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张雷

在漫长的岁月里，贵州黎平县的茅贡乡一直不太引人注目。中国人习惯把目光放在高能量的城市和富裕农村里，茅贡以及它包含的村庄，不过是整体画面中的阴影部分。直到今年，当地政府引入城市文化人包装自己，他们试图借助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唤起乡民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

城里人有“乡愁”要寻觅，乡下人有“城愁”要去实现，这两者如何通过了解对方进而更好地认知自我，在茅贡这样一个未经工业化的黔东南小镇上，开始了尝试。

地扪村的侗族村民生活很大程度上为自给自足，这户人家的老人正在晾晒自己染的布

乡镇上的艺术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这句形容贵州的俗语，在我到达黔东南的第一刻，便对前两句有了直观感受。天色阴冷、山路弯弯、树木葱茏，珍贵的平地上挤满收割过的稻田和灰瓦铺盖的木结构房屋。

黔东南的黎平县，至今不通火车。2006年黎平县的机场通航时，作为贵州开通的第四个民用支线机场，不少老百姓特意跑来看飞机。茅贡镇的现任党委书记杨胜雄向我形容当时的场面，一些人看到飞机后打趣道：“我还以为飞机多大，这不就是没出月子的黄壳鸡吗？”支线飞机小，如今从长沙飞往黎平的飞机，腾云驾雾一个半小时，却一次只能搭载50人左右。

在外出不便利的地区，人们对改变生活的期望，很多时候得寄托在个人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比如交通。2014年底通行的贵广高铁，终于让黎平与铁路搭上了关系，黎平人只需坐车到邻近的从江县，就能快捷到达贵阳和广州等地，这对不少当地人意味着，出外打工方便了许多。

禾仓是地扪村民存放粮食的地方，村里有560多个禾仓

吸引我从北京来到黎平的，是一个叫作茅贡的乡镇。今年夏天，茅贡推出了“创意小镇”的计划，镇上废弃的国营粮站被打造成了文艺腔调十足的“粮库艺术中心”。粮库艺术中心运用灰瓦、原色木头柱子、红砖或水泥外墙、铺满小碎石的地面，在乡村中营造出了一个艺术空间。按照策展人的表达，他们希望探索茅贡作为乡镇的另一种可能。

艺术中心里空间开阔，四白落地的墙面上精细地挂着与物件相关的照片。比如摄影家李玉祥的“上世纪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百里侗寨风物志等。策展人左靖等在前言里记述了这批照片体现的价值——现代建筑需要巨量的自然界不存在的异质材料，并且它们通常都建立在一个区域内最好的土地之上。事实上，它们与土地的破坏关系是不可逆转的。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木结构建筑……我们对木结构建筑的推崇旨在表明，在面临现代性危机时，我们必须躬身向传统学习。

这里也展出了命名“禾仓”的艺术，禾仓指的是当地老百姓储存粮食的木头建筑，相当于各家各户小小的粮仓。为了防止鼠吃虫爬，它们搭建在离地1米高的小木屋里，一个四四方方的身体，加上一顶斗篷式的“帽子”。有的建在河道边，有的夹杂在村里紧紧挨挨的木屋当中，好似一座座固化的丰收庆典，让人看了安心。艺术中心里的“禾仓研究团队”，借“禾仓”之名，展出了各种当地人与农耕工具、木头手艺有关的图片。操习这些手艺的工匠师傅，也被郑重地框在一幅幅单独的照片里。

不过按照我以往在乡村采访的经验，村庄对艺术有很强的消解能力。比村庄行政级别高一个层级的乡镇，也不例外。农民坚守自己朴实的实用哲学，往往也精于计算每一分收支。艺术如果不与生活实惠产生关联，我很难想象它的处境。茅贡镇处在贵州东南部的大山里，农民除了种茶、种粮等劳作，再就是向外输出劳力，使家庭变得宽裕点儿。要想吸引外地人来到这个偏僻之所，带来人口的反向流动，一定不容易。茅贡计划打造出来的粮库艺术中心，充满城市青年人周末闲逛之处的气息。不知道这样一个类似乡村行为艺术的举动，能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

“乡村不是游乐场，我不去助长你们的乡村想象”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一个之前没有听说过“茅贡”的外来人，此刻拖着行李箱、手提大挎包站在“粮库艺术中心”门口，在当地人的眼里，这已经是打造艺术氛围后带来的一种变化。这里的冬天一般鲜有人光临。我给当地一个叫任和昕的文化人打电话，约他见面聊聊，他是地扪村生态博物馆馆长。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任和昕被形容为扎根地扪十来年的文化人，他通过“隐居”在乡村里的生态博物馆，既记录乡村的变化，又在探究乡村的发展道路。

任和昕个头不高，头发有些蓬乱，戴着眼镜，年纪在50岁左右。听说我所在的北京媒体要了解茅贡计划，以及这几年发生的乡村建设，他推了推眼镜，皱着眉头，表现出不愉快：“我不愿意用‘乡村建设这样的词语，我所做的不是乡村运动，不是策展人的个人作秀，他们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到处做宣传。”

地扪村风雨桥上的传统侗族建筑，有着超越日常生活的隆重感

听上去，任和昕的话语是在对外来策展人表示不满。茅贡计划于今年3月启动，当地政府委托任和昕来联络，一批安徽、上海等高校的研究者和文化人参与其中，共同打造了我所看到的艺术空间与展览。这些策展者在今年8月粮仓艺术中心的开幕式举办之后，他们的参与工作暂告一段落。策展人中有人熟悉媒体语言，将茅贡计划看作自己乡村建设的又一作品，任和昕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不同意那些文化人把乡村当成一个游乐场。这样的乡村容易死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我们不去助长一种所谓的乡村想象，不想让舆论有不合理的期待。”

任和昕的说法听上去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他在此10年之久的生态博物馆，如果不愿套上“乡村建设”这样的词，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任和昕说，他当初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人员，为茅贡政府做顾问。村庄的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他的顾问角色有30年。“现代人太想把乡村文化快餐化，旅游者和开发者恨不得一口把乡村吃掉，我们要防止他们乱作为。”

他认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是影响当地官员，因为官员才是能决定当地发展的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黎平县的一位官员刚好进来与我们聊了一会儿，这位之前担任过县旅游局局长的官员，向我介绍了黎平的特点，表现出经济落后地区希望发展旅游的渴望。但是等他一离开，任和昕说：“我都懒得与他说话，我与他说有什么用，他又不是县委书记，跟他说了他也决定不了什么！浪费我的时间而已。我觉得乡村甚至不需要发展，不发展也许就是最好的状态。”

他又很快把话题转到不接受采访。他说自己拒绝任何记者的探访，不需要传播，也不希望被了解。“我也做过记者，我不相信记者，中国记者都太糟糕了。我不愿意做你文字里的道具。比记者更糟糕的是大学研究者，来乡村只是做学术观光。”

他的话语让我感到吃惊，任和昕表示自己不希望外来者破坏乡村，这种观念听上去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但是他对初来乍到的人，表现出对话语权的强烈控制愿望。如果控制不了对方看问题的角度，他显然有不安和排斥。他出言贬低学者，可他担任馆长的生态博物馆，是很多高校驻点的一个研究机构，这个博物馆从经济运作上来说，实际上非常依靠接待学者盈利。

与任和昕的谈话并不愉快，这让我更加好奇，一个“扎根”地扪村10年的人，如果没有与当地人亲近的谦虚心态，只是希望用不发展的思维去影响官员，这种难度恐怕不异于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吧。

好在乡村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任和昕都是平等的外来者。他可以从他的角度对此地有所解读，我也可以从我的记者角度，走进村子，感受一下乡村里的真实变化和需求。

谁的乡村？以谁的感受来发展乡村？

地扪村距离茅贡乡只有5公里，但这5公里都是并不宽敞的山路。道路像丝带一样，漂浮在一座座山之间。坐着顺风车，当我又一次感觉到山势变低时，错落有致的侗族房屋便出现在山坳的平地上。

“茅贡计划”里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是，以茅贡镇的建设为中心，带动周围十几个传统侗族村落的发展，地扪村就是其中一个村落。这个理念中，一是强调不把游人的关注力放在某一个具体的村庄。因为游人的蜂拥而至，可能会以摧毁村民本身的生活为代价，而换来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出发点，是为了避免现在一些乡村中出现的不平衡，某一两个村落经济受益，周围的村庄却毫无起色。

所以“茅贡计划”希望在镇上建成“百村百工市集”“创客中心”这样的聚落，吸引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到镇上与“创客”一起，用文化视角包装他们的手工产品和农产品。这样村民们白天到镇上“工作”，晚上回到各自安静的乡村居住，村子里的生活不会被旅游彻底改变。茅贡镇希望与贵州省打造的“百里侗寨”的思路一致，推出茅贡乡所辖的一系列传统村落，让它们尽可能平均地享受到今后旅游发展的好处。

这种发展思路的背后，其实也体现出黎平旅游的一个困境——村庄之间的差别不太明显，因此单个特色不算突出。黎平境内大多数人口是侗族，侗族村落的风情是最大的特色。但不同寨子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游客们来之前怎么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寨子？当游客游玩一个寨子之后，为什么还要去其他侗族村庄？“百里侗寨”背后其实需要对各个村落更加细化的特点挖掘。

黎平县打造的“侗乡第一寨”肇兴，距离茅贡镇不足100公里。肇兴代表着眼下盛行的模式，将整个侗寨圈起来向游客收费，商业意味较浓。茅贡希望它所辖的侗族村庄体现不一样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如何寻找，实际上需要他们对自己的乡村文化，重新做一遍梳理。

任和昕在谈到他的乡村尝试时，提到一些现实，比如粮库艺术中心里的展览，也许外来策展人做的时候，认为是吸引城市人的，但是，“如果游客千年不来，最后这些展览是面对谁的？还是村民看得多嘛”。

他提到粮库艺术中心对面的一座日式风格的公共厕所，用大量原木和水泥地面，修得宽敞又有风格。当时他主张一定把厕所修好，让村民们每5天过来赶集的时候，体验一下干净的公共厕所是什么样的，“这是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

这样的用心，到底对村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几天后茅贡镇党委书记杨胜雄又带着我细细地看了一遍展览时，他谈到自己的理解。“茅贡计划”不仅包括艺术展览，在粮仓艺术中心对面，还有更详细的规划展览，记载着茅贡镇为了打造“文化创意小镇”，从组织架构到场地修建、物流准备等各方面的构想。

“你看这张祭祀的照片，就是20年前摄影师在地扪村里拍摄的。”杨胜雄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前段有村民来看照片，吃惊地指着里边的一个小孩，说是当年的自己。她还指出照片中做法事的寨老，哪些已经去世了，哪些还在。

杨胜雄说，村民们刚刚看到照片时，往往会很吃惊。不明白自己平时种田、做木匠活、祭祀这些日常生活，为什么会被当作艺术来对待。“但是很快的，他们就会感受到，原来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文化，在城市人眼里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实际上是让村民通过外来者的眼光，找到对自我文化的自信心。”慢慢地，小镇上的人，或是村子里的人，有些会带客人来这里看看，把这个艺术中心看作了当地的一个骄傲。

地扪村的戏台依旧是传统的木结构，地面有个很大的火塘，大家聚在一起边烤火边看侗戏

外来的策展人，也希望向村民传递一种理念：你们的田园生活是城市人向往的，或者说是工业化反思后追寻的稀缺资源，它很好地承载了城市人的乡愁。他们希望村民不要自我贬低，也不要为了物质利益而损坏传统文化，以及生态环境。这里边有一种无言的告诫：如果你们丢失了自己的传统，你们在城市文化里，将失去价值。你们习以为常的主流习俗，正是城市人开始苦苦找寻的异质文化。这里边包含一种“现代性”对“未开发”的劝说，充满了“过来人”的姿态。

任和昕说，他觉得自己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告诉政府拒绝不良资本。但是从政府和村民的角度，脱贫致富是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在这样一个资本几乎没有到达的地方，村民们觉得经济发育不良，希望能“吃得胖些”。外来文化人似乎有些像健身教练，想着教导大家如何减肥，两者看上去有些错位。对村民来说，文化与生态的保存，需要找到与这个目标的一致利益，才能真实地打动他们。

毕竟，这是农民的乡村。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外来人告诉他们不做什么，而是希望有人智慧地引导他们——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地扪：村约民俗下的传统社会

刚刚进入地扪村时，它的热闹气息有些超出我的预料。地扪虽然偏僻，但是绝不荒凉，绿树良田、流水潺潺、木头房屋一栋栋紧挨着，村头中心小学里的孩子们放学出来，嬉笑打闹。贵州平地少，所以村庄里的人们住得密集，与平原地区的村子大不相同。人们在四周的山上见缝插针地开辟梯田，村里偶有菜田和鱼塘，倒是刚好缓解了房屋过于集中造成的拥挤感受。

茅贡并不希望打造“明星村庄”，不过比较之下，地扪村的知名度相对高。10年前，任和昕所在的香港咨询机构来建博物馆时，看中的是这里保存较好的侗族建筑和人们的传统习俗。200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和拍摄了地扪村，给予它“时光边缘的村落”的雅号。我所看到的村庄，很能满足一个人对田园生活的想象：房屋就地取材，人们勤于耕种，村庄的四周则是巨大的沉默的大自然，绿意盎然。这种农耕生活，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来处。

29岁的代国友来自黔东南州的首府凯里，他今年作为州图书馆的第一书记到地扪村挂职。代国友对地扪的第一感受是，村庄几乎未经开发，自然风景和侗族习俗都保存得好，所以他在地扪这大半年见到的外来者，以大学老师和学生居多。地扪村全是侗族人，90%姓吴，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故乡。村里保留着古老的风雨桥、鼓楼、戏台，每年还有不少传统节日，一些人类学、社会学和建筑学的学者会来做调查。

刚刚卸任的地扪村前支书吴胜华，在村里当了21年村干部，梦想着出去闯世界

“地扪”两字在侗话里，指的是源源不断流水的源头，也指村寨发祥之地。这里处在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气候温润。700多年前，吴姓祖先从江西等地迁往地扪，后来发展成为1300户，称为“千三地扪”。为了生存，这1300户人家又分散到附近居住，但是地扪仍然被称为“千三总根”，每到重大节日，附近村落聚集到地扪来庆祝。

从外观上看，村落里不同用处的空间，共同组成了地扪的别致之处。风雨桥、鼓楼上层层错位的翘檐木头建筑，显示出高于日常生活的隆重感。民居房屋一般是两三层高的木屋，为了保持传统村落外观的一致性，村里对新建的房屋，要求第二层即使是水泥建筑，也必须在外部包上木头，第三层则是全木质结构。大量的禾仓沿着河道和房屋而建，地扪村700多栋民居，有560多处禾仓。禾仓群构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

我进入地扪村是个傍晚，第二天一早起来，气温骤降到零摄氏度，山里湿冷的天气让人瑟瑟发抖。人们拿出备好的木炭，开始围着处处可见的火塘取暖。村庄里的公共空间很多，好几座鼓楼与多处“卡屋”，是祖辈留下来议事和举办仪式的地方。一到冬天，赋闲的老人们围炉而聚，边烤火边聊天。

我刚好赶上一户村民的新房上梁，按照习俗，他家举办了一套需要法师主持的上梁仪式，并且特意请来在黎平县上班的年轻亲戚，帮忙收礼。两位年轻人坐在一间空屋子内，在一个册子上，详细记下每人送来的礼物，这本小册子成了村民生活里重要的人情记载。有的乡亲挑来两担谷子，有的挑来一二十斤自家烧的米酒，有的送来钱或烟。这天中午和傍晚，建房的人家在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开设流水席，送礼的人家一拨拨来吃饭，前后能有两三百人。

地扪村民的生活，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亡，都罩在这一张密集的人情网络中。村子里哪户人家小孩满月、哪户青年人要嫁娶、哪户老年人过世，是几乎全村人都要参与的大事。大家会说，“我们村里90%的人彼此间都是亲戚朋友，肯定是要人情往来的”。如今茅贡乡希望村民提前告知自家举办大事的日子，这样如果有外地游客要体验当地人生活，乡政府可以帮助双方“配对”。游客出点钱参加村民家的酒席，体验风俗，村民也乐于多接待几位客人。如今到达地扪的游客非常零星，被当地政府称为“深度游”。对于交通不便利的地区来说，当地人觉得，成为大众游目的地是个奢望。

地扪吴姓有五个大房族，每个大房族集中居住，有自己的寨名，大房族内不能通婚。这五大寨子至今还保存着传统的“寨老”角色，维系着行政权力之外的乡规民俗。

73岁的吴世德是地扪的“总寨老”，他早年做过村会计，后来在茅贡信用社工作，给村民们养猪养牛、买肥料建房等发放贷款。2008年，退休后回到地扪村的吴世德被选为“总寨老”，统领各个房族的寨老，在协调村民纠纷、祭祀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维护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使得村庄的社区感浓厚，他们也影响着年轻人的行为做派。

村里的习俗也包括对待死亡的态度。村子里禾仓多，我和摄影记者张雷注意到，禾仓下边竟然放着不少棺材。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少数老人为自己备好了棺材，但是绕着村子转转，却发现绝大多数禾仓下面都是一副副挨着的棺材。这样的场景让人觉得惊讶，如此简单的一个画面，却默默承载着一个人的生与死。禾仓上满载的稻米是生的喜庆，禾仓下的棺木是死后的处所。

“总寨老”吴世德说，地扪的村民有着“30为木、60为棺”的习俗。人到了30岁，便到山上自家的林子里选好一根直径1米左右的木头，画上标记。等待这根木头再长30年，自己到了60岁，就要砍下来做棺材了。一副粗木甚至可以给夫妻俩做棺材。木头砍下来之后，并不马上制作，主人家需要挑选一个吉日，在棺材做好这天宴请亲朋好友，庆祝自己死后的房子建好了。

吴世德带着我们穿过村民的房屋，在一个空地旁的禾仓下，指给我们看他的禾仓与棺材。他提到自己老伴的棺材还在等待中，“本来她的也做好了，结果族里一个40多岁的年轻人意外病逝，他与我家关系很亲，我老伴这才舍得借给他。等他的那根木头长得足够粗了，他家会砍下来做好棺材，还给我老伴”。吴世德老人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五六前年，“应该再等不了多久就会还我们了，两三年吧”。山里老人的时光，以年来标记，缓慢悠长。

而挨着吴世德房屋的一户人家，将一副棺材放在屋旁的木头架子上，侧面有个醒目的符号。吴世德说，这是邻居吴世熙的棺材。20年前，吴世熙27岁的儿子因肺结核病逝，老人把自己备好的棺木给了儿子用。前两年，老人认为属于儿子的那根木头终于长得足够粗了，这才砍下来为自己做好了棺材。吴世熙的儿子早逝，3个女儿都已经出嫁，现在只有老两口相依为命。好在女儿嫁到旁边的村子，离得不远，按照当地习俗，没有儿子的人家由女婿来尽孝。因此每年女婿会把自己种的稻谷送来，保证老人的温饱。村子的人住得紧密，吴世熙这样的老人并不觉得孤单，在他烧着木炭的暖烘烘的小屋子里，常常有人来串门聊天。

当我们向80岁的吴世熙聊起棺材的故事，老人眼中已经没有了儿子病逝的悲伤。我们问他愿意与自己的棺材合影吗？老人家很乐意。在他的棺材前，吴世熙尽力挺直有些佝偻的身板，整理了好几下帽子，表现出一种庄重的神情。地扪的老人们并不惧怕死亡，在每年正月的“萨玛节”，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会穿着备好的寿衣出游，与众人一起祭祀。棺木或寿衣，成了他们接受生命枯荣、亲近死亡的一种独特方式。

资本尚未到达

在地扪村，标志性的建筑是“千三鼓楼”。历史上，村里若有大事商议，寨老将敲响一面大大的羊皮鼓，聚拢村民。如今羊皮鼓早已不见，修复后的鼓楼依旧是传统的木结构，地面上有个很大的火塘，木质长凳围拢一圈，它同时是老人们聚在一起烤火的地方。在鼓楼的墙面上，贴着“村规民约”。从民约来看，防火是村里的头等大事。传统侗寨都是木头建筑，一旦失火，后果严重。村里的格局也体现了这一点，不少房屋围着或大或小的水塘，最大的功能就是防火。

地扪村规民约的第一条即写道：“凡发生火警的，处罚当事人500元;发生火灾且给其他群众造成严重损失的，当事人要请全寨人吃一顿饭，且3年内不得在本寨内建房，永远不能在发生火灾的基地上建房。”

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在今天也被人们严格遵守着。村里人向我讲起2006年发生的一场火灾，失火人家住在鼓楼旁，大火殃及了鼓楼。寨子里很多人帮忙灭火，失火的人家操办了一场酒席来表示答谢，但是他们全家人只能在山坡上搭棚子住3年，3年后才能回到村子建房，以示惩罚。而失火的地方永远不能再建私宅，“是给所有人一种警示，这里曾经失过火”。寨子里的人平时关系融洽，遇到失火这样的意外，既有温厚的援助，又有严格的惩戒。

有意思的是，这户山坡上的人家，颇有些因祸得福的命运。因为无法在村里建房，这家的年轻人便到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刚好遇到市政建设征了他的地，在村民看来，他也算发了一笔财。而这家老人，据说习惯了山坡上的安静舒适，3年后也不肯搬下来建房。

由于地扪几乎未经开发，村集体谈不上有多少收入，它没有体现出富裕村落出现的问题——有些村因为有了较大的集体经济利益，村民们总觉得自家占得不够多，因而彼此埋怨。地扪人情味仍旧浓厚，颇有夜不闭户的风气。

地扪人的传统观念里还有一样不可缺少，即老人和田地都需要年轻人的看护，所以家庭内部的年轻人会轮流出去打工，有些人如果觉得家庭需要照顾，会尽量打短工，出去十天半个月，很快又回家。5公里外的308省道正在升级改造，它使地扪人进出村寨更加方便了。

虽说地扪村不富裕，可是人们对家的眷念和对老人的责任，并没有因为打工的经济利益而完全动摇。走在村落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闲散舒心的气息，村民也许钱不多，但对生活并不怎么焦虑。或许是村里保持较好的价值观，实际上给了人们一种依靠，每一样事情该怎么做，都有先例和民俗可寻，带给人一种安全感。

总寨老吴世德说，对于违反公共利益的人，大家会集体谴责，因此很少有人去挑战这种集体权威。这种集体约束包括对坟地的选择，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地扪附近有三座大山是不可以建坟墓的。但偶有村民会根据八字，认为自己死后应该埋在其中的某座大山里，这样的村民死后，家人只敢偷偷埋葬他。而村里有一套占卜的方法，80岁的吴学珍被公认为村里最有地位的法师，他会带领一些男性村民，通过占卜找到偷葬的坟墓，然后迁坟。被发现的村民往往会非常不好意思，知道自家破坏了寨子里的规矩，对待所有处罚也老实接受。

1.茅贡镇上改建的粮库艺术中心

2.粮库艺术中心内部设施。乡村人的手艺，希望制作出符合城市人审美的产品

3.茅贡镇党委书记杨胜雄

如果仅按经济收入来说，政府统计的地扪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元出头，是典型的贫困村。不过这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虽说政府有一套衡量打工收入的办法，但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的数据，应该少于实际的打工收入。

村干部告诉我说，村里60%的村民外出打工，去往广东和浙江比较多，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居多。很多打工者生产汽车坐垫，但是随着近几年制造业不景气，一些40多岁的村民开始返乡，回家带带孙子外孙，也希望村里能发展一些产业，这样不离家就能赚些钱。村里人说，作为干体力活的人，四五十岁已经不年轻了，可是一旦歇下来，又会衰老得很快。好在田地一直有，种种田，养些稻田鱼，种些青菜，日常生活无须担心。

由于山路偏远，又不具备矿产资源，地扪村与工业社会发生联系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外出。村庄里维持着农业社会的所有要素，人们自己耕种，自己织布做民族服装，村里没什么人种果树，因此吃水果要去镇里买。近年来没什么人家养猪了，所以大家需要花钱买些猪肉，其他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地扪的土地适合种水稻，山坡上人们习惯种杉树，哪怕收益很低，人们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向村民提到他们身处的美丽风景，村里人无法产生共鸣：“这有什么美的，一直是这样。”风景换不来生活的实际利益，所以年轻人仍旧羡慕地说：“还是城里好，就是我们待不下去，打打工，还得回家生孩子养孩子。”如果村里的风景能带动外来人真正到来，并且产生收益，人们才能开始亲见这种价值。

村庄、博物馆与发展渴望

由于位置闭塞，资本一直没有对地扪产生兴趣。当1999年任和昕所在的香港咨询机构来到地扪村时，引起村里很大的轰动。如果能够不离家就能赚到钱，太符合村里人的期望了。

“我们这么偏的地方，有老板看中啦？”当时的村支书吴胜华向我回忆说，“我组织了全村在家的男女老少，夹道欢迎他们，拼命鼓掌啊。”任和昕也向我提到这种误解：“政府和村民都理解不了什么是咨询公司，听说我们愿意在地扪建一个博物馆，就认为我们是投资者。”

这家香港咨询公司，之前是因为几位工作人员音乐采风，而找到了地扪。地扪的侗歌侗戏仍然有着广泛的人群基础，这家香港机构希望借着当时国家提倡“西部大开发”的趋势，立足地扪获得发展。吴胜华和村民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外来人会带来致富的办法。于是村里从2003年开始征地给博物馆，2005年地扪生态博物馆开馆。

从建筑上来看，博物馆确实充分融入了当地的环境。全木结构的长廊和高大房屋沿河展开，掩映在竹林之中，占地十来亩，低调又有些奢华。村民们一开始对博物馆充满好奇，但它的定位似乎与村民关系不大。村民对长廊里几百本书籍几无兴趣，也不明白空旷的博物馆和几架织布机有什么作用。

博物馆也在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他们慢慢接受着村庄里缓慢的时光。香港机构不再投钱，博物馆需要自负盈亏。它将自己定位成为学者服务的机构，收取研究者和学生一定费用，为他们在地扪做研究提供方便。而对于像我这样的记者，博物馆每天收取300元的床位费，包一日三餐。博物馆雇用的管理人员还几次强调，这300元是一个床的费用，而不是一个房间（好几张床）的费用，“你是有熟人介绍我们才接待你的，不然你根本住不进来”。

对于村民年收入才3000多元的村庄来说，博物馆一天收取食宿费300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村民看来，博物馆在搞“高端游”，但是村民没有获得好处，反而给游客带来一种此地消费较高的错觉。在头些年，由于村里连饭馆也没有，博物馆成了来访者最现实的选择。直到最近这两年，村里开了两三家私人客栈，虽然条件比较简单，游客也算多了一点选择。

博物馆在村里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它处在村民和外来者之间。在村民眼里，它是接待外来者的;在外来者眼里，它是扎根当地的，虽然事实上它与两者的联系都不算深厚。

曾经热情欢迎博物馆的地扪村，如今对博物馆早已是一副冷漠态度。村里的合作社号召大家做手工艺品，在网店售卖，有些村民问道：“这事和博物馆没有关系吧，有关系我就不参加了。”在政府与博物馆协商后，博物馆每年给村里几万块钱，用这些钱负担村里一半的卫生费用，也算是为村里做了一点贡献。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我问起一位村干部，大家怎样看待博物馆，他想了一会儿说：“主要使村里卫生好了一点吧。”

馆长任和昕平时出入村庄，与大家并不打招呼，村民也不理他。在一个友善而亲密的村庄，博物馆与他的代言人，成了一个虚幻的存在。但是博物馆掌握着村庄所不掌握的现代话语权，这使它看上去似乎代表了村庄。在地扪越来越与外部世界产生连接的今天，村庄也开始意识到，最终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去与外部世界对话。

53岁的吴胜华，上个月刚刚卸任村支书。在他接待朋友的家宴上，吴胜华说，他已经做了21年村干部，现在终于放下了责任，该出去闯闯世界了。地扪这样的村庄，村集体实在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做村干部成了一件做慈善一样的事情。当村干部一个月只有1000元出头的收入，而他们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能够增长好几倍。吴胜华高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去世，他失去了离家的机会，后来一直在村里当干部。他向我指指房屋内的四周，“你看看我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不出去打工就得受穷，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平时主要靠这些地过活”。所以除了处理村里事务，吴胜华还得经常骑着摩托车，去几公里外的山坡上种田。

村民有着发展经济的需求，他们需要致富带头人为村庄找到一条道路。但是对于地扪来说，外出的人也算不上多么成功。如果城市的旅游消费到达不了这里，村民觉得致富有些无能为力。村委会号召过大家种优质稻米、茶叶、果树，但是产量都不高，直到最近，有几个40多岁的返乡者联合起来，开始试种中药材。

外出的四五十岁村民开始返乡，而吴胜华这样从未外出生活过的卸任村干部，充满了去外面看世界的渴望。平时他在村里更像个文化人，拜侗戏创作大师吴胜章为师，业余时间创作侗戏。他会古建手艺，期望着马上出去打工挣钱。对于他所生活的村庄该如何发展，吴胜华向我历数他们尝试过的道路，都不成功，“地太少，做不了成规模的生产”。博物馆这个外来者没有使他们致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村庄通过外来者反观到了自我——没有人是救世主，怎么发展得靠自己慢慢尝试。

茅贡镇上新推出的“茅贡计划”，对村民来说，似乎与博物馆一样，目前还有些遥远。但是茅贡今天的发展前景，比10多年前博物馆到来时乐观得多。地扪的自然生态适合吸引对工业社会产生厌倦的城市人。这种发展的期望，促使大家进一步梳理自我，“如果要吸引人们来到地扪，如果要把自己的农产品打出去，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不过村民们对于经济的追求，看上去并不十分执着，他们有着金钱难以衡量的真实而自在的情感。我在吴胜华家吃饭的这天，刚好赶上他孙子的7岁生日。吴胜华的亲家从30公里外赶来给孩子过生日。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并不避讳地告诉我，孩子的爸妈已经离婚了，爸爸在广东打工，妈妈再嫁到了邻村。孩子的外公与吴胜华干杯。“我们两家子女的缘分已尽，没有办法。但我要来看看我的外孙，以后我老了，他能认出我是他的外公。”这位朴实的农民有些激动，又略带羞涩地说，这些年打工存了些钱，去年开始回家养猪，经济收益还不错。吴胜华两口子端起酒杯，说不管大家过得怎样，“我们永远是亲家，你今天就住在这里了，不准走”。

喝着自家烧的十几度的米酒，吃着自家稻田里产出的腌鱼，嚼着自己种的稻米，吴胜华掏出一张自己创作的侗戏，开始念念有词。他兴致很高，打着手势，读一会儿唱一会儿。他又说起，地扪吴家如何在700多年前从江西一路迁徙而来，在哪里留下了总祠堂，人们在族谱里怎样看到自己的历史。

暖烘烘的炭火烤红了我们每个人的脸庞，我想，这些村民们与城市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族谱的记载），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山后的祖坟）。眼前的这一世，他们有自己感知冷暖的方式。城市人看似是足够自由的个体，却越来越寻求社区般的归属感。村子里的人虽不富裕，可是他们能够谈论和决定与自我休戚相关的大事：选举、土地、经济模式，人际间的温暖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