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全国人民描绘了强国梦想的蓝图。

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

党的八大准备工作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行的。根据分工，刘少奇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刘少奇一直在思考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随后，刘少奇决定以《论十大关系》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的报告就有了主调。八大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就把八大报告和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融为了一体。

1956年初，刘少奇请陈伯达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一个多月后，刘少奇拿到了初稿。看后不太满意，于是送给胡乔木看。胡乔木看后，向刘少奇汇报说，这个报告的初稿不像一个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刘少奇认同胡乔木的评价，便让胡乔木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胡乔木在接受任务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初稿。刘少奇作为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负责人，政治报告的每一稿几乎都送毛泽东审定。这期间，两人信函往来十分频繁，很多问题都是在共同磋商后才最终确定的。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在修改，会议即将召开，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标点符号。

1956年9月14日凌晨，即政治报告在全体大会上宣讲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审阅刘少奇送来的政治报告中“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部分的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再送我看了。”

在起草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时，曾有一段小故事。一天晚上，11点左右，刘少奇请起草小组的同志到他住的地方谈话。他说：“党的领导”这一部分应再加上一段，就是讲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得到证明。对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毛主席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抵制和反抗，同国民党作斗争。第四次反“围剿”时，毛主席被排挤，但军事战略战术还是执行他的路线，所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执行的完全是博古、李德的那一套，结果失败了。

刘少奇建议在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增加一段内容，突出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少奇的上述意见，最终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后来回忆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稿子写出来了，就可以睡觉了。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党的八大筹备过程中，中央曾设想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刘少奇担任副主席，这个设想已写进了新党章草案。在酝酿讨论时，刘少奇提出应多设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七届七中全会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对这个改动作了说明：“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了。”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做事一向谨慎，对于担任总书记，一开始提名的时候，他是不同意的。

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刘振德担心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一直坐在会议室门口。常委们在里面说话，他听得很清楚，议论的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那天的声音也比较大，他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我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这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并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去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信任。

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请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八大前夕，毛泽东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便是开幕词的起草。毛泽东写了两次开幕词，但都没有写完，于是请陈伯达代为起草。毛泽东在看了陈伯达的初稿后，觉得写得太长，扯得又太远，于是又请田家英起草，并嘱咐道：“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装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很快，田家英赶写出了一稿。

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文稿比较满意，又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两段话。

第一段是关于纪念已经牺牲的同志和朋友的内容：“从我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另一段是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党所处的地位的内容：“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随后，毛泽东又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员审阅修改。此时已是9月14日凌晨，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充满激情的开幕词，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一般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是个例外。

王明、李立三当选中央委员

在酝酿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争议较多的是王明和李立三，这两人都是过去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李立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他诚意改正了。而王明则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他耿耿于怀，长期住在莫斯科，借口有病拒绝回国出席八大，很多代表不同意他再当选中央委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再次就王明、李立三的问题向中央委员作了解释。毛泽东说：“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一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么），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毛泽东还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毛泽东还说：“他们是因错误出了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因为在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少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中央，他们心里就踏实了。如果王明和立三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不改关系都不大，关系大的是我们党内容易动摇的人，他们在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和好处，今后我们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比较容易些。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在9月26日的大会选举中，王明和李立三的票数都超过了半数，两人都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

毛泽东：不提毛泽东思想

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时，用一章的篇幅论述毛泽东思想。但在包括八大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内的所有文件，都没有再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对于这个问题，阴谋论者认为，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中央压制毛泽东，“要他交出权力”。

而事实上，并不是刘少奇和中央擅作主张删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恰恰相反，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根据毛泽东本人多次提议而决定的。

毛泽东曾说：“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认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1953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删除“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另一处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他还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专门下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毛泽东在审阅该通知时，亲笔加了一段话：“写文章做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此外，据胡乔木后来回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后，中共中央才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中共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并号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与人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生产和销售得到了初步改善。以上海为例，1956年9月有1661户个体手工业户，10月份即增加到2885户，年底则增至4236户。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即“地下工厂”。同时，“地下商店”也频频出现。

对此，毛泽东认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过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集思广益，探索的步子很大。其中，关于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即是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说：“我们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责任编辑：陈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