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程铭（随母姓），1935年12月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祖父张国瑞是清末秀才，在重庆市区会仙桥开了一家银楼。父亲张子和，曾就读燕京大学，专修经济，毕业后继承家业，负责江浙等地的业务。家里经营有方，银楼自然生意兴旺，当年我们家的房子是一栋3层建筑，两楼一底，约300多平方米。底楼是店铺，二楼住着我们一家三代，三楼则住着雇工。

抗战爆发后，重庆频繁遭日机轰炸，但在1941年7月以前，我们家损失不大，为此，祖母天天在家烧香念佛，以为炸弹就不会落在自家屋顶上。祖父仍担心我有个三长两短，让祖母带着我到离市区较远的乡下躲避。

沦为乞丐

1941年8月8日至14日，日机对重庆城区进行了7天7夜的“疲劳轰炸”。这一次，我们家的房屋未能躲过劫难，被炸成一片瓦砾废墟，家中的祖父和雇工们被炸得尸骨全无，几代人辛苦挣下的财产，一瞬间化为乌有。我的父亲当时不在银楼，从此却不知下落，生死渺茫。祖母带着我从乡下赶回家，目睹惨状，她昏倒在地。从那以后，只要一听到飞机轰响，祖母便四肢发抖，加上衣食无着，一年后，她在悲苦中去世。这一年，我6岁。

祖母走了，我无家可归，露宿街边。没有吃的，我常常饿得两眼发黑，只好上街乞讨。到了夏天，我手持一把蒲扇，到饭馆给食客扇风，可得到一点儿残汤剩饭，偶尔遇上好心肠的食客，打发点小钱。

当时，重庆城的流浪儿特别多。有一天，我什么东西也没要到，只喝了几口冷水，又累又饿，来到通远门城墙边，蜷缩在地。正在迷迷糊糊之际，我被人踢醒了，睁眼一看，面前站着3个流浪儿，其中年纪稍长的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把爷的地盘占了！给我滚开！”我赶快站起来说：“大哥，我家被炸了，亲人全死了，没有落脚之地。”问话的叫许大来，原本家住黄沙溪，父亲是做木材生意的，后来父母遭日机炸死了。他得知我的身世后，同情地说：“大家都苦命，一起挤挤吧，以后兄弟你就跟着我们几个！”说罢，他还从脏兮兮的荷包里摸出一个饼子递给我，饼子又冷又硬，但我吃得又香又甜。以后，我和许大来成了莫逆之交，我叫他许大哥。

1944年的夏天，我和许大哥被送到土桥保育院，结束了流浪生活。他被分配去学习印刷技术开圆盘机，我被分配去学习做化学酱油。日子过得很快，大约是1949年的元旦前后，我与许大哥离开了保育院，进城投奔与他一起学印刷的师兄。白天，我俩出去找活干，晚上3个人挤在一间小破屋勉强度日。不久，枣子岚垭召募新兵，许大哥被录取了。名义上是当兵，实际上是去卖壮丁，顶替那些有钱人去当兵。当时有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凡中签者，就得去当兵，否则可出钱买人顶替，而卖壮丁者可得到一笔钱。

第二天，许大哥让我陪他去报到，赶到南坪玄坛庙后，许大哥领到了钱，当即塞给我一些，并语重心长地说：“兄弟，这钱拿去做点小生意，钱不多，这是当哥的一点心意。记住要好好地活着，快快地长大。”许大哥还鼓励我：“13、14岁的男子汉了，各人去闯，路是人走出来的，哪有活人被尿胀死。”

我们挥泪告别，从此再未相见。没有机会报答许大哥的恩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憾事。

艰难成长

曾经共患难的许大哥随部队走了，我该去何方呢？无奈之下，我也想去当兵混口饭吃。我找到站岗的卫兵，说自已想当兵。卫兵回答：“你这么小，当啥子兵哟！莫异想天开了！”正说着，营地里走出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卫兵叫他王连长。王连长问卫兵什么事，卫兵说这个娃儿想来当兵。王连长问我为什么要当兵？我说自已的家人被日机炸死了，无家可归。王连长将我打量一番说：“你来给我当勤务兵，愿不愿意？但你必须听话，不准乱说乱跑，做事要勤快！”我连连点头。

王连长把妻子和孩子都带在身边，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他们一家服务：跑腿买东西，打扫家里的卫生，照顾5岁的小女孩……频繁地奔走在营地和住家之间。王连长夫妇喜欢打麻将，经常与其他军官邀约在一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打牌。这个时候，我就得格外小心地伺候，买烟买酒，保证茶水不缺。若是连长手气好赢钱了，会给我一点赏钱；倘若输了，则脸色不好，稍有不慎，就会惹来他的一顿臭骂，甚至挨上几记耳光。

不久，王连长所在的部队由重庆开往隆昌，驻扎2个月后，移营到内江卑木镇沱江渡口。5个月后，部队又接到命令，向贵州方向转移。我随同驻军家属的船队经富顺到达泸州，在小市稍停数日，又溯江而上，从纳溪到了江门镇。这时，从前方传来消息——王连长的部队在贵州与共产党的军队相遇，没等正式开战，就全部溃散。于是，我们的船队连夜调转船头，回到泸州等候消息。

几天后，王连长回来了，部队解散了，他只好回老家。临走前，王连长给了我两块银元，算作遣散费。我提着一个小包，孤身一人，徒步从泸州走回家乡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战场。1988年，我在重庆一家机械厂退休。

（作者系重庆市写作学会、散文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