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2号文）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我国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时期进入到资本经济时代奠定了基调。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模式改革必须坚持3个原则，即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在宏观经济上坚持市场化方向、在微观运行载体上强化国有资本。

党如何管控国有资本的话题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新时期不可回避。随着国资改革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如何正确处理好党与国有资本的关系，探索党科学、高效地管控国有资本的中国模式，是当前防止经济下滑，稳定国资干部队伍，调动企业家主动作为的关键。

国资改革亟待选择正确路径

国资改革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习主席提出国有企业要做优、做大、做强，但由于当前经济下滑、企业家不作为、人才流失这三大问题的困扰，甚至令人有做小、做差、做弱之虞。究其根源在于探索中国模式国资改革的路径选择上始终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将私有化的资本作为微观运行载体的主体，在私有资本基础上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管控和在国有资本主导背景下形成的举国战略。

第二，忽视市场经济导向与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改革方向，片面强调中国国情。将党委的宏观把控与参与企业具体运营相混淆，未能看到这与资本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和风险。

因此，探索国资改革的中国模式必须先走出两个误区，寻找建立在尊重国情，借鉴规范基础上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中国道路。而切入点则在于明确划分“国企”与“国资”的界限，认识到“国企”与“国资”是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

在中国模式中，微观运行的主体，并不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益性国有企业，而是将在市场经济竞争领域中无处不在、可进可退的国有资本，及其参股、控股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大公司。

本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各国公认的国有企业通常是公法人，纳入政府公共预算，只存在于较少的特殊领域。企业家可以是公务员身份，薪酬受限，通常由各国财政部监管。例如美国的“两房”（即房地美、房利美）和中国“两储”（中储棉、中储粮）都是典型的国有独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概念是国际通行标准，绝非中国特色。而在竞争领域无处不在，又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和股份（公众）公司一般法则的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现代公司，才是探索中国模式的重点所在。如何在国资控股和参股的现代公司中使得党通过股东—资本与董事会治理两条主线实现管控，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党管控国有资本理论上可以得证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长期以来，在党建理论上党与劳动是统一的，而与资本是对立的。然而在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上，党建理论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鉴于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已经从简单的商品经济进入到资本经济时代，而国有资本也成为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必不可少的主体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摒弃简单把党与资本对立的理论和观念，找到党与国有资本有机统一的结合点和路径。党不仅和劳动相统一，同样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国有资本相一致。这是与时俱进探讨市场经济中国模式的关键所在。

我国宪法中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唯一执政党。目前我国全民所有制表现形式是国家所有制，遵从党参与国家治理、执政为民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通过党管控国有资本来体现，这在理论上可以得证，现实中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这也是我们在未来探讨国资改革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所在。因此，创建中国模式，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找到党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并注重完善党管控国有资本的政治、经济理论，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而通过划清国有资本在传统国有企业与现代股份公司中作用的异同，完善党管控国有资本的理论，是探讨在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党管控国有资本的前提所在。

关键是厘清“国企”和

“国资”的异同

22号文件提出了新时期国资改革的两点要求：第一，国资改革要从传统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型；第二，将国资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经营性国资要统一监管。因此，在新一轮改革实践中，要想走出传统国企改革的旧思路，就必须明确：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在国资背景下构造的现代公司和传统国企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把传统企业组织与现代公司制度相混淆，用传统管理国企的制度和办法不加区分地一并管理，就会发生公司凝聚人才难、政府参与管理难、企业家合理定位更难的问题。

为什么说用管理传统国有企业方式不适合于国有资本参股、控股的现代公司？因为就“国资”而言，在竞争领域存在的国资参股、控股的公司，都是以现代公司的形式表现，以追求盈利为目的，遵从市场化运作规范，实行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由国资委监管以实现营利性国资的统一布局与规划；就“国企”而言，它们主要存在于由国家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履行社会职责、保障民生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这类企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企业家可以是政府公务员，进行限薪限酬，由财政部纳入公共预算统一管理。

公益性的国有企业世界皆有，而在竞争领域有着数量庞大、可进可退的营利性国资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所以，应对国资改革的发展需求，在竞争领域做强国资、做弱国企是必然趋势。

党管控国有资本实现路径的探索

新一轮的国资改革中，在少部分特殊领域应当保留国有独资企业形态并辅之以国有企业传统管理方式，而绝大多数国企都要演变为国有资本参股、控股背景下，融合社会资本和外资资本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现代股份公司，需要遵守一般市场规律条件下股份公司制度特点和公司法规约束。

这类公司尽管与传统国企不同，但是在管控方式上同样需要党的领导，并面临两大任务：一方面需要建立高效的决策体制，培育企业家队伍；另一方面也需要按照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在资本管控和董事会治理结构基础上探索有效的约束机制，防止腐败、监督职业经理人、贯彻国有资本的战略规划。

在这过程中，新型的“国资”公司继续沿用传统国企的管理方式将产生以下问题：如果党委在监督过程中直接参与重大决策的审批，或将党委对公司的决策审批权直接在法律、法规文件中体现，容易陷于被动，并在理论上引起争议，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而在实践中，最新政策规定了针对国企经营者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可实际上，在中国制度改革转型特别时期，腐败易界定，但是违规决策难界定，况且如果在党委批准情况下，发生决策失误，经营者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无疑将党委置于风口浪尖，成为矛盾集中的焦点，不利于作为政治组织的党和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之间有效衔接。

为了有效规避现代企业中的管理风险和经营决策风险，改革中必须借鉴现代股份公司的一般准则和公司法律规定。通过股东—资本和董事会治理两条主线构建“党委千条线，资本一线牵”和“党委千条线，董事会一线牵”的管控新模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党管住了资本就管住了一切，党管住资本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管住国资委和独资形态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而由国资委和国有独资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去管资本。通过管资本，向董事会派驻董事和企业领导人，由此管住国有资本的重大经营决策和战略部署、资源规划就成为了可能。

进而为了有效梳理经营执行与管控监督的关系，必须对我国国资控股、参股企业目前执行的董事会制度进行改造，对董事分类重新进行科学划分。具体就是：彻底摒弃目前按内部和外部划分董事的分类。因为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将成为公司的主体，把他们当成外部人，而把被聘任的高管层（保姆）当成内部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利的。

具体改造方式是将国资公司的董事按照执行与非执行、独立和非独立两类标准划分，明确执行董事负责经营，非执行董事负责监督。而独立董事则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个别股东，并不与公司业务有任何关联。其站在独立第三方的立场上履行职责，既要考虑对个别大股东的制约，也要考虑防止公司高管层的“内部人”控制，维护公司股东、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整体利益。

对于国资控股、参股企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腐败的管控则可分别通过两个途径加以解决，即：对管理腐败导致的风险，重点在党管国有资本的前提下，通过公司的内、外部审计及定期的审计报告公开加以解决；而对经营决策风险的管控则主要通过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公司必设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加以实现。

新时期的国资改革，必须从过去的党与资本对立的旧观念转变为党与资本相统一的新共识。党在与国有资本相结合的进程中，要让党在幕后通过国有资本这只无形之手有效管控国有控股、参股的现代股份公司。让国资委和国有独资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前台，向从事实体产业的国资参股、控股的股份公司派驻非执行国资股东董事，在此基础上管控住公司的董事会，让董事会承担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和通过大股东推荐及市场招聘职业经理人两大核心功能。

总之，在未来国资改革中，我们既要根植于中国国情，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又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寻求利用、培植、改造、壮大资本，从而让资本成为党的抓手，成为改革的动力源泉，创建中国独特的国资改革模式，实现中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