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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说扬州盐商与“八怪”

2016-12-26姜嘉文

现代装饰·理论 2016年9期
关键词:盐商扬州

姜嘉文

在中国历史上,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这一百多年期间,国内民族矛盾淡化,经济日益发达,在这一百多年问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在盛世下的扬州聚集了一批这样的画家,他们个性鲜明、立意创新,他们的艺术风格独具特色,接近生活,突破传统,他们被人称之为“八怪”。

扬州人讽刺那些相貌怪异、丑陋的人为“丑八怪”。但笔者认为这里的“八怪”并没有讽刺他们的意思,而指的是他们在艺术创作中的标新立异。有关“扬州八怪”中的“八”字,说法众多。如在清代学者汪(王)望的《扬州画苑录》,其中提到“怪以八名”,但仅仅列出李解、李薤二人:清代凌霞的《天隐堂集·扬州八怪歌》认为是金农、郑燮、高凤翰、李方膺、李解、黄慎、高翔、汪士慎八人。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扬州八怪”不是为实数,俞剑华说“愚以为是诸人者均曾树帜与维扬之画坛,当时虽然冠以八怪之名,而人数却不止于八人,并无固定之人名.后人遂不免稍有出入。今列其同者前而列其异者于后。以其人均为当时之名家,而其画亦足以当怪之名而无愧也。”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地界上的重要的画家不止八人之数,实则约有十五、六人。

我们在查阅“八怪”的资料时会发现这群人中仅有几个人是扬州籍,其余人则是来自福建,浙江,安徽等地。其中很多人曾游历过其他地方,也曾暂居过其他地方,其中不乏江宁、杭州、苏州这样的繁华热闹的大城市,但是他们最后都选择定居扬州。可见在当时,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扬州吸引着这些文人墨客驻足。那么,当时的扬州为何如此兴盛?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处在社会高层的“读书人”为之向往。

扬州有着久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迄今以近两千五百年,春秋末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扬州地处江淮地区,东临东海,南临长江地居南北之中。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的东南要塞、南北交通枢纽。“扬州”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一书中: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乌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荡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簿、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当时的扬州指的并不是城市,仅作为一方地域的名称,那时天下分九州其一便是扬州,那时的扬州涵盖了现在的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现在的扬州,春秋时称“邗”,秦、汉时称“广陵”、“江都”,东晋、南朝置“南兖州”,周时称“吴州”。汉武帝时,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其中有扬州刺史部。隋开皇九年改吴州为扬州,但总管府仍设在丹阳。店高祖武德八年,将扬州治所从丹阳移到江北,从此广陵才享有扬州的专名,那时的扬州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在明末扬州迎来了第二个经济高峰,成为全国盐业交易最大的中转站。虽然在清军入关时历经战火、饱受损失,但凭借其盐、漕、河三大有利条件.经济与日俱增,在乾隆年问达到了其顶峰。有孔尚任作诗:

“东南繁华扬州起,水路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队列成肆市。”

扬州得以繁荣是以“盐”盛。两淮地区是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区,两淮地区的中心就是扬州。乾隆时两淮巡盐御史李元发在《盐院提名记》中写道:“两淮岁果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嘉庆时期《两淮盐法记·杂记》中道:

“淮扬天下一大都会也,舟车之辐辏,商贾之萃居.而盐荚之利,南壁荆襄,北通漳、洛、河、济之境,资其生者,用以富饶。”

由此可见当时的两淮地区——扬州的赋税在清朝时可占全国近一半之大,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地区可以在国家生计方面占这么大的比重。殷芸的《小说》中的一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以将扬州的繁荣富饶表达的淋漓尽致。

扬州为何在古代时这样的繁盛;盐业兴盛又何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点:

地理位置优越

古时扬州称为“雄州”,自古就有“楚尾吴头,江淮之邑”之称《宋史-地理志》中扬州也有这样的描述“扬州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廛里富饶,多高赀之家。”扬州作为南北交通的交汇点,自隋唐起至清末,直是东南三大政:漕、盐、河。元人这样说扬州“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隶浙西,其北隶河南,壤地千里,渔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为天下府库盖将百年矣。”扬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位于南北交通要塞上,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使得扬成为全国重要的水路交通的中心。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扬州当地气候宜人,茶盐丝帛资源十分丰富,扬州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耕地区。清代康熙、乾隆曾多次南巡,多次到达扬州在此设立行宫。由此可见清王朝对于扬州地理位置的重视。

盐运的完备

扬州盐业始于汉吴王刘濞。当年刘濞在此“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是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店时期,扬州成为了东南地区最大的行盐区。宋代是虽然有管理机构,却是把盐、茶并为一起管理,如“荼盐制置使”“提举茶盐司”。元代时才专门设立了管理盐政衙门,但盐政机构并未完全定型。到了明清时期,两淮巡盐御史衙门河两淮盐运司衙门均设在扬州,此时的扬州货资云集,漕运如梭,尤以盐业经济居于全国之首。

扬州的繁荣离不开盐业,也同样离不开身处扬州的盐商,盐商在日常活动中不仅给扬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扬州文化艺术的发展。

靠盐运发迹起来的盐商并未因为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相反盐商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十分尴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封建社会中等级划分的标准。秦始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近千年的中国,因而身处封建社会的暴富盐商也难以改变这一现状,“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即便是富可敌国的盐商,也只能被称为“末富”。旧时,扬州人起初称盐商为鹾商,又称盐呆子。见于清梁绍壬《两般秋雨鑫随笔·吴公雅谑》:“金棕亭饮馔极丰,或有诮其过侈,类于鹾商。”鹾指的就是盐、咸味。将盐商称为鹾商,实为贬低。

由于盐商垄断了盐业资源一时尽得盐财。当时是这样描绘盐商:“衣服屋宇,极其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同泥沙。甚至悍仆家奴的服装起居同于仕官,越礼犯分,罔知自检”。盐商的家奴亦可如此,可见当时盐商的富裕。以文化为荣的扬州人视这些盐商为暴发户,尤为那些文人所不齿,以至,虹桥修禊等文化盛会,令凡鹾商都不得人。乾隆六年,扬州知府曹某因整日在平山堂与商贾宴游,被一秀才题了一副长联用来讥讽盐商,其中这样写道:“一派竹西歌吹路,自古好繁华。试看奢如炀帝,徒令人笑徒令人悲。要有些雅度高文,方领略得二十四桥箫声月色。几堆江上画图山,于今频仰止,正听须品庐陵,方为可传方为可法。莫漫把穰花艳酒,错当作成六一居士余韵流风”。言而喻,该联显然是讽刺这些鹾商没有文化、缺乏修养,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文人学士对盐商的反感和偏见。世道如此,使得这些盐商的心灵隐藏着强烈的自卑感,一种以财富弥补社会地位、个人声望的想法油然而生。想要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首先便是结缘文人。

但盐商并不都是暴富的土财主的形象,盐商多事客居在扬州的徽商,原本就很富裕,有一定的家底产业,或是亦儒亦商的传统过于强烈,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扬州的盐商巨贾大多有相当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好于收藏字画、雅玩。同样这些书画、雅玩也作为不显山显水的礼件,温润着官商之间的关系。同时,盐商用文化包装自己,不惜财力追求高雅的精神文化,正所谓“以儒饰贾”“贾而好儒”“喜招名仕以自重”。这样的结果成就是了文化的繁荣。由此可见,盐商对于“八怪”艺术创作的支持是必然的,盐商也是“八怪”得以定居扬州中不可获取的因素。

扬州文化的繁荣还体现在书院的建设,这方面也离不开盐商巨贾。扬州的盐商除了进商业活动之外,还结交文人,资助寒士,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其中清代扬州当地的书院在盐商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发展。正如民国注明学者柳诒徵所说:“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雀会相颉顽,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办学之外,盐商们还鼎力资助学术活动,招揽饱学之士,收集图谱,编撰出版。康熙年问编撰,整理的几部巨作,如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曹寅督刻《全唐诗》,新编的《渊鉴类函》《律吕正义》的成书期间都少不了盐商的财力支持。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八怪”与盐商作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而谈论、研究,褒奖或是批评。盐商对于扬州的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谈扬州的繁盛就不得不说盐商一样。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曹胜龙研究生油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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