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红英　唐红樱/乐山师范学院

论学校教育中的审视

段红英唐红樱/乐山师范学院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社会文化和制度的辩护和维持，但学校教育中的审视已经演变成由来已久的监视、规训和灵魂塑造，从10世纪中叶英国的道德培训学校到19世纪早期的导生制学校已经出具模型。通过福柯有关审视的技术和规训的权力的框架来检视导生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导生制运行机制中的精确细节，有助于揭示出学校教育背后潜藏的另外一种隐性逻辑。今日教育系统中这种隐性逻辑的日益强化值得关注和思考。

审视；福柯；规训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视（examination)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对“经审视的生活”(the examined life)的辩护浩如烟海，而且这个辩护的场所不再象以前那样由隐居的古希腊哲学家霸占，他们已经从权威的地位退出，而由教授们占据他们的位置。今天，对经审视的生活持有一个支持的立场，就是占领一个已经被学者宣称过的位置。现在，经审视的生活已经获得了学术制度的关注。尽管负责此项任务的制度，受到现实的挑战，但是，相关利益者会保护它的声誉，一个学术制度的声誉已经贡献给了经审视的生活，贡献给了学习和反思的劳动者。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逃避“经审视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学术中许多是为“经审视的生活”辩护的。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进行讨论：作为审视的场所，在一个主观地呈现给审判者的广泛的课题中，教育制度是应受谴责的。与“经审视的生活”初次出现时相比，制度的维护者和执行者被鼓励和捍卫这些制度的做法看起来不太明显了。教育制度的雇员就是检查的制度，而且发现他们自己也受制于自身组织的结构。经审视的生活不能与权力的影响分离。本文试图将苏格拉底的心高气傲的“经审视的生活”与日程生活中机械低效的含义的审视合并起来，从中你可以发现，这两种路径在管理良好的学科建设中是不可分割的和有同谋关系的。

一、审视的起点和性质

面对经历过的事实，有人试图把它当作一种殖民力量来回顾审视的迅速扩张（用机械和低效的方式），用还原逻辑来克服教育的各个方面。于是，在学校和其他地方的审视的故事就变成了压迫性影响的故事。推而广之，一个好的教育家的标志就是反对作为破坏和专横力量代表的审视，而审视的令人窒息的重要地位使更多真正的教育活动受到了压制。虽然很少有教育者认识考虑实现一门完全免考的科目，但许多教育者致力于抵制审视的显而易见的“腐化”效果，这里，抵制审视成为对高等教育理念的效忠问题。但愿我们能逃脱它的一些影响，但愿我们消除一些它给孩子留下的印记，但愿我们能审视少一点，而教育更多一点。

持有这样的看法是误解。审视的逻辑构成了现代学校教育和教育的本体条件。如此，如果不能把学校当做一项社会和历史工程从根本上拆除，那么审视就不可能被删除或遭到有效抵制。了解审视在何等程度上等同于学校教育，就有必要考察学校内在系统而不是审视的形成。现代审视不是独立发明然后强加给教育制度的。相反，它是作为教育技术的更大范围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并一起构筑了现代教育的大厦。

二、审视与控制技术

在18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现代学校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这些文化和制度实践与社会改造联合起来，通过“把孩子塑造成未来的公民”，在这一社会塑造(formation)进程中，学校教育的崛起和“民族国家的塑造”交织在一起。在这一重大的塑造性努力的追求中，国家就要依靠能使它们建构所需学科的高端技术。这些技术用于塑造个性，在这样的路径中，那些相关的东西都互相隔离，但只对政府的影响开放。最初，政府的技术专注于身体的训练和管理（在监狱、医院，军队以及在学校）以便打造灵魂。这里，这个现代灵魂不是被当做重要的和不灭的本质来理解，而是被当作一个物质现实来理解；它通过权力的关系产生并围绕于孩子，并达成“身体的监狱”的效果（福柯）。技术官僚监督了大众学校教育的创造，后来又对人际监视技术(interpersonal examining)格外关注。这些技术把现代灵魂当作一种自我管控意识(self-regulation consciousness)来发展。

总的效果是将划分实践和排除实践（要么学科自身被划分，要么与其他学科区分），与“训练孩子使其自身成为一个学科”的技术结合起来，技术使得个体意识到自身的外在界定特征，然后根据这些外在界定特征来行动（福柯）。作为一种物质现实，现代人的灵魂取决于概念的领域和分析的范围并由此得到确认。它依赖于从更一般的理念（精神、主体性，人格，意识，等等）（福柯）到诸如麻烦孩子、希望孩子、边缘孩子等具体的概念的分门别类的雕刻。值得讨论的是，在塑造这一必要的主体性的过程中，审视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审视建构起了一个具体的参考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塑造孩子，使得他生活在审视给定的范围之内。

审视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单独的技术，而是一种教育界的奇特力量。与学校一起形成的还有一连串实践的演化，这些实践由一些地方发展而来并受到一系列政治、社会、历史和心理叙事(psychological narratives)的影响。这些实践不是单一主题上的变化而是“不同创造的行动”。为了更准确的理解，学校教育或审视的每一种情况的具体表现都应置于当地和历史关系的具体网格之中，惟其如此它们才能被清晰的理解。然而，至于空间的因素，本文只考虑两个制度性场所（institutional sites）。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如福柯所言的制度性分析的缺陷——权力关系的根本驻留点必须在置于制度之外，即使它们已经被植入自身墙体内并透明化。在权力分析中把制度放在优先位置会冒给予“本质上是再生产的功能”“一个夸张的特权”的风险，还会冒忽视更有传播性和生产性的权力操作的风险。

考察19世纪英国的审视和学校教育，基于福柯的精神谱系，可以探索到从审视出发的技术的特定文化偏好的很多细节，尽管这些细节值得仔细推敲。从修辞学上，即使对现代审视发展的相对快速的考察也必须对改善审视效果的现代努力提出怀疑。具体地说，它寻求打破教育领域在好的和坏的审视实践之间、在被看作是压迫的、非人性的和过度机械的审视技术和被认为是具有灵活性的为孩子所需的审视技术之间做出裁决的现代趋势。有人认为，传统的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分别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形成的技术过程中得以永久化，而它们反对自身的建构要对政府负责。对一种传统评价的反对（例如，从高风险测试到低风险测试）有利于另一种评价，因此对从权力效果中或得教育技术的解放影响甚微。事实上，面对与日俱增的批判，对评价实践的翻修可能仍然局限于权力对孩子塑造的影响。

要认识到权力的多大程度上浸入更多的最近的审视实践，有必要从更多细节上探索他们的家谱，并追溯到19世纪这些技术出现的最初。这就是19世纪早期的导生学校(monitorial school)和19世纪中叶的道德培训学校(moral training school)。这两个短暂的、过渡性的制度集合在一起并且转变了实践，从它们的实践中现代学校教育和审视就建立起来了。审视的做法不再单单是压迫性的，即使是在最严重的导师表现中。这些实践把引导灵魂作为渴望的目标，而不是让孩子的灵魂屈从于机械的约束。换句话说，现代审视的无情发展没有践踏孩子的内心世界，现代灵魂是一系列生产技术的结果，而审视发挥了其中的核心作用。相反也可以说，审视技术致力于倾听孩子，技术因为它们对个体学习者的独特需求的良好关注而受到庆祝，并非与权力的利益和权力的影响无关。正如我将要阐明的，它们捆绑在一个通过人际关系和自我流露、自我管控技术的灌输来运作的道德强制系统中。

我认为，今日那些寻求直面审视实践的人所面临的任务比之审视出现之初更加重要。这种直面不亚于一场关于审视和学校教育是如何在各种形式的工作中把我们装配成权力主体的激进的而广泛的批判。

三、两种学校制度中的审视

为了解析审视的变迁，有必要思考学校教育的两个竞争性系统：19世纪早期的导生学校和10世纪中叶到晚期的道德培训学校。虽然本文着重它们在英国的早期发展，每一种制度都有其世界性影响。导生学校在整个欧洲传播并跨越大西洋传播到美洲，而道德培训学校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在横跨大西洋抵达的殖民地诸如新斯科舍（加拿大省名）。这些制度的目的是用来教育那些威胁到现有社会结构的不断增长的城市贫困人群的，当跨越大西洋移植到美洲的时候，它们的技术也用时应用到其他问题团体，比如拒不服从的撒利希语族（北美印第安语）人。

作为教学的场所，它们曾与“那些在城市贫民窟已有的非系统的和有可能道德危险的教育”进行了比较。这些“私人冒险性的或该死的学校”是由生活在社会边缘底层的人经营，被看作是不规范的、流浪的并且很可能是不道德行为的温床。根据吉姆斯·凯沙特沃斯回忆，“大量学校的校长在他们的国家中进行着交易……承担这些职责，要么因为他们的年龄或虚弱身体导致的失能，要么因为他们在所有其他生活方面的努力失败之后才做此项工作。”（凯沙特尔沃思）。20年后，纽卡斯尔委员会的报告继续批评这种不规范的制度，他们遗憾地表示这些制度仍然如“蘑菇生长”似地不断冒出（教育委员会）。报告披露了很多关于“什么样的教育对特定的父母阶层有益”的措施。在介绍完尤其悲惨的建立之后，“制度坐落在非常陡峭的和破碎的楼梯的顶部，这里的主要课本似乎就是一只小猫，”我们被告知，“这些学校的教师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他们在追求其他方面失败了，或者作为寡妇，她们已经出乎意料地离开了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个委员会成员曾著名地宣称“作为一个把学校维持下去的单位，没有一个教师和其他人认为教师们太老、太贫乏、太无知、太羸弱、太虚弱，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够格。”城市的贫穷人群是不能相信他们能自己教育自己的，他们只会建立最临时性的制度，显然是不适合教育目的。一个符合贫困团体需要的更系统的教育是必需的。

这个学校教育的历史性时刻，这个时刻见证了更为系统传播更广的教学的诞生，可以看着是包容(inclusion)的胜利。一连串的事件随之展开，这将最终导致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获得正规的教育。然而，包容的胜利是有代价的，因为“正是包容的原则通过随后的分工使得新建的教育科学和教育实践产生不平等”，通过这种分工各学科的质量被表征和区分出来。这些教育实践和他们带来的科学，从一开始就以分门别类和分割的进程被占领了。此外，包容的代价还有接受掌控了这些新制度的理性系统。通过使孩子制度化，那些危险的阶层就可能被监视，这样就向政府的算计敞开了大门并提供了合法性。大量的教育实验室被创造出来，导致专业知识的相关话语的巨大扩张；为了政府技术的适应和发明，多个场所被建立起来（福柯）。

学校教育的每个模式——导生和道德培训——发展出了独特的审视实践的集群。在导生学校，审视在一个学科架构和功能架构内得到融合。这样，它就不能离开制造了整个制度的整套实践来考虑。比较之下，道德培训学校，把审视的概念建立在师生之间密切关系的基础之上，虽然这个过于依赖于一个更大的功能的空间计算。可以推断，随后的审视历史，是一部两种基本路径的关系的历史——一是规训，一是教会（牧师的）。在21世纪，这些规训技术和田园技术的衍生物在教室里得到辨认，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和融合的铭文装置和教会控制。这两种路径在那个时代被清除地划分了，它提供了概念性背景可以用来搞清楚最近的瓜葛。

分析建立在福柯和伊恩 韩特(Ian Hunter)有关教会权力的论述之上，探索制度中人际审视技术的发展，比如19世纪中叶的道德培训学校。还有一种是用明显残酷的分级、规范和身体训练来关注自身，这种方法可以在19世纪初的导生学校观察到，许多人会说在今天的学校仍然能看到。从一个解放的或人文的视角看，这种审视实践中的机械方面很容易被谴责为专横、约束或压迫。然而，正如前面探讨的，这种谴责忽视了审视如何首先组织或再构了据说被压抑了的主体性。

福柯发明了名为“规训的权力“的更微妙的身体分析技术，一种能产生比之所压制的更多的权力形式。然而，当福柯描述的系统和新近历史之间进行类比的时候应该运用到关怀。例如，有人认为导生学校的机械管理已经引发了教育中的综合症，这种综合症已经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事实上，福柯所认为的19世纪早期的规训技术经常被视为会导致“结构陈腐化”(fossilized structures)进而继续影响学校教育相对“未被波及”。基于历史的连续性很少是直线性的假设，我们可以通过坚持其19世纪早期的特异性来重新审视规训的权力。这就需要仔细地调查，规训的权力是如何通过19世纪早期导生学校的体系结构和实践来发挥作用的。此外，有必要研究导生学校教育的精确机制的大量细节，避免把它视为一个压迫性机构的企图，否则可能忽视或误读福柯的分析。也有必要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宣称导生学校是短暂存在的因而是边缘化的制度，它除了从进步的教育发展的崇高传统中带来一种遗憾的转移之外便一无是处。福柯对导生学校的参考是相对简略的，引导一些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白。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还可以建构一幅导生学校的图画，展现在复杂的策略合奏(strategic ensemble)中是如何作为不可分割的角色来表现的。导生学校教育的分析旨在揭示，从一开始，审视实践是怎样形成大众教育的早期形式并开辟建构现代儿童的过程的？总之，通过福柯有关审视的技术和规训的权力的框架来检视导生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导生制运行机制中的精确细节，有助于揭示出学校教育背后潜藏的另外一种隐性逻辑。今日教育系统中这种隐性逻辑的日益强化值得关注和思考。

[1]Ansgar Allen, The Examined Life: On the Formation of Souls and Schooling[J].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April 2013,(2):216-228.

[2] Frederick John Gladman[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 Frederick_John_Gladman.

[3]【美】L.迪安.韦布著. 陈露茜,李朝阳译. 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实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32.133.

[4] 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23.

[5]【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237.224.162.

[6]monitorial system[EB/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 Monitorial_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