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收藏没底，故事也不稀奇：有钱懂行，买进真的东西。过云楼最主要的精神在哪里？不是自娱自乐，不是炫富，而是为社会服务，培养画家。”

过云楼主

在苏州博物馆“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的展厅入口，抬头可见“过云楼”的牌匾与第一代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的一副手书对联：“一枝粗稳，三径初成；商略遗编，且题醉墨”。光绪元年（1875），64岁的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辞官返回苏州老家，决定自此优游林下、以书画自娱时，过云楼在儿子顾承的主持下刚刚建成不久。自此，在顾氏数代人的经营之下，过云楼成为闻名海内的私家藏书藏画楼，以至于在当地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誉。

顾氏一脉，可溯自三国江东顾姓，顾文彬的祖辈则是元末明初由徽州迁入苏州的徽商，以盐务、棉布和丝绸等外贸生意起家。作为科举入仕的第一代，顾文彬曾任刑部主事，并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为左宗棠再起、联络地方官绅迎接李鸿章的淮军克复苏州，立下功劳，也因此得任宁绍道台的肥缺。另一方面，顾文彬工书法善诗词，是晚清典型的文人士大夫，退隐之后，得以和精于赏鉴的儿子顾承一起，着意收藏乱离之后散落江南的书画与古籍。过云楼很快得以在江南收藏界中声名鹊起，顾氏一族也成为活跃苏州的文化型世家大族。

正如顾文彬在书画著录《过云楼书画记》自序所称：“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则罗而储焉、记而存焉，适然之遇己耳，殆无容心。”“过云楼”的名称取意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对书画收藏的旷达态度。从南宋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到清代藏书家陆心源的《穰梨馆过眼录》，苏州收藏家、顾文彬好友潘遵祁的《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这种聚散无常、烟云过眼的心态，已成为文人收藏的一种传统。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草率随性的态度以事收藏。恰恰相反，在苏州博物馆副研究员、此次展览策展人李军看来，顾氏在书画、古籍、碑帖、青铜器、文房雅玩等每个门类都下了一番苦心经营。“像过云楼这样门类比较综合的收藏，确实比较少。晚清四大藏书楼中，像陆心源的皕宋楼、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也都有字画，古代文人士大夫玩的东西都有一点，但不像顾家这样成系列。从清代江南藏家的序列来看，虽然每个单项可能有人比它厉害，比如潘祖荫的青铜器和古籍、翁同龢的书画与碑帖，但就像一所综合性大学，过云楼整体来说名列前茅。”也正因此，李军此次挑选的84件展品，注重每个门类从宋元明清基本序列的全面，希望具体而微地展现顾氏收藏风貌所在。

顾文彬注重家学，希望过云楼收藏成为“益吾世世子孙之学”。在《过云楼书画记》中，他为顾氏收藏所定的十四条“庋藏法则”：“书画乃昔贤精神所寄，凡有十四忌庋藏家亟应知之：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这些后来还被作为家规刻在过云楼门楣之上。正是在这种熏陶与引领之下，顾氏几代都成为能书善画、精于品鉴的大家。很大程度上，也正因此，在几经兵燹乱离之后，过云楼收藏并未散落，如今多经后人之手或捐赠，或价让，分藏于全国各大博物馆所。

顾承是第二代过云楼主，兄长早逝后，顾承帮助父亲建造怡园、过云楼，搜求书画古物，编订《过云楼书画记》。顾承长于书画，尤精鉴赏，父亲曾对他有这样的评语：“性爱古董，别有神悟，物之真伪，一见即决，百不失一。”可惜的是，这位赏鉴奇才50岁即先父而逝。让老人略感安慰的是，孙辈中人才继起，很快撑起过云楼的收藏事业。顾承的三子顾鹤逸，终身不仕，在家族旧藏基础上，孜孜搜求书画、碑帖尤其是古籍善本，不断丰富着过云楼的藏品。此外，顾鹤逸不但擅长书画，还延续家族传统，时常邀请画坛新秀到过云楼临摹藏品，牵头支持“怡园画社”，培养了一批青年画家，在当时画坛名重一时，有“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之誉。

民国十四年（1925），自感年迈的顾鹤逸，将过云楼所藏分成四份传给四个儿子：顾公可、顾公雄、顾公柔、顾公硕。1930年，顾鹤逸去世。没过几年，抗战爆发，苏州沦陷前，顾公硕9岁的儿子顾笃璜还记得，轰炸的第一颗炸弹就落在顾家。一大家子携带着重要的藏品，到上海逃难去了。“过云楼的那种生活完全瓦解掉了。”

烟云过眼

过云楼收藏以书画与古籍为大宗。其中的精华多收录于顾文彬、顾麟士祖孙三代编写的《过云楼书画记》与《过云楼续书画记》中，共计宋元明清的历代书画作品359件。这两本书画著录的编写体例，深受高士奇《江村销夏录》的影响，展览中展出的《过云楼收藏书画与各家著录传承表》中，见于上书的藏品即有8件，而见于历代著录的藏品则高达71件。

只是，比起以往的书画著录，过云楼的选择标准要严格得多。据李军的研究，《过云楼书画记》在成书过程中，曾不断修改，以去伪存真，例如《过云楼书画记》初稿中的苏东坡《乞居常州奏状》、米元章《崇国公墓志》，因被鉴定为是赝品而被剔除。其次，非经顾氏收藏、主人亲自审定者，一概不录，使其截然不同于陆心源的《穰梨馆过眼录》等书，完全可以根据所藏按图索骥。此外，妇女之作，易于名世者，概从摒除；凡绢本、扇页，概不入选。例如无锡博物院所藏范珏、顾眉《丛兰合璧卷》，曾为过云楼所藏，却不见于著录。

过云楼的书画藏品，比较注重流派之分，尤以“清初六大家”“明吴门四家”“画中九友”“赵氏及元末四家”居多，据学者陶大珉的统计，分别达到66件、58件、46件、29件。个中缘由，除了过云楼的主人们对文人画风与吴中乡贤的偏爱，这也是同光年间江南收藏圈整体对吴门画派与正统派兼爱的风尚使然，而重视以董其昌南宗体系论下的绘画群体，一直是清初、中期以来的收藏传统。

顾文彬收藏的年代，适逢太平天国乱后，江南不少藏家的东西散落四处，这也使得过云楼有了快速集聚藏品的机会。观摩过云楼的书画，可以看到许多收藏史的东西，尤其吴中文人收藏的脉络与情趣。与过云楼顾氏资料位于同一展厅的《四梅图》（故宫博物院藏）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幅南宋扬无咎创作的水墨画，分四段描摹梅花未开、欲开、盛开、将残的情态，在画法上改墨晕花瓣为墨笔圈线，更显梅花的“疏枝冷蕊，清瘦绝人”，与当时流行的富贵艳冶的“宫梅”大异其趣，相传被宋徽宗讥为“村梅”。也正因此，画作清爽超凡的意趣为历代文人所看重。经由明代沈周、文徵明、文彭、项元汴等人之手，这幅画一直在环太湖流域的几大画家与藏家中不断流传。到了清代，此画辗转为乾嘉年间苏州著名藏家陆谨庭所得。陆氏过世后，据传一度流落外邦，后被程桢义用“番钱三百枚”购回。从程家流出后，这幅画被陆谨庭的外孙、画家潘遵祁购回。仿效外祖父在住宅所建的“四梅阁”，潘遵祁也在自己的香雪草堂旁造了一座“四梅阁”用以贮画，并将画卷中的梅花石刻拓印，还邀请画家戴熙创作《四梅阁图》，请友人一起鉴赏题咏。潘遵祁晚年时，想散掉收藏，接手人正是好友顾文彬，代价则为一件貂皮大衣。

“每幅画，都有意想不到的故事，或者意想不到的源流。”正如李军所言，过云楼的藏品处处流露出江南文人的趣味与性情，画作的水平固然重要，附着其间的意趣与故事，则更为他们所看重。

此次展出的“清初四王”之一王鉴的《梦境图》（故宫博物院藏），画中山水则源自一场白日梦。作者非常喜欢王维以下的山水画，常自观摩，一日在苏州一家僧舍睡着，“忽梦入山水间，中有书屋一区，背山面湖，回廊曲室，琴书萧洒，花竹扶疏，宛似辋川，轩外卷帘，清波浩渺，中流一叟乘棹垂纶，旷然自得。予趺坐中堂，观左壁画，乃思翁笔，幽微淡远，不觉抚掌赞叹”。醒来以后，他便将梦中场景画了下来。《湘君湘夫人》（故宫博物院藏）背后也有文徵明考验仇英功力的故事，他画完后请仇英来设色，不料当时的仇英比较年轻，文徵明对其设色并不满意，只好自己亲手再画，自行设色，画成之后送给王宠。

除了《释智永真草千字文》《范文正手札卷》（均为苏州博物馆藏）等书法精品，以及《汉曹全碑》的明拓“因”字无损本等碑帖名品，过云楼的古籍历来为人看重。顾氏藏书，大概因著名学者傅增湘将所抄《顾鹤逸藏书目》刊布于1931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而广为人知。坊间流传，顾氏古籍秘不示人，顾鹤逸答应友人傅增湘看书的前提是，不能抄录，故而只能看后默记于心，回寓所后凭记忆录出。不过，李军研究之后认为此说并不可信，认为当时“傅增湘必携笔墨作札记，否则数百种书，匆匆检阅，岂容册数、行格、题跋等，均准确无误。不过，两人有可能约定，所阅览书目不能对外公布”。顾笃璜对“秘不示人”一说也大不以为然，他从父辈那听来的却是：“我们家里对古籍完全不保密，过云楼给你看书，楼上有桌子，纸墨笔砚全部备好。”2012年6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2.16亿元成交价竞拍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书，因开创国内古籍善本拍卖纪录而备受瞩目。

除了少数宋元刻本，过云楼藏书因有不少“顾批黄跋”本，备受时人珍视。所谓“顾批黄跋”，即为清代著名校勘学家、藏书家顾广圻和黄丕烈的批校题跋。乾嘉时期苏州四大藏书家之首的黄丕烈所写题跋所以如此出名，在李军看来，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晚清时，苏州籍藏家潘祖荫、缪荃孙开始有意收集黄丕烈题跋，并结集为《士礼居题跋》《荛圃藏书题识》出版，由此影响日广。此外，黄丕烈的题跋文字，或记买书乐趣，或述人生际遇，见人性情，往往在版本知识外，引人共鸣。

此次展出的几本古籍，均不同程度与黄丕烈有关：《古今杂剧三十种》与《庆湖遗老集》有其“士礼居”印章；而《宗忠简公全集》则有黄丕烈题跋。顾氏藏书中的元刻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与明刻本《杂剧十段锦》的流散过程，极具传奇性。上世纪初，名重画坛的顾鹤逸与日本文化人士有不少交往，其中就有日本学者岛田翰。1912年，岛田翰从过云楼借去上述两书，没想到一借不还，顾氏托日本友人催问，回信称其已在狱中自杀。自此，这两本书在日流散，并先后为罗振玉和董康购回，最终会聚到国家图书馆。《古今杂剧三十种》一书，被王国维在罗振玉处看到，还成为其写作《宋元戏曲考》的重要资料。

雅集清赏

光绪五年（1879）九月初九，顾文彬邀请吴云、潘曾玮、勒方锜、李鸿裔等友人在怡园举行雅集，当天的活动，除沈秉成因其姐生病、彭慰高因扫墓未到，其他真率会的朋友全部到齐。“真率会”的名目，见于宋邵伯温《闻见前录》，据说司马光当年罢政在洛，常与故老游集，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号称“真率会”。苏州名园荟萃，文士云集，顾文彬周围的雅集中人，多是富有学养，精擅书画鉴赏，爱好收藏的名流。他们效仿古人意趣，从城南李鸿裔的网师园，到城中顾文彬的怡园、吴云的听枫山馆，再到城东沈秉成的耦园，轮流做东，品评书画，题咏唱和，极一时之盛。

当天活动结束后，顾文彬特地请来常熟籍画家胡芑孙为诸人集体画像，此后又经画家任薰补画，诸人题咏提名，最终呈现为此次展出的《吴郡真率会图》。

围绕雅集的文人活动，对过云楼的收藏影响极大。除了相互之间的砥砺交流，以提升鉴赏水平，互通有无，转手交易，在彼此之间更是司空见惯。过云楼的许多藏品，便来自这些朋友之手。元代赵天裕、柯九思等人的《七君子图》（苏州博物馆藏），便来自网师园的主人李鸿裔。南宋魏了翁的《文向帖》，则是顾承用40个汉印跟吴云所换。顾吴两家，不但是雅集之友，也是儿女亲家，顾承的女儿嫁给了吴云的长孙。在顾承去世那年的生日当天，吴云还送给他一卷朱熹的手稿作为礼物。

或许因为祖上经商，顾氏几代多擅经营，除了家中的酱园，田产等置业亦颇为丰富，不但为收藏了提供坚实的后盾，也使后代不致因经济问题而变卖藏品。也正因此，围绕过云楼形成的文人团体，最后往往由顾家兜底，吴中藏品也慢慢会聚到那里。

这样的雅集传统，一直到过云楼第三代主人顾鹤逸时，依然颇为兴盛，不过功能则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如果说顾文彬那时的雅集，更多是传统文人的交游酬唱，顾鹤逸倡立的“怡园画社”（后续还有其后人所主持的“小怡园画社”“小小怡园画社”），则堪称晚清苏州首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书画记社团组织。画社成员不但有“研习六法、切磋艺事”的明确结社目的，而且一起观摩藏画，集体作画，对整个画坛产生巨大影响。此外，顾鹤逸为了弘扬中国古琴文化，还在1919年联络全国各地琴人30多人，举行怡园琴会。一直到顾鹤逸逝世之后，抗日战争之前，怡园的此类文化活动，依然不绝如缕。

1928年出生的顾笃璜，幼年习画，后来成为昆曲研究专家，尽管不曾经历过云楼的生活，但依然能从父辈身上感受到那一代人的风度。“我父亲（顾公硕）是小辈英雄，很多人拿画来请教他，我们在一旁看得很多。解放后一度推荐他去故宫博物院工作，他不想去，留在苏州。徐邦达去了，父亲讲，以后徐邦达要超过他了。”让顾笃璜印象深刻的是，过去拿画给父亲鉴赏的古董掮客都很有文化，并非真正的商人。“手里拿幅画走，像一个商人，很难看，他们的画装在一个布袋里，然后束在裤袋里头，外头是长袍，看不见。”

童年时期的大家族生活，也让他终生难忘。夏天在庭院乘凉，男孩子身上一定要穿衣服袜子，走出房间便不能穿拖鞋。从小没有零花钱，吃东西只能跟家里人讲，根本不准在路边吃东西。晚上睡前，与祖母告别，早晨起来，则在母亲带领下前去问好。

激扬画坛

“收藏没底，故事也不稀奇：有钱懂行，买进真的东西。过云楼最主要的精神在哪里？不是自娱自乐，不是炫富，而是为社会服务，培养画家。”谈及此处，顾笃璜颇为自豪。

事实上，怡园建成后，顾文彬便聘请了画坛新人胡三桥，作为驻园画家。这份工作薪金不菲，除了做一点简单的礼宾工作，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利用过云楼的藏品临摹创作。这也是顾文彬为画坛培养新人的初衷所在。胡三桥在怡园待了六七年，临摹了大量吴门画作，画艺日进，只是不幸在33岁因病早逝。此外，晚清山水画家顾若波也曾在顾家临画。还在宁绍道台任上时，顾文彬在给儿子顾承的信中便写道：“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爱才之心，溢于言表。对此邀请，顾若波欣然接受，前后在顾家临画三载，此后还成为怡园画社的骨干。

光绪二十一年（1895），顾鹤逸首倡成立“怡园画社”。画社的首任社长为吴大澂，主要成员有吴大澂、顾鹤逸、吴昌硕、陆恢、金心兰、倪田、顾沄、胡三桥、郑文焯、翁绶祺、吴穀祥等人，核心成员号称“怡园七子”，后来又陆续加入王胜之、费念慈、任预等人。一时之间，苏州有影响的画家尽集怡园。海派画家的领袖吴昌硕，也在加入画社后获益匪浅。虽然比顾鹤逸年长22岁，但吴昌硕对这位画坛精英一向敬重，并在后者的建议下，学习八大山人以书入画，最终成就一代画风。

顾鹤逸身边的青年画家更多，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为他“半个头学生”的吴子深、王季迁、刘公鲁。“祖父一辈子不收学生，可很多人跟他学画。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老师，所以你们要学，我欢迎，但不能做你们的老师，所以人家说是半个学生。”顾笃璜回忆道。顾鹤逸出钱成立苏州美术会，1922年，颜文樑在此基础上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投资者则主要为吴子深。颜文樑从小在顾家长大，喜欢西洋画，后来发起苏州美术赛画会，允许西洋画与国画一起参赛。在顾笃璜听来的家族记忆中，颜文樑是伯父顾公柔最好的朋友，两人一个吹洋喇叭，一个变魔术，组成一档节目。

抗战之后，顾家流亡上海。顾家在画坛的影响仍未中断。顾笃璜至今记得，那时来家看画最多的人是张伯驹，每个礼拜来一次。他只是观赏，太太潘素则跟着父亲顾公硕学画，临摹古画，最终以青绿山水成名。并非每个人在顾家都有这样的礼遇，“要够格的人，才给看好的东西。不够格的人，也不得罪你，准备了另外一套五颜六色热闹的东西”。

作为衰落之前的文人画的最后代表，顾鹤逸的作品虽然评价很高，但在后世的影响却没有想象中大。在李军看来，主要原因是时风转变，上世纪20年代后，讲求从俗的海派逐渐兴起，那种讲求传统意境、流品高雅的文人画的时代过去了。

过云楼的时代也过去了。漫步在雨中的怡园，一边是曲径通幽的园中风致，一边是茶室中用一口吴侬软语闲聊的老人。“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东汉班固《两都赋》中所极言的西京繁华，何尝不似过云楼主当年“烟云过眼”的喟叹，倏忽变幻。更为长久的，也许恰是故物背后的那份意趣与精神。

（本文图片由苏州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