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蕃夫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社会全面转向了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

此时的政治领导人要打败的，再不是军事上敌人或者假想敌，而是失业率、通胀、

收入差距，还有移民、难民所带来的认同、信仰、生活方式的融合难题

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所大力推动的国会改革方案由5000万意大利选民进行表决。年仅41岁的伦齐为这次公投押上了自己尚不足3年的总理生涯，但是最终改革方案被意大利民众用接近60%的大比率否决。事先已经决定孤注一掷的伦齐，在正式投票结果尚未公布时，就宣布自己辞去总理职务，成为二战后意大利混乱政局中的又一个黯然谢幕的总理。

在2014年年初，时年39岁的伦齐用“推动改革”的口号，在执政党意大利民主党党内逼宫成功，推翻时任总理恩里科·莱塔，意气风发地接任总理之位，成为意大利统一150多年以来最年轻的政府领导人。然而，这位身材和品位都媲美阿玛尼男模的年轻帅气的总理最后却倒在了他自己念兹在兹的“改革”二字之上，为2016年混乱不已的欧洲政坛画下了又一个惊叹号。

12月5日，意大利罗马，时任意大利总理伦齐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公投失败，宣布辞职。

即将过去的2016年里，英国的卡梅伦之前也因为输掉公投，黯然离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四面楚歌，已经宣布不会寻求在明年大选中连任，而其领导的左翼社会党败相尽显;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决定谋求自己的第四个任期，但她明年也将面临政治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今，西欧四大国政局的不确定性空前升高。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西欧为何难以出现“政治强人”来稳定时局？

远去的“强人”

二战后，西欧都确立了成熟的多党民主和权力制衡机制，因此，西欧的“政治强人”，是要经过稳定的宪政程序被合法选举上台，在反对党和舆论的监督下还依旧可以保持足够的民意基础，能够连选连任，从而得以开展较为有连续性的施政计划。

虽然条件看似苛刻，但过去数十年中，这样的政治人物在西欧各国其实不算稀少：“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胜选三次;法国的密特朗和希拉克都成功连任，各自坐满宪法规定的两任任期;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三次入主总理府，长期处于政坛的风口浪尖;而德国就更是存在“政治强人”的传统，总理科尔跨越两德统一的剧变年代，连续执政16年，而当年由他发掘出的东德“小姑娘”默克尔，现在距离这个目标也已不远。

仔细审视以上这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不难发现，他们除了任期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作为反对党的一员在大选中挑战执政党成功，从而夺取了执政权。换言之，他们连续执政的江山都是自己打下来的，没有同党派的前辈交班这种好事。因此，高举“变革”的旗帜上台，是这些政治家的共性，而且这些变革的诺言在执政后基本都获得了兑现，并在几年内取得了一定成果，获得了选民的认可。比如，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等等政策，就彻底扭转了英国战后的产业结构与政治生态。

而在外交问题上，这些“政治强人”都曾经有过重大决策，并对国际局势造成过深远影响。马岛战争胜利，给撒切尔带来了极高民望;两德统一，让科尔永载史册;希拉克坚决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让自己避免了布莱尔的尴尬;而默克尔处理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决策，是福是祸尚未可知，但她对欧盟造成了最深刻的影响已是不争事实。

但时势变迁，在当今的西欧，除了暂时仍然屹立不倒的默克尔，确已再难见到这样的强势领导人。

法国这边，2007年萨科齐继承了希拉克的政治遗产，五年后即败选下台;其继任者奥朗德也是从执政开始就民望一路下滑，为了避免社会党选情被自己拖累，近期则干脆宣布不谋求连任。想卷土重来的萨科齐也在共和党内的初选中惨败，只能眼看着自己做总统时的总理菲永代表本党，去应对极右翼领袖马琳·勒庞的汹汹来势。

海峡对岸的英国，卡梅伦2010年通过联合政府上台，带领英国经济复苏，还顶过了2014年苏格兰公投的挑战，并领导保守党在2015年大选中取得完胜。这位两百年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本来看上去很有机会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在英国退欧公投上遭遇了令人错愕的失败，随后辞任首相和议员，黯然告别政坛。

至于西欧经济第四、第五大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前者自从贝卢斯科尼下台后，像走马灯一样更换总理，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失业率却一路走高;后者更是干脆就无法组成一个政府，不到10个月内被迫两次大选，进行了多次组阁尝试仍不能成功，最后还是靠国会第二大党的集体弃权，才勉强组成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少数派政府。

而即便是最像撒切尔夫人的默克尔，在这个时代也难以重塑撒切尔当年的强势形象。德国《明镜》周刊在对比了两位女性领导人后认为，尽管两人都是自己国家第一位女性政府首脑，也都被称“铁娘子”，但是撒切尔夫人面临的内外任务显然比默克尔的艰巨;撒切尔夫人想要发动的是一场巨大的变革，默克尔在内政和欧盟事务上则处事低调;前者总是极端化，后者总是调和。撒切尔夫人作为强人政治的代表，主要是时代需要;默克尔虽然也被称为“铁娘子”，但更多是国内和欧洲内部“调和者”，这也是时代决定的。

权力过大的制度化约束

西欧大规模产生政治强人的时代，正是冷战后期，当时西方世界内部正经历凯恩斯主义难以为继的滞涨危机，外部又面临着不断强势扩张的苏联的威胁。而当时的一批领导人，童年成长在法西斯和战争的阴影下，青年时经历欧洲的战后重建以及冷战铁幕的紧张压抑，可以说，他们都拥有在困难时期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更不缺乏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一点，恰是目前这一代欧洲领导人所欠缺的。

当今这一代政客，都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相比前人，他们的性格更加软弱，也更倾向于妥协。这在当下欧洲各国民粹力量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就显得十分致命。卡梅伦作为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有着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完美履历，不到40岁就成为保守党领袖;而当他面临无论苏格兰独立派还是英国脱欧派的诉求时，却都选择了用公投这样一种原本不属于英国议会政治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而且两次都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上了赌桌。命运让他赢了第一次，却没有放过他第二次。意大利的伦齐对宪法改革公投的情况，亦十分类似。

而且，政策的摇摆不定也成为近年来欧洲各领导人的命门。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时，高举着的是非常典型的左派价值观大旗。上台伊始，他曾强力推动对法国的富人征收75%的高额个税，然而在富人们怨声载道并纷纷转移财产时，这个原本就过分冒进的政策又被裁定为违宪，奥朗德的支持率最终掉到了可怜的4%，创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英国自由民主党的前领袖，上届联合政府的副首相克莱格，则更是为了政治利益而背离了原有的政治立场：在保守党推动大学学费改革方案时，自由民主党选择了出卖最支持自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和大学生选民，结果下一次大选就被“票债票偿”，一蹶不振，沦为只有十余席的小党，克莱格亦黯然辞任党首一职。

“政治强人”的难产，也和西欧各国的制度限制、诉求变化，以及欧盟政治一体化的不断强化密切相关。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西欧在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二战之后，民众普遍对政客的个人权威十分警惕。虽然有小部分欧洲中下层选民也羡慕甚至期盼一个政治强人的出现，可以领导他们像亚洲一样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但是绝大部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行业精英阶层以及媒体，都对强人政治表达出相当的反感。2013年撒切尔夫人去世之时，即使国家对逝者可谓是极尽哀荣，但主流媒体对她的评价依然偏中性，甚至不乏尖刻的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她的强硬擅权。

正因为这种对单一政客权力过大的警惕，除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实行半总统制之外，西欧各国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政府是由议会中产生。而议会民主的一大特点就是党派的政治倾向变得十分重要，民众大都难以记住议员候选人的名字和履历，而多是依靠比较其党派的统一竞选纲领决定自己的选票归属。出于这个原因，和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制不同，西欧在二战后的政党基本都以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身的定位和彼此的区隔，党派无论大小，总要在左右区分的政治光谱上占据一个位置，才能够在政坛获得生存空间。

但近些年来随着选民诉求的多元化，这种依靠左右光谱划分的政党政治中，加入了更多非传统党派的崛起的因素。英国议会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以扫荡之势席卷整个苏格兰，一跃成为全国第三大党。意大利北方联盟也用地方自治、分离主义的诉求，在意大利北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不断扩张。这两股力量，在英国和意大利两国今年的公投中，都各自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苏格兰民族党为苏格兰的利益站台，旗帜鲜明反对脱欧，而公投结束后，就不停地用“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对伦敦进行威胁，要求保障苏格兰人民不愿脱欧的地方选择，这让公投失败后的卡梅伦和继任的英国首相特丽莎·梅都不胜其扰。而意大利北方联盟则是在宪法改革公投宣传时，就将公投描绘为一个“伦齐想要大权独揽”、削弱参议院权力、压迫北方各富裕省份利益的“阴谋”，他们和主要深耕于意大利南部乡村地区的“五星运动”一起，对伦齐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并最终使得宪法公投失利。

而德国情况特殊，恰在于其国会选举中有半数席位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政党议席的入闸门槛高达5%，这就使得在德国联邦议会中几乎不存在非传统、非主流政党的生存空间。少了这种干扰，默克尔的长期执政才成为可能。

关于政治制度，另一个无法忽视的点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各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大踏步地迈向不断深入。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欧元的引入以及欧洲政治的进一步整合，欧洲各国已经再难仅仅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作出决策，反而要受制于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所通过的法律和政策。曾经“政治强人”们力排众议、挥斥方遒的魄力已经无从施展。

“极右翼”快速崛起

自二战后至今，西欧虽然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改造的洗礼，但是左派政客最终能成为“政治强人”的只是凤毛麟角。撒切尔、科尔、希拉克、贝卢斯科尼，莫不是右翼政党出身。左派执政时间一旦长了，高福利往往使财政不堪重负，而重税收又会使经济失去活力，因此右派推翻左派上台，并维系较长的执政时间，算是合乎情理，也符合现实。但是，西欧各国近些年面临的一致问题，就是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对传统精英政治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是上一代的“政治强人”们所未曾遭遇的新挑战。当极右翼可以加入，并切走右翼的蛋糕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国的“国民阵线”及其两代领导人勒庞父女。2002年，老勒庞出人意料杀入了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获得了和希拉克总统对决的机会，法国的传统政治精英从此再不敢无视国民阵线的存在。随后两届选举，国民阵线在左右两派的联合围剿之下，都未能出线第二轮。

不过，自奥朗德执政以来，激进的左派路线不得人心，查理周刊、巴黎剧院、尼斯海滨接连发生恶性恐袭事件，而其对加莱港难民问题的处理失当，将更多的法国民众推向了极右的怀抱。根据目前的最新民调，在社会党和共和党都已推出各自的候选人之后，国民阵线的玛琳·勒庞的支持率仍与共和党候选人菲永不相上下，远高于社会党的支持率。如不出意外，明年选举中国民阵线很可能挤掉左派的社会党，再次杀入第二轮。届时法国民众将又一次面临着只有“中右翼”和“极右翼”可选的局面。

意大利“五星运动”的蹿红，也是抓住了欧洲怀疑主义这个法宝。“五星运动”号称为人民自发的政治革新运动，并不属于左派或右派的政党，但是其以承诺举行退出欧元区甚至脱离欧盟的公投，却是和欧洲多个民粹主义的政党别无二致。英国独立党全力推动的退欧公投的成功，更是鼓舞了以“五星运动”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疑欧派势力。此次借宪法公投之势，推翻伦齐，并极可能在明年触发意大利提前大选，“五星运动”今后还能爆发出多少能量，意大利会不会成为欧盟第二块倒下的骨牌，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而“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快速崛起，让世界为这个曾经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国家再捏一把汗。其反难民、反外来移民以及仇视伊斯兰的纲领，正戳在了战后德国最尴尬的神经上。虽然由于德国极其苛刻的选举制度限制，一般不认为“德国另类选择党”能在联邦议会中获得有影响力的议席数量，但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中的一再告捷，已经让欧洲仅剩的一位“政治强人”默克尔如坐针毡。纵使她可以成功连任四届总理，但是对于这个成立不足四年却发展迅猛的新对手，她会拿出怎样的应对方案？更重要的是，针对会把选票投给“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这部分右翼极右翼选民的诉求，默克尔又将要如何回应？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社会全面转向了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此时的政治领导人要打败的，再不是军事上敌人或者假想敌，而是失业率、通胀、收入差距，还有移民、难民所带来的认同、信仰、生活方式的融合难题。这无疑是个枯燥艰难且很难讨彩的任务，而且处处掣肘，动辄得咎。

近年来，无论制度的限制、诉求的变化、新势力的崛起还是政客主观的性格原因，都使得西欧各国“政治强人”难得一现，而欧罗巴这艘无舵手的航船，正在暴风雨中驶往一个充满更多挑战和未知的前方。

（作者系政治评论人，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成员，长期关注英国政治及在英华人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