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健康治理》杂志主编

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获胜让美中关系前景陷入了未知状态。中国领导人对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过往发表的一些不恰当言论表示关切，并怀疑他的外交团队经验不足。

回溯二十多年前，克林顿政府造成美中关系陷入低谷的原因，是借人权进程和最惠国待遇两大问题大做文章。当前，中国领导人对美中关系存在担忧则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位新当选总统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而不多做其他方面的考量。而且特朗普选定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似乎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

中方的担心也许不是多余的。就在上周，特朗普打破美中建交以来的外交惯例和蔡英文通了电话。他给出的理由明显对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美国出售数十亿美元武器给台湾，我为啥不能接个祝贺电话？

本次大选尘埃落定后，中国政府即想弄清美国新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在特朗普确定胜选当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发了贺电，表达了中方愿意与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继续秉持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习近平的这番话得到了特朗普的回应，他在两人其后的首次通话中表示，他与习近平在美中关系上的意见一致，并认为两国“将在未来拥有世界上最强劲的双边关系之一。”

发展全面的对华关系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要将这种理念上升到国家政策高度，就需要美国新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避免外界误判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新政府可能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第一，阐明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利益。考虑到围绕特朗普的亚洲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一届政府需要对以下问题谨慎考虑：随着一个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地区试图重获领导权，美国是否仍然致力于维持其在东亚的首要地位？如何调和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时代和特朗普对“美国利益优先”的坚持？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否最好通过将自己定位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太平洋力量来实现？美国在不危害其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前提下与中国发生贸易战争是可能的吗？如果以上问题不能明确，美国参与亚洲的政策框架则可能陷入混乱。

第二，阐明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承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美国盟友发表的“付钱论（盟国要对美支付防务成本）”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言论，让其亚洲盟友感到不安。特朗普的这些主张，加之他对美国国内问题的强调和缺少管理国际事务的兴趣，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蒙上一层阴影。美国新政府可能会相应缩减在此方面的投入，进而导致最终全盘放弃该战略，由此引发进攻性机会主义的进一步加深，并极大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体系。事实上，特朗普可能转向的所谓离岸平衡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方式，即由其地区盟国负担大部分制衡的责任，而美国仍将作为地区平衡的最终手段。

第三，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废除TPP并不等于美国脱离亚洲蓬勃发展的多边经济体系。一方面，通过加入中国可能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美国可以减轻该地区盟友的担忧。就特朗普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而言，华盛顿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这些多边机构获得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退出TPP可能突出表明美国需要更多参与和投资于双边贸易和经济机构，例如美中战略对话（SED）和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作为美国在该地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第四，促进美中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过去几年来，两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朝鲜核威胁和伊朗核计划等全球挑战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去年，美中伙伴关系延展到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领域。鉴于双边关系中“负荷因子”（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与潜在的贸易冲突问题）的存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则可以作为稳定器，以确保分歧和冲突不会损害两国关系。此外，美中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与特朗普要求其他国家更多承担全球事务责任的想法一致。

四十五年前，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过，他喜欢右派（共和党人）。时过境迁，特朗普当然不能与当年的尼克松相提并论，但作为商人出身的共和党人，特朗普有其务实重利的一面，这可能给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带来些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