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群

几年前，县里要编一套文艺丛书，其中的部分稿子由我负责编辑，我忽然想到了我的同学力群。力群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偷看课外书，常被老师没收，也常见他跟在老师屁股后哀求，不停地哀求，不停地保证说就这一次，下次再也不看了。那时力群尤其喜欢舒婷和北岛的诗。时不时就整出两句：“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阴重复单调的歌曲……”后来还在县报上发表过两首短诗，被语文老师拿到班级朗诵给大家听，老师扬着报纸问大家，你们知道写这两首诗的“车前子”是谁吗？同学们瞪大眼睛，老师眼睛看向力群，就是车力群同学，咱们班未来的诗人！在同学们惊讶的目光里，力群红着脸趴在课桌上。从此大家就不再管力群叫力群了，叫他车前子。那时，班级里喜欢文学的同学还有利民和振生，他们两个更喜欢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比如利民，常给我们白话“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关云长单刀赴会”什么的。利民喜欢英雄侠义。我们四个关系非常好，常在一起畅谈理想，憧憬未来。利民甚至说，将来他也写一部像“水浒”那样的故事，让天下的人看得入迷。振生的理想是当个电影演员，准备考电影学院。振生长得浓眉大眼，符合演英雄人物的外形标准。振生心中的偶像是王心刚，小时候《侦察兵》被他看过无数次，也看不够。而力群的梦想是当个诗人，后来许是受了振生的影响，还想当剧作家，写剧本，拍电影。甚至对振生说，将来我写剧本，你来演。我的理想跟利民差不多。我母亲喜欢听广播里播讲的评书，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地上，对坐在炕上一边听评书一边做针线活的母亲说，将来我也写本书。我们四个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同学们戏称我们是“四人帮”。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有几年了。高考之后，我和振生考上了不同的师范学校，利民和力群则什么也没考上。初时我们之间还经常通信，相互交流鼓励，力群还不断把他的诗作寄给我看，让我“不吝赐教”云云。后来什么时候联系渐渐中断的，已经想不起来了。

与利民、振生的联系是近些年才又多起来。利民本来对学习就头疼，高考落榜，也没补习，他爹的选择就是让他去当兵。利民的父亲是个老支书，“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干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在我们红旗公社，可谓赫赫有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公社改称乡，大队改称村，利民的父亲就由大队支书改称村支书。其实叫啥都一样，关键是权力没变。作为一个“文革”过来的老干部，对军人从骨子里崇拜，所以利民的父亲嘱咐利民，在部队好好干。他爹的临别赠言是，争取提干，不混出个人样来，别他妈的回来见我！结果利民在部队也没混明白，主要是跟他的那个南方连长整不到一块儿去。退伍回到农村，他父亲只好安排他先在村上当民兵连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作为后备干部，准备接他老子的班啊。后来果不其然，没几年利民就当上了村支书。本来，利民并没把他爹当的这个芝麻粒大的小官看在眼里。可是到了如今，念书不行，当兵又不行，还能干啥？别看村支书官衔不大，差不多是全世界级别最低的领导干部，却管辖着全村一千多口人，一万多亩土地。利民当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喝酒，酒量惊人，连续陪个两拨三拨客人，一点问题没有。脸不变色心不跳。乡上的书记乡长自不必说，就是乡上的一般干部，只要碰上，利民也毫不怠慢。不像有的村支书，眼里只有乡上的一二把手，根本不把其他干部当回事。利民不是。利民是这样，只要是上级领导，只要来了，哪怕是碰上，那就是有缘。那就得喝酒。结果，利民在乡干部那里的口碑非常好，都说利民豪爽，仗义，有魄力。这说的是对上。对下呢，利民也不像别的村官那样飞扬跋扈，一手遮天。用利民自己的话说，他是爱民如子。这话肯定有点夸张。但利民说，只要老百姓有事找到他，他能办到的，坚决办。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坚决办。比如修路，别的村，公路从屯中间一通就行了，而利民他们村，公路不但从屯中通过，通往各家各户的那一段，也由村里出钱，买红砖，一直铺到各家各户的房门口。用利民的话说，差一点没铺到老百姓家的炕头上。不止修路，各家各户的猪圈、牛棚、厕所，也全由村里统一规划，统一修建，整齐划一，外地参观的人见了，赞不绝口。这样一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关系都搞得很融洽，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再说振生，当年没有考上心仪的电影学院，跟我一样，考上的是师范，毕业回到乡下当了中学老师。虽然当演员的梦破灭了，但这并没有使振生灰心丧气，振生把老师的工作干得也是相当出色，据说讲课像表演一样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尤其是女生，上课一个个精力贼集中，特别注意听讲，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振生。振生就越发激情勃发。二十几年之后终于当上了乡中学的校长。振生长得仪表堂堂，穿衣戴帽也比较讲究，总是衣冠楚楚风流倜傥的样子，当了校长之后腋下常夹个黑包。他跟利民一样，每次上县里来开会，闲暇时也同样找我出去喝酒。

有一样，无论是跟利民喝酒，还是跟振生喝酒，每次我都会向他们打听力群的情况。是这样，毕业之后他们三个因为在一个乡，联系肯定比我多，相互了解的也肯定比我多。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念了几年书，毕业后在县里教书混饭，工作上不是很遂意，心气也不是很高，说白了就是有点消沉，跟谁都不大联系。

没想到，说起力群，两个人都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言语中颇有微词，利民干脆说力群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我不解。于是两人就分别把各自与力群的交往跟我大致讲了讲。

我们四个是一个乡的，那时叫红旗公社，我们都在红旗中学上学。我和振生来自不同的村，那时叫大队，而利民跟力群不但是一个大队的，而且是一个屯的，他们那个屯叫“六屯”。六屯在县城东北，距县城有一百二十华里，紧傍通肯河，是县域内的鱼米之乡。利民跟力群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上学放学一块儿走，形影不离。利民当上支书之后，让力群当了会计。老百姓都知道，支书跟会计，是穿一条裤子的。支书任何一丁点见不得人的账目，都瞒不过会计。通常情况下，支书有什么好处，绝不会落下会计。可是呢，力群干了没几年就下来不干了，是力群自己主动辞的会计。对于此事，利民和力群各有各的说法。力群在电话里跟我抱怨，说利民胆子越来越大。我问怎么个大法？其实不用力群说，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力群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最后说，你可别跟别人讲。我在电话里笑笑。力群就跟我讲了利民的一些事情，讲了大约有几十分钟。我后来归纳了一下，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利民将村集体机动地的承包费年年不入账，用这笔钱直接核销村上的招待费等。力群说他很替利民担心，多次劝过利民，利民不以为然，说你打听打听，哪个地方不是这么干的？再说，你不这么干，上哪儿整钱往上边送礼？不往上边送礼，不勤打点，你的官能当长久？……我沉默不语。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心里真的整不准，到底是力群胆子忒小呢还是利民胆子忒大呢？说实话，我对官场的事知之甚少。力群说，反正我是说服不了他。我说，于是你就宁可会计不当，也不愿随波逐流。力群无语。力群这个人，原本就有那么点书呆子气，认死理，看来习性未改。利民的说法呢？酒桌上，也没外人，依然是振生我们三个，利民也不避讳，语调尖酸，说这个“车前子”，思想境界越来越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得了针鼻儿大点好处，就像个大贪污犯似的，整天提心吊胆，吃不好，睡不香的。利民用嘲笑的口吻挖苦力群。但利民又说，有一样，力群这个人，胆小怕事。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虽然干不成大事，可也坏不了啥事。我马上附和，说凭心而论，这倒是句中肯而又恰当的评价。

力群天性喜欢舞文弄墨，时不时地便写篇豆腐块文章，评论几句时政，投给地区的报纸，利民知道后很是不以为然。这是振生背后跟我说的。振生说他们俩的事，咳。振生没有说下去。振生没有说下去，我也感觉得到振生其实是站在利民一边的。在利民看来，力群这个人，怎么说呢？不好说。利民咝哈半天，看着我，问我，大作家，你说说，像他这么幼稚的人，可怎么整？我是真拿他没办法啊……利民将一杯酒直接倒进肚子里，杯子重重蹾在桌子上，啪的一声脆响。

振生在乡中学当上校长的时候，力群早已辞了会计的职务，在家种地。振生听说后就让力群把那几十亩地卖了，在学校给力群找了份活儿，冬天烧锅炉，夏天在水房子烧开水，打扫办公室卫生。振生应酬多，每天有酒喝，不是人家请他，就是他请人家，当然轮到他请人家，估计都是以学校的名义，初时有两次还叫上力群，酒桌上介绍给大家。老师们知道了力群跟他们校长的这种关系，请校长喝酒的时候，往往要把力群捎带着叫上，力群当然死活不去，直到振生开口。力群红着脸，坐在那里不自在。力群背后跟振生说，往后，你们再喝酒，可千万别再叫我。振生笑笑。老师们开大会的时候，几十号人坐在那里听振生讲话，有时振生因为学校的什么事不顺心，脸色不好看，声色俱厉，甚至口出粗话，一口一个“他妈的”。训斥年轻的老师，更是不留情面，没人敢炸庙。学校评模啦，老师评职称啦，振生想给谁给谁。力群给各个办公室送水，门里门外常听见老师们议论学校，议论学校就等于是在议论振生，有一次力群听见老师们说某某某某老师是领导的红人，某某某某老师，也是领导的红人。一个比一个红得发紫。老师们说“红得发紫”的时候，都会心地发出笑声。可是看见力群送水进来，立刻闭上嘴。力群不声不响，把水倒进暖壶，赶紧出来。刚出门，听见屋里的老师们接着议论。力群后来知道，被老师们议论“红得发紫”的老师，是两个女老师，都是年轻貌美。老师们背后甚至说，说力群是振生的耳目。没多久力群就回家不干了。振生叹口气。

我想跟力群联系，手机里存的号码已经打不通，便将电话打给利民，他是力群的父母官，应该掌握力群的行踪，然而利民却说他也好久没见到力群了。不知道这个“车前子”整天瞎忙啥。是不是趴炕上整诗呢？我问力群的新号，利民说这小子成天关机，像个通缉犯似的，谁也不跟谁联系。我理解力群。我替力群辩解道，没混明白的人，大都是这种表现，不愿抛头露面，不愿跟人联系，我不也是吗。利民说，开玩笑你。你是高级教师，大作家，你要是没混明白，我们就更是白活啦。斗罢嘴，利民问，你怎么忽然想起找他？我知道利民早已不是过去的利民，对写作这类的事已经毫无兴趣，甚至还鄙视，所以我没有跟他说编啥狗屁丛书的事。再问振生，振生也说有一段日子没联系了，给了我个号，一打还是停机。我也觉得力群这家伙好生怪异，决定亲自去一趟六屯。

我先到乡中学找振生，然后坐了振生的车去找利民，利民知道力群的家。

六屯坐落在一块坡地上，背靠高岗，屯前一道沟壑，水流潺潺，是个河汊子。到了近前，发现屯子里家家的房舍都挺像样，大多是近几年新盖起来的。惟有力群家的房子显得很不入时，人家是大姑娘小媳妇，力群家的房子就是饱经沧桑的老头老太太了。跟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新房子比起来，有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人家已经翻身得解放了，力群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利民说，这几年，农村变化最大的，就是房子。你看看，整个屯子，没几家还住土平房了。我点头称是。如今农村盖房子，也不再是土木结构，清一色是那种高大起脊的砖瓦房，房顶是铁皮盖，也称彩钢，颜色上，有喜欢砖红的，有喜欢湖蓝的，前脸贴上雪白的瓷砖，窗明几净。家家的房顶上都安了太阳能热水器。力群家的三间土平房，估计少说有二三十年了，矮趴趴的，院子比街道低洼。房檐上几缕枯黄的茅草，随风摇曳。时令正值初冬，门前的园子里，散堆着金黄的玉米穗子，房顶的烟囱里，冒着若有似无的白烟。门口的屋檐下挂着白霜，被门缝冒出的热气一熏，便化了，滴滴答答滴着水滴。利民下车，往院里走，院子里靠墙码着大垛的纸壳，矿泉水瓶子，旧家电的塑料壳子，废铜烂铁，乱七八糟。利民见了，说，这日子叫他过的。振生倒没说什么，只是皱了皱眉头，把腋下的黑包夹了夹。一条狗从屋里闻声出来，冲我们狺狺狂吠，利民从一旁的障子上拽根棍子握在手里，大声喊力群。屋里出来的不是力群，是个花白头发的妇人，见了利民，称呼大哥，我猜出是力群老婆。力群老婆穿着朴素，戴着围裙，两手湿漉漉的。利民问，力群不在家？力群老婆支吾说，一大早就出去了，天黑才能回来。一面说一面把我们往屋里让。利民站在院子里，有点即刻打道回府的意思。咋整天也抓不着个人影？我和振生进了屋。屋里凉飕飕的。力群老婆忙着给我们拿烟倒水，说，他能忙啥。捡破烂儿呢。振生看了我一眼。捡破烂儿？在哪儿捡破烂儿呢，我咋没见着他？利民见我俩进了屋，只好也跟进来。力群老婆说，他赶着个毛驴车，早出晚归，怕人见了笑话他。

力群有两个孩子，属于超生，挨过罚。老大女儿已经出嫁，老二儿子比姐姐小七八岁，还在上大学，老婆身体不好，成天搁药顶着。力群身板单薄，太吃硬的活儿干不了，看着像个文弱的书生。眼下的农村，不少人都是种完了地也不呆着，到街里的建筑工地找活儿干，可力群不行，干不了。

力群家不但房子陈旧，屋内的摆设也看不到一样新鲜入时的。一个立柜靠东墙立着，一看就是结婚时找当地的木匠师傅打的，油漆依然乌亮，立柜的两扇门上，镶着两块玻璃画，画的是山水花鸟，色彩依然艳丽，看样子，也是找当地的画匠画的。挨着立柜的南面，是一张油漆斑驳的写字台，上面本该放的是文房四宝，现在却堆满了杂七杂八的杂物：暖壶，杯子，饭碗，药瓶子，药盒子。我听说力群还在写东西，可是遍寻屋内，没有看到力群还在写作的迹象。西屋的门上挂着锁。力群老婆见我推门，犹豫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把钥匙，嘟嘟囔囔解释说，我们家这个大傻子，真没法整。也不知道他这屋里有啥怕人看的。利民说，是不是金屋藏娇啊？力群老婆说，他要有那两下子就不是他啦。西屋本是儿子居住的房间，墙上还留着儿子写的激励自己的话：“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坚持的路”；“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泪收获”等等，写了满墙。现在儿子上大学走了，屋子空起来。跟东屋比，西屋还算规整，一规整，就显得有些空旷。靠西山墙是台台式电脑，像是二手货。炕上，一床铺盖，头朝里放着个枕头，枕头上被脑袋压出的窝还在，枕头旁堆放着几本过期的《新剧本》杂志，还有一沓装订成册的文稿压在下面。看样子，这便是力群看书写作的“书房”了。力群老婆埋怨说，他的这些破玩意儿，谁也不让动。我说怪不得老婆在家，这屋门怎么还上着锁呢。我拿起那沓文稿翻了翻，是个电影剧本，名字叫《在悬崖上》。心想，这小子，居然真的写上电影剧本了。我欣喜地说力群还在写东西呢。利民和振生都没吱声。力群老婆脸微微一红，说力群不务正业。成天瞎写。你不让他写，挡不住。半宿半夜的，净写些得罪人的事。你们来了，正好帮我劝劝他。利民看了我一眼，我有些心虚。力群老婆说，力群从学校回来，先是在街里的一家种子商店，给人卖种子化肥。开那家种子商店的范三，是力群当会计时认识的，范三说力群当过村干部，认识的人多，能多卖货，就请他去帮忙。可是力群干了一段，又不干了。他说那个范三为人不地道，卖的种子化肥不靠谱。你说他是不是个傻瓜？你一个卖货的，管他真的假的干啥？人家给你开支就行呗。振生问开多少钱，力群老婆说，底薪一个月两千，另外多卖有提成。可力群不听我的，快气死我啦。这孩子上大学，个个月都得要钱，能呆得起吗。后来又上一家工地干零活，干了几个月，工头也不给开支，力群跟那工头吵吵起来，不干了。几个月，一分钱也没拿回来，白干了。

从力群家出来，利民直接把我拉到镇上的一家小酒馆。利民的车还没停稳，酒馆的老板娘就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热情地跟利民和振生打着招呼，说两位领导可是有些天没有大驾光临了，今个儿这是……利民指着我，说县里来了位大作家，转而指着振生，房校长请客。振生说，有你这父母官，哪里轮得着我啊？我说，谁也不用，今天，在下请两位领导。利民哈哈一笑，拍了我一下，说我净扯鸡巴蛋。

席间，我有意把话题往力群身上扯。我说力群这个人，怎么说呢，还真有点书生意气，有点小清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利民哼一声，说，啥叫“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依我看，那叫不识时务。我附和，说有那么一点。说起来惭愧。过去呢，你们俩没少帮他。而我呢，别说帮他，跟他联系都少。来，我替力群敬二位一杯，也希望二位能一如既往地帮助力群。一杯酒见底，撂下杯子，振生用餐巾纸沾沾嘴唇，慢条斯理地说，要说力群嘛，也有长处，能够把自己的梦想一直坚持到如今。在这一点上，你们俩可比我们俩强多啦。振生看着利民，你说是不是？利民没搭腔。振生喝酒上脸，神采奕奕的，忽而很惆怅的样子，慢吞吞地吟诵道，“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听着很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的诗句。问振生，他也记不得了。振生看出利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便换了个话题，说起前天跟乡老大喝酒的事，利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说，要说喝酒，他谁也不服，就服老大。振生故作惊讶，说，在喝酒上，我还没听说你服过谁呢。不过，我告诉你，喝酒厉害，不等于干别的也厉害。振生说罢笑笑。那表情，看得出，老大那方面出了问题。连老大这样的私事都能跟人说，可想而知，这个人跟老大的关系得好到什么程度。振生把这样的事说给我们听，第一让人觉得没拿我们当外人，第二又暗示出他跟乡老大的关系不一般。可是利民理解有误，利民以为振生是在讥笑他，遂猛烈回击道，谁有你房校长厉害？手下百花盛开，身边群芳斗艳，你就是那辛勤的园丁，想采哪朵就采哪朵。跟你比，我可是差远啦。我这里是盐碱地，别说花，连根像样的草都没有啊。振生说，你这人，真没意思。怎么说着说着，就下道了。振生换成一副郑重其事的表情，说，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依我看，老大就是自己把自己造害完的。利民气他，说，今日有酒今日醉。不过，你也不用给我敲警钟。我知道怎么把握自己。振生笑笑，说知道就好。两个人说得云里雾里，我听得稀里糊涂，在一边插不上嘴。几次想把话题拉回到力群身上，都被利民岔开了。

老板娘听我们说话，一面给我们不停地满酒，一面絮絮叨叨地插嘴，你们说的是那个“车前子”车会计吧。唉，不该我说，他这个人啊，咋说呢，老板娘把嘴撇了撇：还叫个“车前子”，我看应该叫“车傻子”还差不多。你说，咱们支书对他多好，比亲兄弟还亲，他可倒好。人心不足蛇吞象，大伙都猜，他是要把支书整掉蛋儿，他想当支书呢。利民照她屁股拍一下，说老娘们家家的，不知道别跟着瞎起哄。老板娘吐了下舌头，这可不是我瞎说，大伙都这么说。都混到这份儿上了，听说搁家半宿半夜，写啥电视连续剧呢。那天我见他赶着驴车，车上拉些破烂儿，见了我把头一低，我说这不是车前子会计吗，电视里多咱播你编的电视剧啊？我们可都等着看呢……

我瞪了她一眼，猜出她跟利民的关系不一般，没言语，把杯里的酒一口干掉了。酒后，利民他俩还要拉我去唱歌跳舞啥的，我郁郁不乐，说改日吧。

回到县里，我翻看力群的那个叫《在悬崖上》的电影剧本，题目下署名依然是“车前子”。《在悬崖上》是写几个农民上访的故事。早些年的农村，有不少农民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但户口依然留在了本地。国家取消土地税并且给农民“地补”及“粮补”之后，这些人纷纷回来要地，村干部却以这些农户搬走多年，土地已经转包给了别人，租期未到为由，就是不给。而那些耕地其实都被村干部霸占着。这些农民联合起来上访，结果有的人被村干部收买，上访队伍被瓦解，带头人遭到打击报复。主人公是个有文化有正义感的农村青年，不畏权贵，由于他带头上访告状，得罪了当权者，惹祸上身，夜里在街头被人将头蒙上殴打，身体致残，却找不到凶手，几乎落得个家破人亡，反遭周围群众的冷落，没人敢为他说话，也不敢与他接近。剧本反映了现实中的乡村，黑恶势力嚣张，某些乡村干部没有民主法治观念，视民如草芥，鱼肉百姓，横行乡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尖锐。老实说，从技术的层面讲，剧本写得还欠功夫。但从中可以看出，力群对乡村社会现状的忧思。

次日近午，力群打电话，说他在门外。我问在哪个门外，力群说就在你们学校的大门外。我急忙出去。

我们学校的校门平时紧闭，轻易不放外人进来。所以大门外常有些等待找人的车辆和杂人。我环顾四周，未见力群。这时，从一挂驴车上下来个人，冲我笑。我猜出是力群。说实话，力群不先冲我笑，无论如何我也认不出是他。力群满面黧黑，手也粗糙，却有力道，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撒开。由于天冷，力群穿得厚厚实实，浑身显得臃肿而蠢笨。手里拿根赶驴的鞭子。另一只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我望着车上的破破烂烂，吃惊地说，你这是赶着驴车从家里来？力群点头。不过马上又更正说，不是从家里来。昨天你们走，我老婆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们三个去了。刚好那时我正在靠通肯河边的一个屯子，离县里有四五十里吧，今天起早就往这赶。说着将拎着的塑料袋递给我，说，河套鱼。正好碰上有人穿冰窟窿。我说，你看你。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竟拍起一股灰尘随风而去。已经中午，我坐上力群的驴车，就近找了家小酒馆坐下。我很兴奋，要给利民和振生打电话，说他俩有车，一个小时就到。力群不让。在我的记忆里，力群本是白净面皮，眼睛也明亮清澈，如今满面黧黑，双眼浑浊，我心中暗叹光阴无情。酒馆里热，力群脱下没啥模样的羽绒服，摘下狗皮帽子，露出半头白发。两杯水酒下肚，力群的额头冒出汗珠，脸色暗红。我看着力群，说，怎么，这么多年，这是头一回上县里来吗？力群看了我一眼，把头低下了，他听出我的意思。说不是，那什么……力群的表情有点尴尬。我看出力群似乎比念书时更厚道了，一句谎也不会撒。我说，都是同学，不要想得太多。往后，有啥事，尽管说。来县里就到我这，喝点酒，叙叙旧，不必这么外道嘛。力群点头。叙旧过后，话题转到力群的电影剧本上，我猜力群大老远地赶来，十有八九是为了他这个电影剧本来的。我于是把对他那个电影剧本的看法赶紧说了，力群说，那是头几年前写的。别提了，有一次被编辑部退回来，我当时不在场，就被别人给拆开看了，结果有人就跟利民说了，说我写的是利民。而且把利民写得很坏。你说说。力群显得很无辜。我说他们不懂文学。文学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力群说就是。我说，不过你的剧本确实反映了农村中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运用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力群说，我哪懂什么艺术手法，就是瞎写。力群说他现在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我问为什么，力群支吾说没啥意思。再说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说那你现在什么也不写了吗？我急切地看着他。力群说他这几年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我喔了一声，说怪不得那个酒馆的老板娘说你在写电视连续剧呢。不知为啥，听说力群还在写东西，我的心里竟稍稍有些激动。不管写啥，起码说明力群还没有被生活击垮。力群告诉我，他这个电视连续剧，写的是旧时通肯河地区土匪和抗联的故事。我问他素材从哪里来，不会像电视里演的那些电视剧那么胡编乱造吧？力群说，有县内的文史资料，有听老人口头讲的。他这两年赶着驴车到处收破烂儿，走了不少地方，通肯河沿岸的屯子，他全走遍了，采访了很多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我说，是这样。我忽然有点明白，力群肯定是为这个电视剧剧本来找我的。我敷衍说，写电视剧也可以，弄好的话，能有些收入，不像写诗。力群听我这么说，很兴奋，说如果能找到投资人，拍出来当然再好不过。眼里闪耀着晶莹的光芒。我说现在情况怎么样？力群为难了一会儿，说，不瞒你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四处联系，长途电话费花了不老少，结果是全白忙活。我感受到力群眼睛里投射过来的殷切期望。我看出力群的意思了，他是想叫我帮他，跟县里的有关领导说说，看能不能由县里出资投拍。我沉吟无语。力群的剧本写得如何姑且不说，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你叫他掏几千万甚至上亿来拍一部电视剧，那县太爷的脑瓜肯定是进水了。我心里一面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悲哀，一面也有几分怪罪力群不切实际。我只好假装糊涂，连连劝酒，一面安慰说好饭不怕晚。你也不用太着急，庄稼不收年年种嘛。力群半晌无语。其实，你的诗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欣赏。怎么，现在不写了？力群笑笑，我的诗，恐怕也就你能看看。已经好多年不写了。我说别人看不看都无所谓。力群注视着我：不怕你笑话，我把自己早些年写的诗，编了本诗集。我说是吗，出版了吗？力群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我自个打印装订了一本。

力群的那个《在悬崖上》的电影剧本，被我编进了县里的那套文艺丛书，依然用了力群钟爱的“车前子”笔名。依照力群，他是希望我把他那个电视剧剧本编进去，而我却觉得《在悬崖上》远比那个电视剧剧本有分量。因为那套丛书的发行量不大，没谁能看得到。再者，现在还有几个人看书？所以力群的作品发表之后，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天，力群突然打来电话，他说利民出事了。可千万别是他的那个电影剧本捅的娄子？听声音力群很害怕。我半晌才说，肯定不是的。剧本是虚构的。谁会拿一个虚构的故事来作为法律的依据呢。听我这么一说，力群那面似乎松了一口气。后来，力群还问我，你在县里这么多年，能不能找找人，帮帮利民。唉，他这人，刚愎自用，就是不听话。我无奈地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又一天，力群用手机发给我一张老照片，是我们四个毕业时的合影。照片是黑白的，尺寸也不大，利民和振生站在我和力群后面，手分别放在我和力群的肩膀上。照片上方，黑色的背景上题了一行白字“理想万岁”，然后是年月日。这四个字，记得当时是利民想出来的，我们三个一致说好。这张照片我们四个应该是每人一张的，我的那张可惜早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