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婷

在王久良的最新纪录片《塑料王国》中，小村庄里的两个家庭的命运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狭路相逢。环境污染与社会的不公再次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1年4月，王久良受邀到美国加州参加一个关于垃圾问题的学术会议。

“当时也是职业病发作，我提出去参观他们的垃圾回收厂。”在工厂经理的热情接待下，王久良见到了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垃圾回收体系。巨大的机器嗡嗡作响，传送带把垃圾送到分拣台，瓶子、玻璃、金属、纸张、塑料……“机器飞速地分拣，很粗糙。”

“快看！”经理招呼王久良，“是到中国的车，那是你们中国的车。”

王久良顺着经理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一辆集装箱车，垃圾经过简单分拣，就马不停蹄地运往奥克兰港口上船，20天后，这些洋垃圾就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我早就听说，河北文安是很多国家的废弃塑料回收基地，但亲眼所见，还是觉得震撼。”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国后，王久良追踪着这些洋垃圾先后去了河北、山东、天津、江苏和广东。各地的情形大同小异，都同样的不堪。

最终，王久良选择驻扎在山东，“从自己的家乡着手，优先解决家乡的问题，再说语言上也没有障碍”。

塑料垃圾处理厂密集的村庄里到处堆满垃圾，焚烧现场浓烟滚滚

走进塑料王国

当年拍摄《垃圾围城》时，王久良就曾和堆成山的垃圾打过交道，但第一次走进位于河北某地的塑料垃圾加工作坊密集的村庄，他还是后背发凉。

“上千户小作坊，车一开进去就是刺鼻的味道。水泵不停地抽着地下水，据说，是每小时50吨的量。机器轰隆隆地转，一刻也不停。”王久良走进几家工厂，“塑料垃圾上贴着各种语言的商标，一家一台简陋的小机器，有个小炉子，烧煤，融化，一团团泥巴一样的东西被送进机器，再从另一端吐出‘面条，最后这些‘面条再被切成塑料颗粒。”

不久的将来，这些塑料颗粒会被卖到南方的工厂，用来生产玩具。玩具会再次漂洋过海，回到它们的故乡。

从探究塑料的来源、数量、加工方式、污染程度，到塑料成品最终的去向，整个调研阶段，王久良花掉了一年的时间。“走到哪儿都被盯着，有次去河北调研，刚到半小时，县里就来了好几个人，精准地找到了我们落脚的地方。”

到了拍摄阶段，王久良和整个团队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真是漫长的折磨，整整三个月，我们一家工厂都没进去，只能在外面打转转，里面究竟什么样，我们一无所知。”当时团队一共有四个人，王久良实在被逼疯了，就强行给大家分派了任务，“每个人盯住一个方向，都扔出去找突破口”。

摄影师找到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老人在这里捡了14年垃圾。录音师搭上了一个货场的看门老大爷，隔三差五拎着酒找人家闲聊，一来二去，货车的入货、出货时间就都摸清楚了。

负责外联的是个女孩，女生天然的亲和力让她很快得到了小女孩依姐的信任，依姐一家的故事也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塑料王国》纪录片的主线。

“当时，只能通过小女孩和她弟弟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离进工厂拍摄还远着呢。”王久良嘱咐外联女孩带些礼物给依姐一家，“不算讨好，起码的礼貌和同情心吧。”这些礼物最终也在纪录片里回馈了王久良的用心，他说：“你在片子里看到的那些字典、篮球、图画书，都是我们一年前送给孩子的。”

王久良留给自己的任务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工厂老板交涉，进而打入内部。“我说要收你的货，你总不能不让我进门吧？”王久良专收带商标的塑料，给出的价格还不低，“带商标的最便宜，他们一听来了个傻子，专要带商标的，赶紧把我迎进去了。”

在成为“生意人”的那半年里，王久良左手买进塑料，右手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买得多了，就成了熟客，偶尔不买货，也能进工厂串个门，“就这样，算是对工厂里面的事有个概念了”。

混在村子里的那段日子，王久良每天都提心吊胆。刚去时，村里人防着他，不是怕拍摄，是觉得这伙人不像好人。“先觉得我们是贩毒的，又觉得我们是拐卖孩子的，都躲着我们。”

后来，大家渐渐发现，这伙人的出现貌似和塑料生意有关，就更提防了。为安全起见，王久良的团队也不断缩编，先是四个人，后来是两个，最后只剩下王久良一个人。“光车就换了好几辆。”刚开始拍摄时，王久良开一辆面包车，他说，“《垃圾围城》得到的一小笔奖金，5000欧元，买了辆最便宜的，那车跟了我好多年，出了大力气”。

面包车开了一年多，被当地人认出来了。车用不了了，制片方又出了七八万块钱，给王久良买了一辆捷达。捷达开了一年多，又被认出来了。“后来就我弟弟的车、朋友的车，大家帮我联系的各种车，不停换。”

不仅车要换，住的地方也要换。“租了三个房子，换着住，就算这样，最后还是被抄了两个住处。”

当时，王久良还租了一个大厂房，每月2000块，又买了八组货架，把买来的一些带商标的垃圾摆在货架上。“我想做一个装置作品，可以叫‘垃圾超市，各个国家的垃圾，都堆在上面，挺有意思。”

后来，厂房被当地主管部门发现了，“有天一回去，屋子里干干净净，货架没了，塑料没了，什么都没了”。

纪录片的拍摄同样受到阻挠，“开始拍的不是小女孩的故事，是另外一户作坊，跟了一年，被发现，不让拍了，当时的感觉，真的是绝望”。

还好，小女孩一家的线索没有断。王久良从取得依姐一家的信任入手，渐渐得到工厂老板坤的信任，纪录片的拍摄终于找到了主线故事。

“拍摄的那一年多，我几乎都在坤家吃饭。”王久良几乎把自己变成了工厂一员，除了粉碎机太危险不敢碰，工厂里的活儿他几乎都干过，“是个交心的过程，你不能像一个侵略者，这点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足够亲近，王久良拍到了很多个人化的镜头。坤的爱慕虚荣，对金钱的欲望，依姐对上学的渴望，甚至坤的疾病。“这些自然流出的东西都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王久良说。

“看看你周围的世界”

《塑料王国》是王久良的第二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作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受到关注，那组以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为拍摄对象的作品为他赢得“2009年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杰出艺术家金奖”——国内最权威的摄影奖项。

《塑料王国》几乎是从《垃圾围城》里延展出的议题。“当时已经对垃圾分拣有了粗略了解，分拣后会怎样？还有哪些问题？我想把这一部分也呈现出来。”王久良说。

无论是拍《垃圾围城》，还是《塑料王国》，王久良都要和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打交道，也要学会应对来自各方的阻挠。采访时，他拿出电脑给我看图片。“我只在电脑里存很少的资料，以避免被截获而带来的损失。”王久良边找资料边说，“虽然至今没出现过状况，但还是要有所防备。”

纪录片《塑料王国》导演王久良

王久良的街头智慧和与乡民打交道的本事或许与他的出身有关。他从小在农村长大，25岁才考上大学。上大学之前，他开过影楼，帮朋友做过艺考培训，卖过手机。“混得最惨的时候还卖过菜，真是逼到绝路了。一个大小伙子，卖了整整一年的菜。那时候，艺术离我很遥远。”王久良回忆。

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对王久良来说是件改变命运的大事。他的毕业作品《鬼神信仰》得到艺术批评家鲍昆的关注，在他之后的创作中，鲍昆给了很多重要意见。

“也是拍《鬼神信仰》时，我开始关注到环境问题。”那组作品需要把设计好的人物、建筑模型放在坟地里拍照。王久良回到老家，想找一处干净、开阔的土地拍摄，“竟然找不到，到处都是垃圾，我一下子就迷茫了。”

或许也是年龄的关系，王久良突然觉得，自己的创作竟和现实没有半点关系，有种无力感。“痛苦，找不到方向，就去找鲍老师谈，希望得到指点。”

“久良，你该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别沉浸在幻想里了。”这是鲍昆给他的指点。

那就从垃圾开始吧。

王久良按鲍昆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些北京周边的垃圾场，从拍摄垃圾场到走进“塑料王国”，王久良在垃圾堆里钻研了近10年。

他有点轴，总希望作品能带来些实际意义。艺术不是目的本身，通过艺术影响社会才是王久良最终的目的。

那组《垃圾围城》因为得到了足够多的关注，新华社做了关于北京周边垃圾问题的内参，内参又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北京很快出台了文件——投入100亿元，集中治理垃圾问题。“2012年开始，我一直在回访。”王久良几乎去到了每一个曾经的拍摄地，“效果还是显著的，那些堆成山的垃圾几乎都不见了，曾经的垃圾场上只剩下一个比房子还大的垃圾处理机器。”

在配合摄影记者拍照时，王久良曾站在那个比房子还大的垃圾处理机器上——以一个平和的维权者的姿态。

柔软的力量

2012年5月30日开机，2014年9月结束，两年半的时间，王久良攒下了3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

“按我最初的想法，这个片子会剪得更硬一些，像《垃圾围城》一样，有更多关于整个产业的东西，不仅仅是坤和彭两个家庭的故事。”王久良说。

与拍《垃圾围城》时的孤军奋战相比，拍摄纪录片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大的资金投入，这个项目某种程度上是团队合作的产物，“适当的妥协是必需的”。

一开始，王久良的两个同学岳冠廷和熊伟帮忙出了启动资金，北京泰岳是这个项目最初的投资方。随着拍摄时间越来越长，投入也越来越大，王久良不得不再去其他途径找钱和资源。“这时候，CNEX就加入了。”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这些年，CNEX帮助很多国内独立纪录片导演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纪录片制片、剪辑和发行体系，而这些正是那些有个性的艺术家们欠缺的。

“久良很有天赋。”《塑料王国》的制片人、CNEX执行长陈玲珍说，“虽然是纪录片创作，但他的影像很出色，构图很讲究，而且他很能坚持。”

CNEX看好王久良的项目，也希望能帮他走得更远。“这就涉及跨文化的理解问题。《塑料王国》的议题很重要，它不仅仅是国内的议题，必须要让外国人也能理解。”运作纪录片多年，陈玲珍有很多类似的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拍‘高考，中国人肯定一看就懂，但老外连高考、户籍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塑料王国》的最终成片里，观众看到的是两个困在塑料垃圾堆里的家庭的故事。塑料工厂老板坤是隔壁村的农民，很小就出来打工。坤爱财，但也能吃苦。他可以站在机器旁连续工作10个小时，生病了也不愿去医院。他踏实，但也虚荣，总是筹划着换一辆新车风光地回老家。儿子是他对未来的全部希望，他要儿子好好读书，到大城市改变命运。

依姐的父亲彭是个被生活击垮的男人，他按照彝族的习俗不停地生养子女，懒惰散漫，喝酒兴起时会手舞足蹈地唱毛歌。作为长女，9岁的依姐早熟、敏感，她照顾家里人，帮忙干活，偶尔会对捡来的画册着迷，内心渴望上学，却从不敢对父母提起。

两家人的故事通过层层推进，越来越撩动观众的情感，外国人也为之动情。在刚刚结束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塑料王国》拿到“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展映电影票早早售罄，主办方又破例加映一场。采访前一天，王久良又收到了新消息——《塑料王国》又入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

“现在的纪录片，光议题重要已经行不通了，除了议题你还要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最后还要有美学上的独特之处。我总是鼓励大家，因为你的议题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拍好，剪辑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陈玲珍说，在这个问题上说服王久良，他们费了很多心思。

在荷兰领奖时，王久良曾和陈玲珍开玩笑说：“我知道，你忍我很久了。”

《塑料王国》先后换过三个执行制片人，因为剪辑理念上的分歧，王久良常常与执行制片争论。“有次，我和乐儿就在巴黎中央火车站吵起来了，人家还以为小两口吵架，乐儿气哭了，女人一哭我就没办法了。”程乐儿是《塑料王国》的第二任执行制片人，她和CNEX倾向于让片子讲一个更纯粹的故事，而王久良希望片子更硬朗，更直接地揭露整个塑料垃圾产业的内幕。

“我承认柔软的力量，但也相信坚硬在某些时候有直接的效果。”前者是与CNEX合作带给王久良的经验，后者是《垃圾围城》的直接反馈。

最终，王久良还是信任了制片方的判断，让《塑料王国》讲一个好故事，而关于这个产业的相关信息就通过图文报道和剪辑媒体版的方式披露。

前后耗时6年，王久良有时会心生疑虑：“如果按鲍昆老师的说法，以图文报道的方式快速做出来，而不是用6年时间熬出一个纪录片，结果又会怎样？”

在漫长的剪辑过程中，他也有过更新鲜的想法。他曾在塑料垃圾中捡到过通讯录、快递单、名片，“我完全可以按上面的地址找到垃圾的主人，站在一个韩国整容医生面前，告诉他我在中国山东的小村子里捡到了他的名片，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多有文化反思意义啊！”

但天马行空一番，王久良还是选了最直接有效的呈现方式。他找到美国一家垃圾回收工厂的经理，问他，知不知道垃圾在中国的处理情况。得到否定的回答后，王久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纪录片素材，现场放给经理看。镜头记录了经理惊异又尴尬的神情。

这个镜头没能出现在《塑料王国》的成片里，但王久良把它剪辑在了媒体版中。

公义和人情

虽然曾经拍过视频作品，但对王久良来说，《塑料王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要拍纪录片就要讲故事，要讲故事就要与人更深入地打交道。和底层老百姓相处，王久良驾轻就熟，但当“打交道”与披露产业阴暗面挂钩时，公义和人情的矛盾就让他纠结了。“可能每个这类纪录片创作者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王久良说。

《塑料王国》虽然有温情的一面，但更多的镜头都直面残酷。依姐带着弟弟在垃圾山上淘玩具，彭的老婆在塑料作坊边的菜地里露天生产，孩子们用机器里的脏水洗脸、洗头，把小河沟里捡来的死鱼炸了吃。

“你没告诉他们这鱼不能吃？”在阿姆斯特丹放映时，观众问。

“其实我也吃了。”王久良答。

如果在这类事情发生时，王久良出面干预，他与拍摄对象建立的信任和尊重就会瞬间瓦解。他不仅不能质疑，还要入乡随俗。

在《塑料王国》结尾，坤终于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见到了母亲心心念念的天安门。在出租车上，他告诉儿子要好好学习，赚钱，进京，做上等人。

“我是不是把坤剖析得太残忍了？”这个问题王久良问过制片人，也问过我。

“没有，我不觉得片子里的他是坏人。”制片人陈玲珍回答他。

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王久良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有些记者想要坤的联系方式。“不能给，我求大家不要打扰他的生活。”王久良一直担心，片子放出来会给坤惹麻烦，“直到他和我说，把厂子卖了，不干了，我心里才稍微放松一些。”

王久良还担心另一种倾向，纪录片在荷兰得了奖，还入围了圣丹斯，关注片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怕纪录片里的主角知道后，心态发生变化。“我不要让坤把我们的电影当成一回事，在这个所谓的专业领域的成就都和他没有关系，和他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不要让他有那种‘生活更加美好了的幻想，那样反而容易受伤。”

纪录片的素材永远拍不够，但终归是要下决心停下来。在拍摄计划中，王久良想看到两条线索的结局，一条是坤能不能买到他梦寐以求的新车，另一条是依姐什么时候能去上学。等了一年多，坤倾尽储蓄买了辆红色奇瑞，虽然是二手的。而依姐已经11岁了，上学还遥遥无期。

“我打电话和制片方说，片子就拍到这儿吧。依姐越来越大，再不上学就来不及了，别人就罢了，我和这一家子朝夕相处两三年，实在看不下去。”王久良找到一个契机，说服了坤，出钱把依姐一家送回了老家。“家里房子漏了、塌了，我们又筹了些钱，帮他们修房子。”

王久良尽可能保护、帮助他的拍摄对象，但有些亏欠让他至今无法心安。

在坤的工厂拍摄之前，王久良在另一个大叔的工厂里拍了一年。后来，拍摄被村委发现，他们对大叔下了封口令，只欠了结局的故事就永远也拍不完了。

在《塑料王国》成片完成前，王久良先做出了一个20多分钟的媒体版专题片，电视台还用他的素材做了一期近半小时的节目。素材打了马赛克，但大叔还是被村里人认出来了。“当天晚上就有人砸玻璃，大叔待不下去了，第二天就收拾细软走掉了。”

出事的那段时间，王久良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大叔打不通他的电话，没有邮件，也没有微信。“他不知从哪里听了谣言，说国家给了我很多钱。还有人误解他，说他也拿了钱。”

大叔心里憋屈。2015年春节，他骑着辆三轮摩托车，跑了两三百公里，去王久良老家找他。王久良透过QQ视频，听了大叔的经历，彼此澄清了误解。“内疚，心里难受，但我也要告诉他，给他造成伤害的根源是什么，是塑料，是当地的主管部门，他们没理由打人。”

说着说着，王久良突然想起那没能送出去的3000块钱。当时，王久良去看大叔，想留给他3000块钱表心意。“身上现金不够，打算回家转给他。转了几次，都有问题，没转成。”王久良挺直腰板，拍了下桌子，“今年过年，我再给他送去！”

（实习生肖楚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