在于结合本身，而是如何结合及结合的度的问题。个人价值观可以由个人做出选择，即使选择错了，也只对自己的选择行为负责就是了；而国家的价值观则必须由国家或政府来做出选择，在形式上（公布或宣读）至少由国家元首来代表国家和政府进行并负最终责任。

急剧转型时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价值选择最为痛苦的时期。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时期，国家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选择是较为艰难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国家元首作为领导层的核心，在广泛征求国内外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对文化价值做出明智、明确和权威的选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这充分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价值观选择上，已经转向以中华文化自己的价值核心为中心，兼容并蓄域外文化，坚决摒弃那种对西方文化一味崇拜、丧失自己文化价值之根的做法。这也是吸取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以及中国自身在现代化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这对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性原则。

解决世界和平与中国对外关系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可能，可是局部性的战争和动荡却不断爆发，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国际关系格局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重新组合，中国从二线国家一跃进入一线国家的行列，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契机。可是，这种转折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战略和政策上的调整，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需要有一个自信和有魄力的领导人，对世界的走向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理性的全局性判断，然后采取新的有力举措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变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新的战略和政策，有力地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转型：一是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调。“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理念、“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和政策，使中国自信地进入一线大国的行列；二是采取一系列配套举措，落实这些战略和政策。如，适当减持美国国债，建立金砖国家组织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展亚非欧、拉美互联互通工程建设，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提高中国在联合国会员费缴纳中的份额，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中的功能和作用等。

从趋势上看，欧美、俄罗斯等国家在未来几年里很难马上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只要中国内部不乱，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在GDP年增长6.5%到7%左右，中国的综合国力一定会大大提升，在世界体系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更加需要中国在全球、国际和区域新秩序的重构中有一位更加睿智理性，有长远目光和精妙预见，有超高的危机处理能力，能实现双赢多赢，让全世界或至少多数国家敬佩的，具有超强国际战略设计和实施能力的权威核心领导人。这是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全球、国际和区域事务中起“领头羊”作用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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