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蔚

不要担心“我们被人骗得多了，以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不要把自己做或不做什么事，建立在对方有没有“骗”自己之上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后，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心理学科普作者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人们总是在网上有那么多激烈的言论，换到现实生活中就会温和很多？本来中性的“营销”二字一旦沾上网络，就臭了大街？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空间里，你不确定对面的人是谁，抱着怎样的目的与我们互动。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断假定他是一个坏人，投射各种各样的恶意，甚至先下手为强。

不安全的感觉，并不只是由网络带来的。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道德礼法，和对一个“人”的判断。我怎么样才可以相信你？你有家族，有亲戚朋友，有口碑。一句话，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那个社会结构中，人情和道德至关重要。而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已经突破了乡村的格局。人变得更多，流动性变得更大。约束我们的准则早就从道德变成了法律。只要不违法，想做什么做什么。然而，有些事我们心里难免还是觉得“这是错的”，比如校园日记事件中的支付宝。

口诛笔伐支付宝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仍然是乡土中国的价值观。我们在心里说：“这是个坏人，我不要信它了！”或者，当它诚恳道歉反思之后，我们点头：“知错能改，我们再给它一次机会！”这是从道德和人情上判断是非。本质上，它和《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反复坚持的观点一样：“离婚证可以是真的，离婚是假的。”对错不在于法律怎么说，它在人心里。

为什么在“罗一笑事件”中大家反复提到罗尔曾经出轨？人们关心的是，究竟要不要把这个人当作一个“坏人”？这似乎决定了整件事情的性质。给一个“坏人”捐钱，就是中了他的圈套，是愚蠢不值当的。

而我现在要讲的逻辑，不是这一套。我想说，如果我因为那篇文章捐了钱，捐钱这件事的性质，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不以对方是谁，做过什么事为转移。

漫画《怪物》里，天马医生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救了一个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了，却成了一个杀人魔王。对天马医生来说，在抢救的那一刻，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不管对方怎么样，这件事的性质不会变。同理，罗尔骗不骗我，有没有利用我，这都是他的事，我帮不帮他才是我的事。一旦我做到我的事，我就完成了，它就永远是我做的事。

我这个行为，不是为这个人负责的。它是一个完全自我的行为。就拿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小女孩的父亲，我看到罗一笑的故事，根本忍受不住。我想捐钱，根本就是下意识的反应，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好受一点。

我的一个朋友是修行人，他在朋友圈里，对这件事发表评论：“无论真假，只管善恶。善念如丛林中的鹿影，或隐或现;恶意却像荒原上的饿狼，死死跟住我不放。相较于对真相的执著，我更在乎自己内心善恶的起伏。”我深以为然。捐一点钱，会大大抚慰我的苦楚。所以我帮的不是他，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如果真要帮忙，我倒是从一开始就知道，需要帮助的家庭那么多，因为这个人的文章动人就选择他，这并不公平。

我们已经不在一百人的小乡村里生活了。谁又可能把所有值得帮助的人排列出来，考察人品道德，需求程度，逐一排序再选择帮谁？所以，在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各自凭自己的本心行事，需要帮助的人，自然可以从我们的言行中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

不论受骗与否，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不要担心“我们被人骗得多了，以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不要把自己做或不做什么事，建立在对方有没有“骗”自己之上。一秒钟都不要去看自己“帮”了谁，那个人说不说实话，会不会私德败坏，是不是真正需要我帮助，与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无关。他是他，我是我。

别怕，你不是在帮他。在你打钱、转发，或是感动落泪的那一刻，你在通过打钱、转发，或落泪的方式实现那一刻的善念。你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