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于楚众

凭借特殊的历史地理，避暑胜地莫干山周边的乡村一直蕴含着价值二次转换的可能性。当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这种可能性开始变现了。

被激活的避暑胜地

我们初入莫干山是11月底的一个晚上，天黑得早，又下着雨，车在仅容两车交错的蜿蜒山路上越往上盘，雾气就越深重。导航终于提示到达目的地“颐园”，一幢石屋的剪影在茫茫雾海中浮现。想起在附近隐居的黄郛1928年带着家人第一次上山时，6岁的小女儿熙治见山头和屋宇都在眼下，还以为“与天已近”了。

1930年宜兴富商潘梓彝建造的颐园，后成为莫干山第一家“民宿”

第二天早晨推门出去，发现院子里已经铺上了厚厚一层金黄和绯红的枫叶，把这幢三层老别墅的白色外墙和连廊衬托得更加干净。夏雨清2000年秋天来到这里时，也是被这样的枫叶图景所吸引，尽管当时院子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雨水从屋顶一直漏到一楼地板，他还是动了心，想把它租下来。莫干山景区管委会的领导一听说高兴坏了，每次一到了杭州就请他吃饭，催他下决心。他告诉我，那时候莫干山景区的门票收入很少，维修都得靠财政拨款。但他当时还没买车，从杭州过来，要先坐城际大巴从杭州到德清，再从德清县城租辆小面包车到镇中心所在地庾村，得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在村里找到一辆车带他上山，全程几乎要花一天时间。在犹豫中又过了两年，房租从一年5000元涨到了2.5万元，他才租了下来，一租就是10年。他和家人平时住在杭州，周末到颐园度周末。“女儿小学时的各种假期，基本上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她喜欢小动物，养过狗，养过翠鸟，养过小鸡，还养过刺猬，在杭州是不可能的，在山上就可以。”

如今女儿长大，夏雨清一家来得少了，但颐园还留着很多他们生活的痕迹——楼梯拐角处挂着女儿小时候的画像，一位负责打扫房间、烧饭做菜的阿姨已经在这里十几年，见人就热情地扑上来的大狗“小白”也俨然是这里的主人了。因为一开始要自住，偶尔招待朋友，夏雨清精心装修了五个卧室，每个都带空调和独立卫生间。“一开始租下来时根本没想要要开‘民宿，当时也没有‘民宿这个概念，就是拿来自己住的。后来发现，我们一家人最多只需要一两间屋子，其他房间空在那里没有任何价值，时间长了还容易坏，就把这些房间分享出去了。”

莫干山民宿“法国山居”创办人司徒夫

颐园成为莫干山的第一家“民宿”，起因是2006年附近搬来了一个新邻居马克。马克是英国人，之前在上海做一本英文杂志的主编。他第一次来到莫干山时下着小雨，空气湿冷，他觉得“眼前出现的不是上海郊区那种假模假样的西班牙式别墅，而是一个欧洲小村庄，好像是从阿尔卑斯、普罗旺斯搬过来的。这里很像北威尔士，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于是他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来山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并把自己在上海认识的那些外国人都吸引了过来。那时候国庆节一过，所有旅馆就都关门了，“老外”们找不到地方住，马克就领他们来颐园借宿。“那时候的颐园是莫干山住得最舒适的地方，每晚房价1800元，还是供不应求。于是马克咖啡厅里的几个‘老外也开始自己找房子开民宿，高天成开了‘裸心谷，司徒夫开了‘法国山居，莫干山逐渐热闹起来了。”

这不是莫干山第一次被发现。莫干山的历史始于春秋末年，传说吴王阖闾派干将、莫邪夫妇在此铸剑，这座山也因这举世无双的雌雄双剑而得名。剑锋要清湛如水，剑气要纯粹明澈，必须借助上乘的山林、泉流环境，莫干之景色可见一斑。而它真正声名鹊起，是在20年代开始成为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最初是在1891年，美国浸礼会教士佛利甲从杭州沿运河“游猎”至莫干山，当时正值盛夏，而莫干山上竹木遍地，清泉竞流，清凉幽静，他认为这里是天然“消夏湾”，将所见所闻刊发在英文报纸上，吸引来大批传教士，白鼎、伊文思、洪慈恩等开始在山中购地建屋。莫干山上现在还留有英国商人贝勒在1896年建造的别墅，也是山上第一幢别墅。据说贝勒不惜重金，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从英国进口，水路送至山下，再由人力搬到山上。当时，莫干山与上海、杭州之间虽然没有开通公路，但水路能够通达，算是比较方便，沪宁杭一带传教士、洋商等纷纷在此聚集。据《莫干山志》记载，1896年之前，从沪宁杭去莫干山，“需乘大船至塘溪，易桨舟，过德清，抵三桥埠，再雇挑夫、轿舆，经杨梅岭、新凉亭、乌程桥至庾村，经老路，登山至荫山街，历七日方达”。到1898年，外国人的“莫干山避暑会”成立，制定了详细严谨的管理章程，并大举建设山中道路和公共设施，后来山上礼拜堂、公葬所、网球场、游泳池、银行、旅行社、旅馆、商店、西餐馆、幼儿园、邮局、电报局一应俱全，连商务印书馆都来开了两家书店。夏雨清描述莫干山当年的盛况：“那时候莫干山被称为浙江的‘上海滩，杭州还是‘乡下。当年的外文报纸上曾刊登过一条消息，说有5000个老外同时在山上避暑，上海的老外基本上都来了。山鸠坞那里有个杀牛场，每天杀两三头牛，因为老外要吃牛排。”

避暑地是近代亚洲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的四大避暑地——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和莫干山，一开始均有西方传教士开辟、管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纬度较高地区居住的欧美人对亚洲夏季炎热、潮湿气候的不适应。莫干山在20世纪初迅速发展成避暑胜地，也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它位于天目山余脉，天目山山势西南高，东北低，从杭州湾来的南风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杭嘉湖平原进入莫干山，来自太湖方向的风也可沿莫干山的斜坡飘然直上，这就使莫干山“时时皆有风，处处有凉意”，温度比山下低十几摄氏度。而且，它距杭州45公里，距上海190公里，距南京280公里，是人口稠密的沪宁杭三角地带难得的清凉地带。但是，从19世纪末传教士购地筑屋起，尤其是自“莫干山避暑会”成立，莫干山的部分主权长期被外国人占据，华洋之间的经济纠纷越来越激烈。一直到1928年，“莫干山管理局”成立，莫干山的行政管理权才被正式收回。外国业主纷纷转卖房屋，民国要员、富豪、买办、社会名流相继上山修建别墅。

夏雨清的“颐园”就建于莫干山被收归后，原主人是宜兴富商潘梓彝，那段时间也是莫干山的建设鼎盛期。夏雨清告诉我，其实一开始来莫干山的传教士没什么钱，建成的房屋也大多比较简陋，留存至今的不多。现存的200多幢老别墅，大多是1928到1937年间由中国人兴建，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比如颐园，位于景区中心荫山街边上，顺着竹林掩映的长长台阶走下去，才能看到它的主体建筑。这幢西式别墅带有避暑地建筑的标志性外廊，能避开直射日光，获得良好通风，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在这里可以“吃便餐、喝茶、吸烟、谈笑、编织、读书、下棋，以至享受午睡之乐”。而从别墅经过荫山洞，穿过小红桥，则是潘梓彝几年后建造的中式华厅，走廊上围绕着朱红色栏杆，四面落地长窗，屋梁、门窗上绘有各色花卉图案。华厅旁的水潭边，还建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网球场，堪称民国“两大时尚”。夏雨清曾见过颐园的设计师郑生孝，当年他是郑远记营造厂的少东家。他告诉夏雨清，颐园是他负责的第一幢别墅，潘梓彝带着他到上海去看最时髦的样板，回到山上翻建出来。1928到1937年建别墅最鼎盛的时期，山上的建筑工匠就有2000人。郑远记营造厂虽然不是最大，也有100多人。一批传奇性别墅也建于此时，比如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民国元老黄郛的“白云山馆”，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新婚后曾在这里的露天圆厅共舞，现在舞池边还有一棵两人亲手种植的美人山茶;还有“皇后饭店”，曾是陈毅、彭德怀、张云逸等多位将军的下榻处，毛泽东1954年也来过。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别墅的产权被收为国有，避暑地莫干山也沉寂下来。

莫干山民宿“西坡”合伙人钱继良（右）和刘杰

其实，整个莫干山区域分“山上”和“山下”两部分。作为避暑地的莫干山，“山上”的部分，是国家4A级景区。自1928年起，景区一直归“莫干山管理局”管辖，管理局直属于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局长助理刘建林告诉我，景区面积尽管只有3平方公里，但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200多幢老别墅，其中43幢是国家级保护建筑。他认为，景区一直由浙江省直属管理，才为整个莫干山区域保留下一个“老底子”。不过，也是因为“山上”的景区和“山下”村庄的行政割裂，发展不平衡，矛盾重重。最突出的是因为德清县的工业都放在东部，莫干山所在的西部山区作为水源地，所有产生污染的畜牧业、加工业都被清退，村里又享受不到景区的任何门票收入，以至于以前经常有游客上山的车辆被堵在村口。而没有“山下”的带动，景区经营也很萧条，季节性特别明显。刘建林形容说：“叶子一落，人走了;叶子一长，人来了。”他告诉我，这一轮民宿热带来了莫干山的“逆增长”。“民宿大都开在山下村子里，现在山下比山上热闹多了。”

洋家乐：更像“中国乡村”

如果从民宿经营的角度看，山上的老别墅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很多别墅是文物建筑，出租受限;即便租下来，也不能随意改造。于是，在夏雨清之后要开民宿的人，在山上找了一圈之后，纷纷决定下山。

第一拨是常来马克咖啡馆的“老外”们。法国人司徒夫行动最早，他2007年找到一个叫“仙人坑”的废弃茶厂，买下了茶园所在的120亩地。他此前已经在上海成功经营了复兴西里的项目，对于老房子的修复和重生有着独到见解。他告诉我，欧洲经历过从“旅游”到“度假”的转变，他认为这一转变也必将在中国发生，所以不惜重金在浙江乡村建造了这么一座“法国山居”。他强调，建筑外立面完全参照了当地民居样式，黄墙、黑瓦，内里却是原汁原味的法式风格。随后是南非人高天成，他在莫干山西侧劳岭村一个叫山鸠坞的地方租下几栋房子，建成“裸心乡”，位置很偏，但很快爆满。其实装修没花多少钱，但带来了不一样的理念。“房间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煤气。夏天靠电风扇，冬天靠每个房间安装的火炉，烧的是本地废木料、木屑压缩制成的柴火。门前有蓄水池承接雨水，须得循环使用。垃圾要分类，树叶、苹果皮会埋在地下。”更开创了一种“乡村美学”，把村里拆房剩下的雕花木梁、石礅、马槽回收上来，用作装修材料。最具创意的是对马槽的使用，下面凿个下水孔，成了一个双人洗手盆。夏雨清告诉我，这些老外开的民宿单价特别高，“法国山居”要卖到6000元一晚，裸心系列的升级版“裸心谷”均价要3000元。其实民宿的入住率达到30%就可以保本，而实际入住率一般都能到70%，所以莫干山的民宿在2013年开始全面爆发。

因为最初几家民宿是外国人开的，莫干山打出了“洋家乐”的品牌，以示与以往农民自建的“农家乐”拉开距离。其实，后来涌入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也很快更新了自己在农村建房的标准——“更像中国乡村的样子。”之前在上海做珠宝生意的德清人钱继良几年前到莫干山，跑去高天成的“裸心乡”取经，发现自己原来的审美完全被颠覆了。“老高那里是怎么回事？房子都是旧的，梁都歪歪扭扭的。去多了，眼光就不一样了。以前我去木材市场买老木头，都是挑那种粗的直的;现在我一去，他们就已经帮我留出了最弯的那根。”钱继良告诉我。他在“裸心乡”附近租了10栋老房子，看上去都破破烂烂的，他却保留下原来的外观，只在内部做改造，每一栋也沿用了原房东的名字，“玉芳家”“玉宝家”“老康家”。钱继良穿一件古着毛衣，告诉我民宿“西坡”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那几把餐椅后背上包了羊毛靠垫，是从摩洛哥集市上淘来的毯子拼起来的;吊灯是上海和平饭店改造时收购来的，落地灯是与一个艺术家合作款，用铁皮一片片敲出来的。”这种审美也影响了周围村民自建的民宿，“有一个村民儿子结婚，在村里盖了簇新的‘西洋房，结果儿子打工回来不满意，把外面瓷砖都敲掉，内部也重新装修一遍，总共花了近100万元，又改成‘老房子了”。所以，如今在这片民宿集中的村子里走，已经有点分不清哪栋是新房子、哪栋是老房子，哪栋是“农家乐”、哪栋是“洋家乐”了。

严格意义上说，城市人到村里来租房改造，找人来代为经营，并不是真正的民宿。参与莫干山庾村改造的台湾人林彦良告诉我，台湾对“民宿”就有政策限定，其中包括：必须是自有物业，而且主人自己也住在里面;经营房屋不能超过五间。这是为了保证客人有家一样的温暖体验，另外经营不超过五间房的话，房租收入有限，房东就不得不拓展辅助产业，比如农耕或者餐饮。不过，回头看台湾民宿的开端，是在80年代，一对原本在新竹科技园有高薪工作的夫妻被裁员，他们回到祖辈在山上的一栋三合院老宅，老公做木工，老婆编织、画画，同时招待朋友，这种模式慢慢传开，如今传到大陆了。照这个标准，无论莫干山的“洋家乐”看上去有多美，要在民宿里同时有真实的农村和农耕生活体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被改变的乡村

当吉晓祥和杨默涵2012年到碧坞村找房子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群略有戒心的村民。那个时候还是民宿全面爆发之前，有影响力的就那么几家，都聚集在莫干山西侧的后坞一带，渐成小气候。他们俩绕到莫干山后山，发现尽端的路边有块代表景区的黄褐色标识牌，“江南碧坞”，发现那里面有一个溪水穿流穿过的小村，溯溪而上，有飞瀑倾泻而出，形成龙潭。这样的景观当然不会被埋没，事实上，之前这里曾作为景区，被承包给一个开发商，有42户人家划在里面。但后来开发商和村民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开发商要把村子圈起来收门票，但有的村民家开了农家乐，就会带客人逃过门票;还有些不开农家乐的村民，分不到收入，也反对这种景区模式。再加上碧坞村地方偏僻，游客稀少，开发商在2007年就经营不下去，撤走了，村庄也陷入沉寂。吉晓祥他们来的时候，村民们和这个开发商之间这笔糊涂账还没算清楚，对外来者本能地不信任。

吉晓祥和杨默涵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利益纠葛，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庄的风景和聚落，想多谈几家，打造成心目中的“大乐之野”——这个名字源自《山海经》，本意是“被遗忘的美好之地”。他们两人原来都在上海做城市规划，“规划师都有一种‘上帝视角，看什么都是自上而下的，进入村庄发现完全不一样。以前在上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清晰，有一说一，土地房屋也有规范红线，属于谁的清清楚楚，而村里不讲规则，是个人情社会。记得我来的时候，有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小吉啊，在我们这里，我跟你感情好呢，你做错了事情，我们也是帮你的;如果我们感情不好，你虽然做啥事情都是对的，但我也不一定会帮你的。”吉晓祥告诉我，对于外来的开发者，村民们一方面很期待，因为景区在2007年关闭之后，之前的那些农家乐也都开不下去了，一直没有挣钱渠道。房子租出去开民宿的话，每年租金两三万元，一租20年，一次性可以拿到五六十万元，是很好的机会。但他们又有很强的自尊心。“很多做民宿的人本人经常不出面，村里面就很反感。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到我这里做生意，侵占了我的利益，不能随便找一个什么职业经理过来，必须老板来。好在我们都是亲力亲为地去跟他们打交道，关系处得还比较好。”

就这么一家一家去谈，好不容易谈下了七栋房子，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意外。“3号楼盖到一半的时候，有个村民跑过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不是你们签约那个人的。我们很意外，之前租房的时候土地证、产权证都在啊。后来一问，原来他是曾经住在里面的，30年前房东说把房子给他，但是只有口头协议，没有过户。他现在一看房子租出去赚钱了，不干了。跟他讲法律没用，这里最忌讳的就是讲法律。还得请租房给我的房东去协调。”

如今“大乐之野”几栋外观简约的白色楼房分散在碧坞村里，和溪流、竹林、村民的住房、新开出的农家乐，交织穿插在一起。尽管不像“裸心谷”“法国山居”那样圈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几栋楼之间也有距离，但丰富性和乐趣也在于此。“大乐之野”和村民之间也因各种区域交叉、产权勾连，结成一张密切的关系网。吉晓祥告诉我，他们刚来时，经常跟村长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想跟他搞好关系，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被民主选举给选下去了。而他们租下的其中一栋楼的房东是前任村支书，退休之后给他们做管家，他自己家的农家乐明年也马上要开了，还请他们帮忙设计。更巧合的是，他们在村里遇见之前上海修车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拉他们去德清县城里开餐馆的哥哥沈蒋荣那里吃饭，几个人一聊，沈蒋荣决定把自己在村里的房子也改成民宿，请来“裸心乡”的设计师做成了“莫梵”，自己也回到村里打理，又包下附近几亩菜地，做山野菜，酿蓝莓酒。很多人都说，别的民宿是“店”，老沈这儿是“家”。

杨默涵认为，碧坞村最大的变化，是能看到年轻人了。以往那种以景点为目的地的老年团模式正在被淘汰，现在的主力消费者在30岁到40岁，大多有房、有车、有孩子，他们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寻求差异化、非标准体验的，所以聚集一批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很重要。“大乐之野”现在的店长就是隔壁村的，他在杭州读了大学，发现老家有这么个工作，就过来应聘管家。过了一两年，就升任店长了。吉晓祥告诉我，在民宿工作收入不低，工作节奏不是特别强，还兼顾体面性，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碧坞村的“茶二代”沈婵樱在毕业后也回到莫干山，因为这里有她们家世代种植的黄茶的生产、加工、销售和终端的整个产业链条，她家在山上有200多亩茶园，和大乐之野、西坡等民宿合作售卖，还在庾村开出了黄茶体验店“云鹤山房”。严格来说，她已经是第三代茶人了，爷爷是国有茶厂的厂长，爸爸沈云鹤后来自己承包茶山，做名优茶，成为黄茶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她想往前再走一步，传播茶道和茶的生活方式。她告诉我：“黄茶是在绿茶加工杀青揉捏后加了一道‘闷黄的工序，使原来的绿茶变得更纯。由于‘闷黄的工艺复杂，现在做黄茶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黄茶在‘闷黄时，最难掌握的主要是发酵程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酵过头，对口感和香气的影响会非常大。这些工艺目前只能靠老师傅的经验，花时间去感觉、摸索和把控，最长的一种‘闷黄要72小时。”尽管制茶过程奥妙无穷，但她并不想把茶道仪式搞得特别繁复，拒人于千里之外，茶坊空间和器具也十分简洁。她觉得，茶就是一种日常生活，而且来莫干山的人也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莫干山走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复兴路径。吉晓祥说：“传统思维是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莫干山则是自下而上地由无数小业主做起来，像各路武林高手会聚的江湖。政府并不介入这些‘新村民和‘老村民之间的交易，无为而治。”尽管现在如火如荼，但吉晓祥有些担心莫干山的民宿市场会被稀释。“城里人每两三个月到乡村来释放一下，呼吸新鲜空气，吃淳朴的有机菜，这是还在扩大的刚性需求，但是以前是莫干山一个点，现在长三角正在遍地开花，今后分配到莫干山的量有可能会变小。”吉晓祥说，现在很多村民看到民宿赚钱就要进来，一投就是几百万元设计改造，比如他们的房东、前任村支书就投进入300多万元，但他们可能并没有理解这样改造的真正内涵。而且都将房间定位在1000块钱以上，但如果硬件做不好，服务理念跟不上，定1000块的用户体验也是很差的。所以他和朱胜萱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莫干山民宿联盟，之后又成立了民宿学院，并和“开始众筹”旗下的民宿服务平台“借宿”合作，就是为了抱团取暖，形成合力，抬高“非标准化、去中心化”民宿的标准。“最早是‘裸心谷成为一种现象，把莫干山的名气打出来了，但它和村庄没什么关联。真正把村庄带动起来，还得靠这些乡村民宿结成共同体。”

“莫干乡村改进”的遗产：超越民宿

每次来到莫干山，朱胜萱总要去拜祭一下黄郛墓。墓地其实就在镇中心所在地庾村，但是如果不经指点，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里。朱胜萱带我们绕过当年的藏书楼、蚕种厂所在地，一个石头垒成的简易半圆坟墓就隐藏在后面的林子里。他说，这只是个衣冠冢，真正的墓已经在“文革”时被毁了。墓前的石碑显然是断成两截后重新拼起来的，“黄郛、沈景英之墓”字样也是被凿去后重新刻上的。朱胜萱扶起墓前供的花瓶，默默站了一会儿。

上图：上海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朱胜萱在莫干山民宿学院讲课下图：朱胜萱打造的庾村文化市集，包括茶坊、萱草书屋、餐厅等，成为城乡互动的空间节点

我们在莫干山的这几天，“黄郛”就像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莫干山的很多历史都跟他有关联，但这个名字总是被寥寥几句带过。这个被遮蔽的人物曾是民国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之一，早年和蒋介石义结金兰，还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等重要职位，却因1928年“济南惨案”处置过程中被免职顶罪，后在1933年“塘沽协定”处置中再次替人受过，从此身负“亲日派”“卖国贼”等污名。他在“济南惨案”后退出政坛，人生的后半段就与莫干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1928年，黄郛带着夫人沈亦云隐居莫干山，全身心投入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直至1936年病殁，葬在了庾村。此后沈亦云将“莫干乡村改进”又苦心孤诣地继续了十几年，直至1950年。

黄郛和沈亦云的“莫干乡村改进”是以上莫干山的必经之地——庾村为基地的，如今这里是镇中心所在地。一开始他们购得了山上的“白云山馆”，作为退隐之所，但和周围村民渐渐熟悉后，决定要为村里做点什么。据德清县教育学者罗永昌考证，上世纪30年代初，庾村方圆十里，有6个自然村，共120余户，分布在莫干山两翼的环抱中。他们之中，只有一人读过“四书五经”，三个人描花押，八九个人会写名字。全村仅有千余亩耕地，村民大多属于佃农，靠不到200元的年收入要维持五口之家的日子，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在黄郛心中，农村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数千年来养国家者农村，而国家尚无暇谋所以养农村者”，而理想的农村，当有“习于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人才，所以他决定先从办学入手，创办了以“耕读并重、勤俭忠慎”为宗旨的莫干小学，主张“以学校为中心，谋农村之改进”。依托小学，开办了蚕种场、奶牛场，以场养校，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之后又建造了一批乡村公益设施，例如膺白图书馆、白云池水库等。解放后，沈亦云经香港去美国，将莫干小学、庾村蚕种场、奶牛场、农场、林场等资产，悉数捐给政府管理。他们的“莫干乡村改进”颇有成效：经过战乱，庾村并无失学儿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莫干小学毕业生，一些毕业生至今尚在;莫干蚕种场的“天竺”牌蚕种成了方圆百里叫得响的牌子;对于村民风俗与习惯的改进、社会及生产的观念，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朱胜萱是上海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2011年做完世博会景观工程项目之后，生了一场大病，决定去离上海最近的山脉莫干山休养。“我老家云南是山区，有各种各样的大山，在上海看不到山，就很想念山的感觉。”他来到莫干山时，黄郛和沈亦云乡村改进的各种痕迹仍在，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精神联系。“黄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做乡建，也是从上海来到莫干山。他的乡村试验虽然被历史尘封了，我能不能延续下去？”他的一个朋友听说，给他打了个电话劝阻，“这就像给一个快病死的病人身上贴一块创可贴。”朱胜萱很受触动，“我们现在做乡建，到底能为乡村带来些什么？用‘创可贴的方式解决不了现在面临的问题。城镇化的步伐是抵挡不住的，高效、便捷、医疗、交通、教育，我们迟早要帮乡村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非城镇化的一条路可走？”

朱胜萱告诉我，乡村建设单凭情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化为商业模式。乡村需要资金和资本，而资本也需要有一个通道进入乡村，关键是乡建者能不能把这个城乡二元断裂的通道打开。他决定沿着黄郛当年的路径，继续在莫干山做乡村改造的实验。他了解到，这里除了竹笋业，残存的小耕作只够自给自足。很多土地空闲着，也未改善该区域的生态，不少耕地和房屋被废弃。算上被清空的苗圃、破败的村公所、养鸡场等，共计60亩农地和一些茶地，于是向乡政府提出打包租下，租期20年，试图在莫干山建立一个乡居、农园加市集的乡村生态圈。

乡居在山间，将村里的一个废弃小学改造成民宿“清境原舍”。小学位于莫干后山的村道旁，已经被废弃了5年，此前多次换主，还做过养猪场，这样的资源不被村里看好。但朱胜萱觉得，这块建设用地面青山、背茶园，旁边是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农田，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当时村支书说让我们出点钱买了算了，我坚持没买，因为这对集体经济是致命性的破坏。我租下来的话，这房子这产权还是村集体的，村里可以拿这块土地去抵押贷款。如果我买下来，盖成别墅卖掉，有村民能去那里上班吗？能跟村里的产业发生关联吗？”改造好的“清境原舍”看上去比农民房还质朴，没有油漆，没有涂料，没有夹板，没有用任何合成的材料，连洗漱台都是混凝土的。刚建好的二期更是让人产生错觉，墙面就是水泥砂浆，总觉得还有一层没刷。这正是朱胜萱追求的，他说：“很多农民房就是这样的啊。水泥砂浆就是水泥砂浆，不需要用昂贵的素混凝土来模仿它。”

60亩农园就在“清境原舍”下面的村子里。“这里原来被承包种植了一片香樟林，香樟挖走后，整片土地像被地雷炸开过，留下大大小小的坑，养分全流失了。雨天积洼，干旱时干裂，根本无法进行种植。我们让土地休耕，通过种植固氮的牧草、毛豆等这类植物，让土地依靠植物自身恢复肥力，还对周边崩溃的水系做了处理。直到两年多后的夏天，才首次有了玉米、秋葵、红薯等产出。”朱胜萱设想，复耕后的农园不只种菜，还可以做本地物种的复原，同时也吸引城市人来烧烤野炊、下地采摘等，目前正在跟一家户外俱乐部谈合作，拿出一部分让他们开辟为活动基地。农园请了两名本地村民来管理，其中一位崔建平是原来的村支书，他家的产业转换也是村庄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水源地，原来的拉丝厂关闭了，也不鼓励种田，最好种树，因为以前种田要打农药，有污染。以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毛竹，90年代初我们一车一车地拉毛竹去上海卖，当时城市大开发，脚手架都用毛竹搭，供不应求。一个工地开起来，就需要几十车、上百万斤毛竹。那时候毛竹价格也高，40多块钱100斤，现在一半的价格也没人要了，脚手架都用钢管了，人工成本也高了。所以很多人砍了毛竹，改种茶。也有不少人想把自己的房子改造一下，开民宿。”

市集就放在了莫干山镇中心的庾村。“当年莫干山何其热闹，所谓‘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而现在仅留下一些老建筑，历史记忆都没落了。整个镇区比较萧条，传统手工艺逐渐流失，饮食文化、乡村布局等也在没落。如何植入新业态来激活乡村文脉？”朱胜萱提出在庾村做文化市集，包括自行车餐厅、民宿学院、茶坊、萱草书屋等，以此作为城乡互动的空间节点、物资集散的商业节点以及邻里关系的社区节点。市集所在地，正是被废弃的蚕种场，黄郛做农村改造的生产基地。蚕种厂出租后，搬家到原来的奶牛场所在地，改成青少年拓展训练和自然教育的“蚕乐谷”，只把蚕育种环节保留了下来。蚕乐谷经理蔡永良告诉我，这里的蚕种非常有名，最早是黄郛办厂时从日本引进的杂交种，因为是莫干山小学的产业，所以叫“学堂种”，蚕种厂就是靠这个发展起来的。他说，蚕是冷血动物，对温度比较敏感，所以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严格的温控。现在还可以看到蚕种厂旧址有地火龙，墙壁也是中空的，都是为了让温度更加均匀。厂房外墙上大小高低错落的窗户，则是为了控制不同蚕期的通风。现在丝绸的销量不好，人力成本又高，所以他们只保留了育种环节，供给民间养殖户，但现在很多人家也不愿意养蚕了，觉得养蚕麻烦，又不好清理，所谓“盖一座新洋房，就毁一个养蚕户”，这一湖州的传统产业也在没落。他说，我国虽然是丝绸原产地，但销量并不高。相比之下，丝绸在日本的人均年消费量是280克，而我国只有8克。他们之所以还在周边坚持做蚕乐谷，培育蚕种，也是期待莫干山民宿的兴旺，能把丝绸的产业链打通。

朱胜萱形容，乡村升级现在是一艘巨型航母，承载的东西特别多，可能性也特别多。“民宿就是抛下去的锚，让这艘航母可以停靠和补给。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民宿，它提高了租金，解决了就业，并且保护了传统村落。莫干山的老房子就真的有人要，新房子则被拆了重建。政府不用花一分钱，‘美丽乡村就做完了。未来民宿的相关产业会延伸出来，还会成为文化的出口。”

“下一步要做的是村集体经济的复苏。”朱胜萱说，现在开民宿是跟村民分成，开民宿的人拿很多钱，村民拿很少钱，因为风险都在一方。“未来可以尝试跟村集体联营和合股，村集体出台统一的公司，租老百姓的地，我们跟政府租，跟村民不发生关系。村集体可以用另外一只手调控，过程中会形成新的产业经济。民宿和土地值钱了，还是村集体的，我们也拿不走。这就是集体经济的再次复苏，只不过集体的概念转换了。再进一步的话，政府可以成立一个民宿旅投公司，注册资金一个亿，让所有的小股东进去各占部分股份。莫干山有30多个民宿的品牌，这家公司两年内能上市。如果把所有的民宿放在一起，一家每年有400万元的现金流，200万元的净利润，10家民宿就4000万元，100家就有4个亿。按10%一年4000多万的净利润，随便比哪家上市公司净利润都好。民宿这一小微产业也可以聚合很多的能量。”

（实习记者项文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