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菁菁++黄宇

从“即将消失的村庄”，到跻身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郝堂的复兴是一场政府、社会力量和村民三方协作，重寻乡村价值的系统工程。

盛名之下

到郝堂的第三天，村里落下鹅毛大雪时，我正要从三号院出来。三号院是三间土房，由从郑州搬来村里的董先生一家租下，既自住，也辟作茶社。我站在土屋的屋檐下出神。院子里有一排疏竹，一张石桌，几盘石凳。院子的木门敞开着，旧木头粗粝的质感在飞雪中影影绰绰。门檐上的积雪眼见厚起来。门边还有秀颀的两棵树，一株腊梅，一株枇杷，叶子依旧绿着，也一并没在雪里。我心里冒出句古诗：“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不大恰当，味道却也贴切。

郝堂三号院是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土坯房

选择来郝堂，是因为画家孙君。孙君是安徽人，当过兵，做过采石化肥厂的烧炉工，从事过12年的美术教育。1999年，他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入了乡建的门，2003年，干脆创建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NGO）“北京绿十字”。2011到2013年，孙君给郝堂村做了规划设计，他说郝堂是自己做的第一个系统性的项目，也是10余年乡村建设经验的收官之作，“值得一看”。

这些年，艺术家和文化人下乡做乡建是股潮流，我想看看郝堂有什么不一样。初来乍到的第一天，一种感受已经很明显：艺术家和文化人做乡建大多选在两种地方，一者有奇山奇水，像莫干山的一些村庄本身就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二者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比如安徽碧山，“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鳞次栉比”，村庄里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和祠堂就有百余座。

做了四十余年郝堂村干部的胡静（右）和村民寒暄

郝堂并无这样的资源禀赋。村子坐落在大别山的怀抱里，2004年才有“村村通”，几乎是个被遗忘的村落。村里小山包毫不奇峻，一条小河从村里流过，也不显妩媚。孙君给郝堂做规划时，设计了上百亩荷塘，盛夏莲叶田田，算是村庄最重要的景观。村里的建筑，除了公共设施，无论餐馆、客栈，几乎都是村民自家的宅院。不过细细看来，郝堂下了功夫。村庄的面貌和谐规整，蜿蜒的石板路、质朴的石桥、一水的清水墙、整齐的小布瓦，传统样式的狗头门楼马头墙。荷塘凝霜、柴门犬吠，郝堂有一派令人舒展自在的乡野气息。

这“乡野气息”来得并不容易。从北京坐高铁4个小时能到信阳市。信阳市是河南省的农业大市，全市近8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有540万，人均耕地仅1.2亩。郝堂村隶属信阳市平桥区，距离市中心只有20公里。全村2000出头的人口，村域面积虽有20平方公里之广，耕地面积摊到人头只有0.9亩。传统上，郝堂人靠山吃山，山上有茶树，产清明一季的毛尖，还有板栗。不过，郝堂还是穷。2009年，郝堂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0元，低于全国水平20%，其中打工收入占70%，全村一半劳力外出务工。

郝堂协作者中心主管姜佳佳2008年在平桥区邢集镇邢集村做大学生村官，郝堂启动建设后，她被抽调到郝堂来，任务之一就是记录整个建设过程。2011年3月，姜佳佳对郝堂的第一印象就是“荒凉”。“路边杂草丛生，啥也没有。”姜佳佳老家在南阳农村，尽管老家村里也有破败的房屋，但由于大家聚居在一起，村庄整体上是比较规整的。而郝堂地处豫南，村庄的格局是散居，“一个土坯房破败之后，感觉就是荒无人烟”。

在村民张厚健家，郝堂的过去给了我最直观的冲击。张家是孙君改造的第一栋民居，被称为“郝堂一号院”。现在的一号院正面是栋两层小楼，清水墙、木花窗、青瓦拼接的装饰花格，右手边是一溜整齐的白墙瓦房。院子没有围墙，以砖铺地，栽种竹子、芭蕉。外院的一角还有个不规则形状的小水池。驳岸是用山石堆砌成的，水池中有水生植物，水里还游弋着几尾金灿灿的鱼。

老张一直把孙君手绘的设计图纸和家里过去的照片一道挂在屋里。站在房子的旧照前，他眉梢掩不住得意：“那是不能比。”照片上的家是两层平顶的砖房——你能在全国各地农村看到许多这样的房子：铝合金蓝色玻璃窗，外墙贴满长方形的白色瓷砖。院子用红砖砌了高高的围墙，院门更高，同样贴满了白瓷砖。这个家是老张1997年建的，算是村里最早一代的新房子。2011年，村里动员村民进行房屋改造时，老张并不积极，原因很简单：“我这房子在村里已经算是好房子了。”

画家孙君从事乡村建设十余年，他把郝堂称作自己的收官之作

62岁的胡静在郝堂改造时是村长（当地人仍习惯将村主任称作村长），她说郝堂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老张也有同感。这倒不完全是因为穷。张厚健记得很清楚，1997年左右，政府搞农村经济普查，他负责统计了村里的8个村民组。“你不统计倒不觉得，一统计吓一跳。我们村2200人，每年在外面打工的接近800人，800人里只要600人纯收入达到1万元，那郝堂村就有600万。你想不到有几百万跑到郝堂来了。从收入上讲，那肯定是比以前好。”但村庄的破败却似乎刹不住车，原因也简单。“你在外面的收入，不会顾及到村里来，山上的树，村里的房，人们不考虑，他的生活和村里没关系了。你比方说，垃圾确实不像样子，各家只管自己的眉毛眼睛，外面打工回来的人，随手在村里扔垃圾，他是不讲究的。”

多年来，张厚健手底下带着十几号人做室内外的装修工程，这是家里的主要生计。不同的是，他的生活依然在村里。他在平桥区城里也买了房，但从不去住。“老农民的习惯”，只要离家不超过50公里，不回家就睡不着觉。同样因为是“老农民的习惯”，老张有次从外面回家，一拐弯走到离家500米的地方，看到田里都长了草，心里咯噔一下“不舒服”了。张厚健所在的窑湾组，那时候135个人，“实际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连一半的人都没有，有的甚至举家都迁到外面去了”。

张厚健一口气把村组里荒下的30亩地都拾掇起来，买了犁田机、打稻机，“基本上是全套设备”。他决心再试试，看看在村里到底能不能过活。他心里盘算：“水稻的生长周期一百来天，如果一年能赚万把块钱就做得下去。”“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人累得不行，还要请人帮忙。最多一年打过将近3万斤水稻。可那时候，稻子才卖7毛钱一斤。到年底一算账，啥也没落到。”搞了3年，老张断了念想，2010年开始，家里的5亩地也撂荒了。

2013年，郝堂改造收尾时，村里80%的年轻人已经重新回到村庄。“在外面买房的一半都回来住了。”原因说简单也简单：村子漂亮了，外面来的人就多了。2012年初，张厚健的房子改造完，乡里五里店办事处书记提示他，家里可以备下点鸡鸭鱼肉豆腐粉条，外面人来郝堂，中午没地方吃饭，也是一笔生意。老张最开始只辟了平房的一间屋子做餐厅，后来一间不够了，又清出一间。一开始一间摆两桌，后来变四桌，还是坐不下。2012年底，他把厨房挪了地方，又扩张了空间。他这个曾经“连饭都不会做”的人，变成了“做饭给别人吃”的大厨，那两年，他在家里就赚十万八万的，占家庭收入的60%～70%，“顾不得再去外面搞装修了”。

2.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3.河南信阳平桥区明港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禹明善

2013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第一批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总共12个，曾经的贫困村郝堂赫然在列。刚刚大专毕业，在村里协作者中心上班的朱凯向我感慨了两回：“我在信阳上初中的时候，从没人听说过郝堂，上高中的时候，也没人听说郝堂，等我到上大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一下子都知道郝堂了。”去年，有70万城里人跑到郝堂来旅游。

如今的郝堂盛名在外。在村里溜达的这几天，我在村图书馆碰上了带人来考察的乡干部，在村礼堂围观了省广播台巨大的直播车。冬季里显得有些萧索的村庄一点儿也不平静。

“现在都说郝堂是画家画出来的村庄，但孙君老师来我们这儿的时候，他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乡建者。”姜佳佳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省广播台正在拜访她，想请她上节目谈谈郝堂的经验。姜佳佳和他们聊完，转身向我抛出了问题：“郝堂好在哪儿？郝堂的价值是什么？郝堂的好就是房子建得漂亮吗？”

激活

2011年，孙君和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联合发起建立了中国乡建院。乡建院就在郝堂村委会边上租下了一块地，孙君用从各地搜集来的旧木料和旧砖头设计了一栋漂亮的两层总部楼，在二楼的阳台上就能欣赏到开阔的荷塘。每个月，乡建院要举行一次交流论坛，身为院长的李昌平总要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为此，我得以在郝堂和他见了面。

李昌平和郝堂的渊源比孙君更早。事实上，2010年，孙君尚在湖北宜昌枝江县的问安镇做示范村镇建设，这年秋天，问安镇项目做旅游推广活动，孙君邀请李昌平去剪彩，提出希望李昌平在问安镇推广他提倡的内置金融。谁料李昌平反客为主，他“忽悠”孙君：“你花10年建成堰河村，在郝堂搞两年就会超过堰河村。”堰河村在湖北襄樊市谷城县五山镇，2003年起，孙君在当地以环境治理为切入点带动生态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李昌平对孙君夸下海口，是因为他已经在郝堂做了两年内置金融实验，沉睡的郝堂已被“激活”。

李昌平回郝堂的这天，平桥区明港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禹明善也来村子见他。2009年，禹明善是平桥区科技局长和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是郝堂建设的直接推手之一。

“平桥政府当时组织了一个讲座叫作现代思想论坛，请各种专家来讲，好听听学界对三农问题最前沿的看法。”禹明善说。2009年8月，李昌平到平桥区党校的讲课题目是《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他提出，要在村社内部建立合作互助性质的金融，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小农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农民手上就有活钱，村庄就可能有发展。

禹明善告诉我，当时平桥政府正在苦恼于乡村的逐渐凋敝和瓦解，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政府主导的农村发展，无论是发动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引导农民从事各种养殖种植活动，还是组织消费合作，设立供销社，都没有产生效果，一个新的思路是培养村庄的自我造血机制。

当时，信阳及平桥区是河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最主要的课题之一是土地重新确权后发给农民承包地70年的产权证，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解决农村自我发展中缺钱的问题。但试验的顶层设计者没有预料到，银行实际上并不接受农民的土地产权证抵押贷款。于是，李昌平的观点让时任平桥区长王继军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下决心做个试验，第二天，禹明善就带着李昌平下乡选点去了。

最后去的一个村就是郝堂。按禹明善的说法，选郝堂就是因为它的一个特点：“村支两委（指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两个机构）班子的人靠谱本分。”“中国的农村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政府用权力来影响资本，影响项目，结果基层干部大都习惯于等靠要。”禹明善说，“郝堂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么多年没有得到过什么政策项目的支持，也没有建过面子工程，民风相对淳朴，能把钱当钱。”

禹明善记得，他和李昌平转到郝堂时，村长胡静就坐村委会门口打瞌睡。禹明善叫她起来：“李老师来了，知道李老师是谁吗？就是当年给总理写信的人。”胡静说：“我知道，你这封信把全中国农民的农业税费都免了，你是个功臣。”

李昌平的到来让胡静有些意外，但她并没有抱什么期望。1977年，胡静嫁到郝堂，不久就开始在村支两委工作。干了几十年，她觉得越干越没劲：“70年代大集体时期，没有穷富之分，好在孤寡老人有人管，孩子也有人管;80年代以后，分田到户，集体经济垮了，人心都散了。虽然大家出去打工赚了点钱，但是离乡背井，也不富裕，村子里面看着就凄凉。”

李昌平问胡静：“你想救活你的村庄，你缺啥？”“我说：‘缺钱呗！李老师说：‘这是人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胡静忆及当初乐不可支，“当时我们两个说话说不到一块儿，他说人的问题，我就说钱的问题，我就是没钱啊！”胡静也直率，她向李昌平和禹明善摊牌：“谈啥啊谈，这个村庄就这样了，我也该回去了，不想干了，没啥干头。”

李昌平问她：“我看你身体还好，你村庄里老人那么可怜，孩子那么可怜，你就不想为他们做点事？”“想啊，可我无能为力啊，我做不了啊。”胡静回答。她记得和李昌平自嘲：村干部只会干两件事——“不是要钱就是要命”“要钱三提五统（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等各种款项），要命计划生育。”李昌平听完“笑得不行”。

但李昌平的话还是戳中了胡静的心事，她放不下村子里的老人。当时，郝堂村常有老人因病怕连累儿女而自杀的惨剧发生。胡静特别记得一个老党员：“1977年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就是队长，我们一块儿干了那么多年工作。零几年，他老了，生病，上吊死了。哎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我觉得太凄凉。”

李昌平告诉胡静，他愿意帮助胡静实现“为老人做点事”的愿望。他提出，由他带5万元种子资金、政府提供15万元种子资金，村里老人以2000元入社，组建一个养老资金合作社。合作社的钱由老人给年轻人发放贷款，“利息收入敬老人”。他同时给胡静提了一个条件，希望本村包括胡静在内，要有5～7个乡贤每人出资2万元，3年不要利息，胡静找好了人，他就来村里帮助筹建养老资金互助社。

从养老合作社开始做内置金融，盘活农村资产，是李昌平农村工作多年的经验所得。“第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里是百善孝为先，从孝入手可以四两拨千斤。”他向我解释，“第二个，政府出点钱，乡贤出点钱，老人自己出点钱，筹钱相对简单。而且乡贤在村里总归有点面子，容易动员起来，也为合作社积累了社会资本。再有一个，合作社的受益者是老人。在乡村社会，乡贤为老人做好事，其他人不可能拉下脸来借钱不还。”

令李昌平意想不到的是，他离开郝堂仅4天，胡静就给他打电话，说找到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7个乡贤，14万元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

李昌平走后，胡静下了决心，她的目的很简单：一是给老人发点钱，二是挽回一下村干部多年来的颜面。胡静给村里在外面打工、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几个人打电话。村长的头衔虽然没什么威望，但作为村民的胡静人缘不错。每年过年，胡静都请这些人到家里吃饭，“有的人见我就喊二嫂，还有的干脆喊哥们儿”。电话里，她只说自己要借钱。“你要是以村委名义去借，村委穷得要命，你一个钱也借不来。”“我说：兄弟们，借我点钱吧，我想给村里老人们干点事，你们都献点爱心。”胡静回忆，“有些人害怕这些钱被我弄丢了。我就说：‘我们家在平桥市区买有房子，要是我把你们这两万块钱弄丢了，我把房子卖了还给你。”

李昌平赶到郝堂村，胡静催促他尽快让合作社开业。李昌平告诉她，急不来，还得先制定资金互助社章程、召开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登记。胡静问：制定章程需要多长时间？李昌平估计要30多个小时。胡静吓了一跳。满山的板栗都没有人采摘，她怎么把大伙召集起来开30多个小时的会？胡静要求李昌平做一套现成的章程给她。“李老师说：‘这不行，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要操心，你还不知道农民么，农民自己弄的东西他们承认，你给他安排的东西他就不接受。我想想也是，这么多年，只要农民签字同意的东西，都会照办。”胡静挨个给在外面打工的乡贤打电话，硬是把他们全叫了回来。

乡贤、村组干部、老人代表，禹明善、李昌平以及信阳市委主要领导的秘书在村委会二楼吃了两天的盒饭，夜以继日“吵”出来了一个章程。章程草案打印出来，参与者人手一份，休息一晚上，想想清楚，次日早上在章程原稿上签字画押盖手印。参与者再拿着章程去发动社员。

2009年10月中旬，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开业，开业时的资金总额是34万元，其中政府10万元，李昌平拿出课题费5万元，乡贤14万元，15个老人社员3万元，村集体2万元。我到郝堂的时候，夕阳红资金的总量是两百七八十万，全村有大约260个老人入社。根据章程，村民找两个老人担保，拿林权证做抵押，一次最多能贷款10万元，当天钱能到手。贷款月息一分三，年息一分五厘六，最长一年连本带息要还完。胡静告诉我，夕阳红的账上除了风险基金没有多余的钱，除了风险基金，有钱就贷得出去，迄今为止，从未出现过欠账不还的情况。

机遇

在李昌平的叙述里，夕阳红为郝堂的乡建提供了契机。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是养老资金互助社结算分配的日子。分红的时候，平桥的一位副区长吴本玉边给老人发红包边感动得直哭。李昌平后来回忆，分红会议结束后，吴本玉突然问，可不可以就在这个村搞新农村建设。李昌平跟吴本玉说：“你慎重地跟王继军同志（时任平桥区长）商量商量，如果你们决定了，我和明善找人来一起干。”他强调了一点，他找人做的新农村建设可能跟河南省里推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小村并大村、迁村腾地、大拆大建、集中上楼、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的做法不一样，市区领导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李昌平要找的人就是孙君。事实上，平桥区观察孙君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2010年初，禹明善就拉着胡静去成都参加了绿十字的年会。为了打消胡静耽误过年的顾虑，禹明善还让胡静第一次坐了飞机。那个时候，孙君已经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乡建主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他反对对农村进行盲目的城市化建设，强调以村民为核心，修复乡村的文化和礼俗，使村民实现安居乐业。禹明善告诉我，区委书记王继军在平桥的工作一直围绕一个主线来做，就是社会建设。当时在区委班子看来，农村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传统社会和乡村文明的崩溃。显然，孙君的理念与之颇有契合之处。

孙君告诉我，平桥区政府接触他前后应该有3年时间，而真正让他下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胡静。“一个项目，村干部的决心和态度、威信和手段，70%决定着项目是否能成功。”孙君看胡静，一有情怀，不甘心，愿意在村子里干些事，二有手腕，够泼辣，有“匪气”，驾驭得了村庄。

孙君到郝堂走了一圈，“像老中医望闻问切”，他心里有了底。他注意到，郝堂的大树基本都保留下来了。“这在农村当中不常见了，许多地方，村民为了卖个高价将树砍下或是挖走卖掉。”孙君认为树的保留说明两点：一是村庄的民风依然质朴，保留了传统上对大树的敬畏之心，二是村里的领导能够制止农民无意识地砍树。孙君留意到，郝堂虽然破败，但并没有农村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乱搭乱建，道路也畅通，这说明在村庄的规划和自治管理上，村干部有绝对的权力。他还发现，“中国农村的村委会一般都比农民家更穷”，但郝堂村委会的账目上还留有几十万存款，“说明村委会是过日子的人”。胡静告诉我那是2004年一个发电厂在村里建煤灰处理池占地赔的一笔钱，一直都没有花掉。最后，孙君给胡静出了道测试题：“我正好要召集开会。她当时一个通知下去，半个小时不到，村里主要的干部和村民代表都来了。”

走之前，孙君给胡静留了作业，要她3个月内解决郝堂的垃圾问题，每家每户发两个桶，实现垃圾分类，搞好了，他就回来给郝堂做规划。

那个时候，胡静对孙君要怎么建乡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她看中的是一点，孙君的建设不搞招商引资，不会让资本买下村庄。“我当时承诺老百姓的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每家每户都当老板，不再出去给人家打工，不再低三下四地给别人干活。”

胡静召集村支两委开会，有人提议，清垃圾工作量这么大，不如找老百姓收点钱。胡静不同意：“农民你收他一分钱，他就会觉得你必须把这个事情弄好，责任在你。”她提出：“号召全民动手，房前屋后，屋里屋外自己做。集体的地方，村民组长组织大家一起做。公共的地方，我们几个村干部做。”在村民大会上，胡静“把搞垃圾分类的事情给老百姓一说，大家都跟听天书一样，说这个村庄都这样了，你吹啥吹？你还能自豪？”这个时候，夕阳红合作社救了胡静。“有些老人是向着我的。他们说，胡静是想做事的，这些年给咱们发的钱总是真的吧。我们就听她一回呗。这些老人来做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胡静在做垃圾整理的时候，孙君已经决心在郝堂做项目了，他只是在等一点。2011年4月份，王继军就任平桥区书记，孙君“第二天就签了合同”。孙君不但要给村干部打分，也要给区干部打分。他的原则是：一般政府来找他做乡建，对方至少邀请三次才会同意：第一次，政府可能只是一时兴起;第二次证明对方真有想做的愿望;第三次才能确定对方有足够的诚意，不是赶政绩工程。平桥区和孙君接触了多年，但孙君还有一点不确定：万一主要领导在项目期间调走了怎么办？

村民、村干部、上级领导，缺一不可，这是孙君最重要的经验。他很坦率，乡建十余年，成功项目少，失败的项目多。正是这些失败让他积累了宝贵的教训。

1999年，非政府组织地球村在北京延庆碓臼石村建立了生态教育基地，开始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农户环保、民俗旅游一体的乡村建设实验。孙君是实验的负责人，那也是他第一次与农民打交道。

那时候，他绕开了村干部，直接指导农民。“觉得农民知道的东西太少，知识少，智慧太少，我成了村里的中心。村里人叫我村长。”1999到2001年，碓臼石村人均年收入从1600元增长到了3000～5000元，村里的垃圾分类、回收、资源化都做得很好，一时间很风光。然而，2002年10月，孙君结束项目离开村庄，等他再回来看看时，短短7个月，河岸的垃圾又回来了，几个垃圾池变成了农民的鸡窝。整个村庄都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又倒退回了3年前。这次令他痛心的失败让孙君意识到，村干部才是村庄的核心，乡建者只是过路人，再好的想法和理念，没有传达给村干部，一切白搭。

2006年在浙江安吉县，孙君第一次做把生态系统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项目。然而因为县委书记和环保局长的调离，项目无疾而终。

2008年“5·12”大地震后，绿十字接受基金会的支持，做乡村合作社，以绝对民主的形式在村庄搞经济发展，结果，事事有人反对，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村里乱了套。“那是我们第一次被村干部赶出村庄。”这让孙君明白，村组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庄的运作就像一个家庭，用西方的民主来治理中国的乡村水土不服。

各司其职

进入郝堂做乡建时，孙君对自己的角色和权力边界有很明确界定。对政府他强势：“在规划设计这个领域，我的权力必须大于县委书记，我可以否定他，他不能否定我，这是有协议的。”孙君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郝堂的项目不进行招投标，施工队伍由他组建。他认为，招投标招来的施工队施工质量不能保证，资质可能作假，标的还可能被转卖。再者，有资质的施工队伍往往从来没有修建传统建筑的经验，真正有经验的是生活在乡村、没文凭、没资质的民间工匠，这些人“没有出过国，没有见过外国建筑，一闭眼就是中国，一出手就是乡愁”。

郝堂村委会边上有一间整齐的砖房，门前庭院开放，种了花草树木。房屋是村民的财产，但门边挂了木牌，上书“李开良建筑工作室”几个字。李开良是河南省罗山县彭新镇倒座村东畈人，孙君给郝堂的建筑画样子，把样子变成房子的干将就是他。李开良就是孙君在给郝堂规划做前期调研采风时寻来的。“碰到一个农民在采茶，我就到他家喝口水，谁知这个农民家居然有高脚杯。他家的厕所也像模像样，那是我在农村第一次看到家庭有分开的男女厕所，而且搞得很干净。我还发现他收了很多旧砖头旧材料，觉得他有点情怀，有可能做成事。”果然，李开良后来成了建郝堂的功臣。

第二，孙君不允许政府改他的设计图。为此，他拒绝专家评审，因为“专家往往没有原则，给出的是政府意见而不是专业意见”。他也拒绝领导参观，因为“省长讲一句话，市长不敢不听”。郝堂的建设与当时河南省“统一让农民上楼”的建设精神不相符，风险更大，为此，他和区里达成一致，两年不准宣传报道。

在郝堂，我从姜佳佳那里借来了厚厚两大本记录，那里面记下了郝堂村改造过程中的每一次会议和每一件大事。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村里动工的第一个项目是资源分类中心，也就是处理垃圾的地方，而这个垃圾池，前后返工了三次。郝堂的改造，什么样的工程算合格，也是孙君说了算。资源分类中心是孙君树立的一个标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心里默认农村的工程就可以做得粗糙不讲究。三次返工下来，施工队心里就有了数，知道郝堂到底要什么质量。同样一个材料，因为态度不同，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孙君在村里小河上设计了好几个水堰，一方面是为了造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村民生产用水。水堰是水利部门负责施工的。第一个水堰完工，孙君叫人拿锤子砸开外面来给他看，不出所料，里面是空的，于是又返工。

郝堂的建设，最忙的还是村干部。胡静回想郝堂建设的那三年，觉得自己“真是不要命，疯了”。“早上7点就开工，晚上10点以后回家。孙老师来开会一开开半夜。晚上回家脱了衣服倒头就睡，衣服都是老伴儿洗。”胡静说，“我的亲戚朋友都说我老了得了精神病，也不知道赚多少钱——村长一个月拿980元。老百姓说啥子呢？无利不起早，她肯定得了很多好处，总之，里外不是人。”

胡静的辛苦在于，整个村庄的改造，她得是冲在最前线的那个人。在村干部面前，孙君对自己的定位是“村长助理”：“他们的家乡，哪里能动，哪里不能动，应该是什么样，他们心里有数。”他坚信，只要村干部愿意干，没人比他们对村庄更尽心。“村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一样。政府官员人能调走，村干部的家族和血缘关系都在农村，干不好，他丢不起这人。”郝堂村建设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负责将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服务延伸到村庄，但村庄自己的建设要充分调动村里的力量。所有这些，涉及观念的，说服工作以村干部为主，触及利益的，由村干部协调。

胡静做工作靠的是乡约民规和“一张老脸、一张嘴”。郝堂修路，村民没有因为土地占用要一分钱。胡静告诉我，这是因为“村里从2003年开始就有公约，凡是修路占田占地占山占树，占所有的东西都不赔钱，都由村民小组内部自行调整。这是我们自己讨论出来的。”也有村民不乐意，把前来做思想工作的村委手臂抓出血。胡静二话没说，马上跑到那户人家跟前，对着扬起来的巴掌说：“你今天敢挠我的脸，我一巴掌给你拍死！”接着她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家，你的孩子以后不走路吗？……”最后，这条“修不通”的路还是让胡静给“说”通了。

村里要建污水处理池，有一户的老坟不愿迁走，胡静去做工作。“我说，一是要建污水处理池，坟得迁，二则，这老坟对着你家门口，你看家里老有人生病，肯定是对你家不利。要不你去找个风水先生看看？他说好，我就赶紧给村里的风水先生打电话。半夜村民就来我家找我，说风水先生看过了，明天早上6点前要迁坟，不能到天亮。我说：那你就迁呗，有啥问题啊？他说：迁坟得要挖掘机。我说：没问题，我给你调，我5点保证挖掘机到场！”

村里不仅出力，更要“出钱”。考虑到制造景观、增加种植收入，以及未来村庄的污水净化，孙君给郝堂设计了160亩荷塘。建荷塘的土地都是从村民手里流转来的，村委会组织村民开大会，协商讨论出了租期60年、每年400斤稻谷的租价。而这批土地流转的最初资金就来自夕阳红资金互助社。村里成立绿园公司，从互助社贷款160万元，用于最初的征地补偿。绿园公司还先后以每亩1.8万元、2.4万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征用300多亩耕地，用于学校、养老中心、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建设。

带头人

对于今天来郝堂参观的人来说，郝堂的门面就是村民的房子，但民房改造也是郝堂建设中最敏感的部分。根据规定，政府除了给每户改造的人家3万块钱补助外，旧房改造还享受每平方米130元的补贴，但这依然意味着村民必须出大头。当时，郝堂村不少人已经打算在平桥区市里买房子，怎么说服他们把手里的钱投到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希望的村里，让他们相信改造能够使村子变好，这让胡静伤透了脑筋。有一次，胡静开村民大会，她在台上做动员，一个村民噌地站起来：“你们都别听她洗脑。”

一个办法是带村民走出去参观。用胡静的话说：“这段工作推不动了，我们就组织人出去看。”区里出了钱，最早的时候，村民去过“王宝强拍《举起手来》”的河南新乡郭亮村，也去过孙君建设过的堰河村。参观回来，村民被组织到村委会二楼会议室举办外出考察人员座谈会。有人说，郭亮村的自然条件比郝堂更差，但是他们坚持做完了以后，现在游客多了，群众收益高了，所以要把目光放长远。也有人说，看到当地小孩扔垃圾不管多远都送到垃圾箱的做法，觉得很惭愧。但看到别人的好，不意味着真敢自己做起来，还得有人带头。

郝堂第一批同意改造的有10户，这10户大多属于一种情况：家里有党员，在村里有任职，像一号院主人张厚健当时就是窑湾组的队长。

被老张挂在墙上的图纸上有几行字，是李昌平写的：“要以主人家意见为主，是他的家改房，我们只是帮忙，不可添乱。”

房屋改造，设计者是孙君本人。改民居，孙君不像对政府那样大包大揽了。他问张厚健对老房子有什么不满意，老张提了几点，厕所和楼梯都在外面不方便，屋顶渗水。这些后来都遵照他意思改造了。但更多时候，双方需要“谈判”。什么样的房子好看？村民往往和孙君想的不一样。孙君想用当地的石头做房屋的外立面，塑造乡土气息，老张不同意，觉得丑。于是孙君提议用当地的免烧砖，老张还是看不上。孙君画了好几张不同的图给他看，老张最终还是接受了。

来郝堂的第一天，在乡建院，工程师方洪军跟我说：“乡村的改造，你要想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什么地方能改，先做上再说。”从这个角度说，一号院就是郝堂的缩影。

和我提起孙君，张厚健呵呵地笑：“孙老师这家伙，说实话我对他很服气，不过我也和他说，你一是劝，二是骗。我当时问他：你画的房子确实是漂亮，可是要多少钱呢？他说：有三四万块钱足够了，政府再给你补一点，花不了多少钱。”

老张抱着花不了多少钱，一个多月就完工的想法开了工，结果呢？老张想省钱，让自己手下的施工队做，“当地的泥巴匠，一个会做清水墙的都没有”。一号院一楼窗户下面设计了石墙，窗棂是红砖码的，是一个亮点。“做完了，这个人来看了说别扭，那个人来了也说别扭，没有那个韵味了。怎么办？扒了重来！”当时，孙君在村里留了位监工李如道。按规定，房子改造完，他不验收签字，农民是拿不到改造补贴的。就是这堵墙，张厚健就“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窗棂的红砖还是李如道做的。

“扒了”的东西不只这一样。老张给院子铺的水泥硬化地面扒掉了。院角漂亮的小水池其实是设计的污水处理池，厨房的生活污水通过净化系统排到这里，不会污染村庄环境。在孙君看来，污水池不只是基础设施问题，也是引导农民形成环保理念的问题。但开始施工的时候，张厚健并不知道这个池子要铺设管道和过滤系统。院子地面已经修好，发现没处引水，只得又把地面掀开。老张心里急，但也认了。“我当时和五里乡办事处的书记说，这挖出来的大块废料没办法处理。结果大热天里，办事处来了二十几个干部帮我搬了。我觉得领导确实比较重视。”

房子拾掇得差不多的时候，孙君提出来，得把围墙门楼扒掉。在他看来，除了为景观考虑，更重要的是“农村特点是有温度的”，“围墙把人和人的距离拉远了”。但老张不乐意，一则围墙门楼修建花了不少钱，二则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围墙，没有围墙不像个家。胡静告诉我，村里砌围墙是从9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小偷横行，围墙越修越高”;“其实有围墙有门楼并不安全，小偷跳进去邻里都不知道”。

这一回，孙君和老张说了四点：第一，房子是脸面，修好了就得给别人看;第二，原来开门见厕所，拆掉以后开门见山，风水大好;第三，围墙里面一个人是“囚”，寓意不好;第四，没围墙通风好，视野开阔，还能做点小生意。老张心想：“搞都搞到这一步了，还能咋办，总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不过，围墙一扒，老张的心情倒是好了。“当时我的房子在我们村里算很好的，老农民看笑话，说这房子好好的要扒掉，你这脑子里进了水。我连门都不敢出，一出门就觉得人家心说傻子来了。院墙一扒倒，人家一看，觉得效果还真是好。”

一号院施工最终用了半年，花掉了十多万元。“花得我头都大了。”张厚健说，“最后我说，孙老师啊，你不是孙老师，你是孙骗子！他笑。他说，我要不说三四万，你们谁干？”

做了十余年乡建，孙君深知一号院的重要性：“中国农民的创新能力弱，模仿能力强。”一号院还没完工，已经有六七户找到他，想让他画房子。等到村里以村委会所在的红星组作为核心组进行改造后，乡村的房子应该长什么样，大家已经有了共识。现在郝堂的房子有许多是改造后村民自己建的，但白瓷砖再也看不到了。尽管大家都知道李开良造房子的工费贵，同样一个项目，别人十来万能拿下，他要二十万，但现在李开良还是会被村民请回来建房子。

我在远离红星组的曹湾组溜达，被一座客栈吸引。客栈前面是小鱼塘，院中有棵桂花树，凹字形的房子有素净扎实的清水墙和相得益彰的旧木柱子。一问，果然也是李开良设计建造的。女主人孙亚芳告诉我，房子是2014年才借钱开始盖的。“这个屋顶，他想用小布瓦，但我当时想用大瓦，小布瓦以后一旦漏水，修理起来麻烦。”孙亚芳说，“但后来还是用了小布瓦。”“为啥呢？”我问她。“看看就知道，小布瓦确实是好看呀！”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校长

从一号院老张家沿着小河一直往北走，远远能看见钟楼。钟楼建在郝堂村里最高的一块“风水宝地”上，属于村里的小学。这所乡村小学不仅有普通教室，还有音乐室、多媒体教室、图书馆和科技室。用家长的话说：“除了没空调，其他都不差。”郝堂改造，村里的小学也坐着快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是下午3点到小学大门口的，校长杨文平透过大门口边的一间空教室的窗子向我招手。和她在一块儿没多久，我就明白她为啥坐在这里了。3点多，下课音乐一响，她立刻站起来，走向教室放着的音响设备。“同学们，现在是眼保健操时间。”她透过窗子望向教学楼，口吻严厉起来，“四年级的同学，为什么还在乱跑？回去做操！四年级的老师呢？为什么让孩子出来乱跑？”眼保健操做完了，课间时间，她还不放下话筒：“同学们，操场上有很多积水，请大家不要在积水里踩，弄湿了衣服和鞋子容易感冒。”没过多久，放学了，杨文平又回到话筒前，她要组织孩子们组“路队”回家：“各个路队排好了！有家长来接的同学，请叮嘱你们的爸爸妈妈，开车的话，要开得慢一点，注意安全。”除此之外，杨文平还需要在这间教室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任何走到学校边上来的到访者，她推开窗子就能搭上话。而任何进入学校的人，都得路过教室靠操场一侧的窗边。一位家长来给孩子送东西，杨文平拦下他，告诉他很快就下课了，让他耐心等等。她还火眼金睛地叫住了一个正要溜过去的男孩。男孩揣着三包“辣条”，试图蒙混过关，他知道，校长不让他们买这些来历不明的三无零食。

孙君告诉我，2011年郝堂建设初期，对于是否要建学校是存在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郝堂小学只有不到50个学生，应该把学校撤掉，并入其他学校。但一些人则坚持，村庄必须有自己的学校。孙君认为，对于乡村的老人，世代同堂是最重要的生活追求;而且，“建学校不仅仅事关教育，在农村，只要孩子在，父母就有可能回来，孩子走了，父母就可能从此不再回来，村庄就真的会很快消亡”。

幸运的是，郝堂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建房子，在这个系统工程里，“硬件的规划建设只占40%”。当时，郝堂除了孙君在做的土壤改良、资源分类，李昌平做的内置金融，还有一些别的社会力量也在进行软件建设，比如翁永凯的爱心基金会在郝堂推进农村妇女和卫生健康项目。正是因为这种“系统性”的导向，加之一位名叫“宏伟”的企业家的慷慨捐助，郝堂得以建成了自己的“宏伟小学”。现在，郝堂小学有200多名学生。我在村里遇到好几位年轻的家长，谈到为什么要从打工的都市回到村里建房居住，答案基本一致：“孩子要上学了，离不了。”

2012年小学落成，杨文平成了校长。来郝堂之前，杨文平曾是市里最好的学校平桥区第二小学的副校长。孙君和李昌平将郝堂看作自己的实验场，杨文平也有同样的实验想法。“如果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做主做你想要的那种教育，为什么不去呢？”杨文平说，“在这个村庄发生巨变的时候，能够和一群人共同把一个村庄的完整体系建立起来，你一生有多少这样的机会？有了机会，你要抓住。”

郝堂小学有一样东西最有名——厕所。厕所是台湾设计家谢英俊设计的。这个卫生间由上下二层组成，上层是旱厕，干湿分开。小便经碎石子过滤后通过塑料管流入下层的封闭储尿桶，大便直接掉到下层的粪堆上，要如厕人自己用小铲将预备好的土壤将其适当覆盖，无须冲水。发酵成肥的粪土清理出来，被老师同学们用在了学校的菜地里。

这个旱厕被当作郝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典范介绍给前来考察的各路人马。乡建院的人告诉我，其实当时谢英俊设计的旱厕是想在全村推广的，但是没有成功。一是豫南地区气候潮湿，不是很适合;二是旱厕需要使用者具有良好的使用习惯，村民们根本做不到，但在学校里，孩子们可以。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自从2011年孙君给胡静布置下整理村庄卫生环境的考题，郝堂一直做卫生评比。村干部发现，他们在村民面前拉不下脸，于是评比是由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各家各户打分的。

这是学校之于郝堂的寓意。杨文平是把村庄的未来寄托在这个学校身上的。但对于乡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人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郝堂小学的最大短板是学习成绩上不去。有一次，全区的小学文化测试，学校倒数第一，这让胡静都很着急。家长们也无奈。孙亚芳的两个孩子都在学校上学：“老师们都尽力了，但学习就是不行。”

学习成绩的压力落到老师们身上，被杨文平顶了起来。学校有一个班考试成绩倒数第一，“因为师资不稳定，这个班一个学期没有固定的老师”。杨文平让一个老师接手，老师不愿意，担心班里成绩差，评比的时候得台上发言，承认错误，写检讨。杨文平告诉他：“如果领导有这要求的话，我上去替你念检讨。”

一部分是出于无奈，乡村小学留下老师不容易，“你得要做到让别人心甘情愿想留下来”。今年学校有位老师应聘上了城里的外国语小学，但最终没走。“我们能做的是给老师减轻压力，让他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杨文平有自己的主意。她告诉我，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有一个课题，“针对农村的学生，它分了三个层次，后三分之一才是我们乡村留下来的建设者，真正成绩好考出去的人，你让他们回来建设这个村庄，那是一句空话。他可以给你一些金钱、一些物质，但是真正的建设者一定是出自我们郝堂内部的，是内生动力”。杨文平考虑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只是分数吗？我们要给他的是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不懂这些，怎么在郝堂搞经营，做服务业，外面的人谁愿意来帮你做乡村建设？”

“生活即教育，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杨文平说，“吃饭、睡觉、走路、活动，在家里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教育的内容，包括那个旱厕的使用。”

杨文平坐着的这间教室是艺术教室，教室的桌上放着些玻璃瓶，瓶里插着孩子们在村里采的野草，“他们高兴了，就换换”。瓶子旁边放着大把漂亮的银杏叶。前阵子有一天起风了，杨文平走到村委会那边去开会，“看到阳光下面银杏特别美”。第二天早上，她就把孩子的跑操活动换成了来这里拾落叶。

杨文平希望她的教育能够与这个村庄的一草一木、生息劳作发生切实的关系。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菜地，但家长不让孩子摸，她觉得很可惜，于是学校有了种植课。在学校的菜园，学生必须自己动手。杨文平觉得，这样孩子们才能理解家庭，“明白田里的苗不是白长的”。杨文平感到：“乡村里面很多人不愿意交流，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会表达，所以不爱表达。”于是她给学校安排阅读课，要教会孩子说出内心的想法。

刚来郝堂的时候，杨文平发现清明时节的20来天，家长天不亮就上山采茶，孩子们四五点就被送到学校来。她干脆宣布学校同步开放，年纪小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学校管吃管住。但大孩子需要在这段时间回家，在家里给家人做饭，承担家庭义务。“只要家里有比他更小的孩子，他就有义务在这个阶段照顾弟弟妹妹。”

也是因为采茶这件事，杨文平在学校里设了茶艺课。有人不理解，觉得是花架子，但她坚信这事关“幸福”。“家长含辛茹苦地去劳作，孩子们还不能得到照顾，这个劳动过程中有幸福感吗？”她觉得，“苦兮兮的生活，那不是农民想要的。”茶艺课上讲茶的发展、历史、文化和传承，她想让孩子们在经济价值之外，对自己的村庄和劳动价值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

我在和村民孙亚芳聊天的时候，她主动提起来，女儿在学校里上了“食育”课，回家叫她不要老吃“大油”（猪油），“大油吃多了会积累在血管里，要生病”。第二天，学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几百位家长和孩子们把村礼堂挤得满满当当，联欢会就是为了庆祝郝堂小学进行了三年的“食育”教育。

“食育”最初并不是杨文平的主意。禹明善告诉我，当初政府在郝堂推进健康服务进家庭，“无非就是给村里边的农民做一些讲座培训”，结果，“一阵风来了，一阵风走了”，扎不下根，没效果，于是，他想到从教育孩子做起，反过来用孩子来影响家庭。禹明善跟杨文平把想法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但这事学校自己的力量做不来。禹明善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时任秘书长王旭峰，当时学会已经在关注西部地区留守儿童健康问题，但采取的行动并不系统，老师一年也就去村里两次，禹明善邀请王旭峰来郝堂，把郝堂小学建成全国第一所食育试点校。

过去3年里，“食育”推动计划项目负责人刘璐和她的伙伴每个月都要在郝堂待上一周，她们给每个年级的孩子准备不同的课程。她们讲理论课，传达健康知识，也上实操课，带孩子们在学校食堂自己动手做吃的。有时候她们会做实验，现场用食品添加剂勾兑出来一瓶甜饮料，让孩子们知道里面并没有果汁牛奶。

第一年来郝堂的时候，刘璐进行过一次健康调查，郝堂的贫血率是30%左右，全国水平是9%。今年的调查里，郝堂的贫血率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几。她并不敢居功，因为这也可能是因为郝堂年轻人回流，父母重新进入家庭，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过她还是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两天，她们发现孩子们记得过去3年的每一次实操课。更重要的是，她们已经制定出了一套针对1～6年级，一学年12节课的教材。虽然这是她们在郝堂服务的最后一个星期，但是学校的老师已经能够胜任教学了。

在郝堂做校长，杨文平有个心得，“等靠要”是行不通的。像“食育”这样的资源，她得自己去找。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一位从开封来的老先生谈话。老先生是研究果树的，想在郝堂试着培育200棵果树苗，苦于没有栽种的地方。杨文平二话没说，把学校的一大块空地交给了他。“他给我当志愿者，吃住我给他包了。树种在我这儿，能美化校园环境，能教给孩子们知识，他老伴儿是个医生，还能给孩子们看个小病，解决了我多少事儿！”

十字路口

荷塘青瓦、小桥流水、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些年，郝堂总是被描绘成一个理想乡建的样本。但在村里待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这是一种对乡村的误读。郝堂的乡建并没有画上休止符，它将往哪儿走，比它做过什么可能更有价值。

2009年，李昌平选择衰败的郝堂进行他的内置金融实验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村庄的资源价值各有不同。中国大约有10%的村庄会最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约有60%的村庄会成为空心村，这些村庄的价值在农业，最终会演化为大农机作业的农区和专业化养殖牧区;而剩下的大约30%的村庄会发展成中心村或中心镇，走农业服务化道路。他判断郝堂有成为第三种村庄的可能，因为它距离城市只有20公里，而且有山有水，有作为乡村的各种要素。在他的设想里，郝堂能够成为城市居民养老的空间，提供养老服务可以为村庄提供稳定持续的经济来源。

但现在的郝堂，还在享受乡村建设的初级红利，用郝堂人喜欢用的词说：“被旅游”。每年从4月到10月是郝堂的旅游旺季，人多的时候，车辆把入村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在“风景独好”的红星组，游客要等到下午两三点才吃得上午饭。和我最初的简单想象不一样的是，这种热潮并没有让胡静感到满意，她更多谈到的是村庄的超负载。这些年，处理旅游带来的各种问题让她忙得不可开交。村里的污水处理系统从2012年就不够用了，她“每次开会都和领导提”，2014年村里换成了50吨污水处理系统，多建了一个污水厂，今年才完工。农家乐一多，空调也多了，原来的电路带不动。电力今年2月份终于开工。日常的时候，村委会忙于维护秩序。她要劝说各家各户不要在路边摆摊搭伞，有损村容妨碍交通;她也得阻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村民们看不惯城里人在村庄随手乱扔垃圾，把特意栽种在路边的格桑花连根拔起。

旅游确实给村里带来了看得见的财富。“乡里湘味”菜馆的老板袁德宏以前在湖南株洲做餐饮，他看过长沙周边的一些村庄，心里有数，2011年8月份就回郝堂了。他的日子比过去在外头舒服，“一年轻轻松松也能净赚20万元”。

但是也很显然，这种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作为当时改造的核心组，红星组的建设最整齐，也最享有荷塘美景之利。乡建院的人笑称它是郝堂的富人区，但是红星组只是一条短短百余米的街道。郝堂一共有18个村组，一号院老张家所在的窑湾组距离红星组不过两三百米，村民们说，生意就已经不能比了。一天下午，我从郝堂小学一直往南走，2公里外是曹湾组。一路上公路夹在小山包中央，再没有开阔的土地。住在曹湾的孙亚芳说，自家的餐馆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也就千儿八百的账面收入。她有些为难，一方面，自己的手艺并不出众，难有回头客，另一方面，她实在请不起厨师。这是郝堂农家乐的普遍难题。张厚健给我算了笔账：他家里一年收入10万元，请一个厨师每个月5000元，一个服务员每个月两三千，一年到头手里落不到多少钱，所以无论多忙，都只有家里人自己干。事实上，除了红星组，其他村组开农家乐、客栈的农家并不多，许多家庭的收入依然主要靠打散工。

郝堂乡建者的一个共识是，郝堂实验的价值之一在于还权村支两委，以村民为主导，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但现在，郝堂似乎后继乏力。

姜佳佳深有感触的是，郝堂改造时大片开辟荷塘，想引导农民做一些景观农业或者替代种植，为了让村民明白荷塘是能赚钱的，姜佳佳和几个人头两年把荷塘承包下来，摘了莲蓬自己拉到城里去买，一个莲蓬2块钱，一亩荷塘能产3000个。

她发现，正如荷塘一样，村民每往前走一步都需要有人去引导和刺激。“去年郝堂人流量有70万人次，一个人来这消费1块钱也有70万元。但很多村民不知道这些人来来去去跟他有啥关系，他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为什么不能拿到人多的地方卖？”

胡静也头疼。以前村里来过一个背包客，租了村民的房子开咖啡馆。“老百姓看人家生意做得好，非要把人家撵走，自己做。”为此，胡静被区委书记王继军批了一通，说村民不遵守合同，是她没管好。“最后呢，他也没做起来。理念达不到，他搞不清游客的需求，不知道人家要啥情调。”

“现在硬件已经有了，农业服务业化，首先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文化没有脱贫。”姜佳佳说，郝堂现在的主力是“70后”这一代人，这批人初中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最初，她想在村里培训讲解员，发现很多人拼音都不认识，“必须口口相传”。她也尝试教村民做电商，发现和她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会用电子邮箱，因为他们在打工时只用聊天工具，根本没有办法以创业的姿态和跟社会发生更深度交流。

郝堂村拥有2万亩茶山，1万亩板栗树，这笔资源并没有在郝堂建设后被开发出来，集体所有的茶山依然以简单出租的形式租了出去，村民们依旧每天上山采一季茶，或者卖给来收购人，或者给游客消费。在这种简单的生产模式下，村民得不到多少利。村民徐大秀告诉我，毛尖必须靠人工摘采，人工采一斤青叶60块钱，4斤青叶才能炒1斤干茶，劳动力成本太高。而板栗基本是“谁来打谁要，不管了”。张厚健告诉我：“板栗很怪，它要长得好，周围这一块一棵杂树都没有。郝堂村搞建设以后，林业部门不叫上山砍树了。现在杂树长那么粗，板栗就不行了。”

郝堂的旅游红利能吃多久，村民们也是有疑问的。大家都知道郝堂的山水魅力还留不住人，外面的新农村建设也越来越多。张厚健说：“今天我赚了200块钱，但不知道明天还赚不赚。这种心态的人很多。”

袁德宏在湖南做餐饮多年，脑子活络。前些年，他给村里提过建议，说郝堂的农家乐要长久，不能宰客，游客来了讨杯水喝，不能管人家要钱。当时村里开了会，开农家乐的都参加，大家一个菜一个菜地讨论，成本多少，定价应该是多少，村里统一给菜单，盖公章。他也意识到村子的一些扩张是有问题的：开饭馆的越来越多，但绝大多数的生意明显不如早些年了。“盖一个房子几十万，亏掉了，怎么搞？”袁德宏曾经试过建餐饮协会，提出协会要有个约束力，“一个餐馆有几张桌子，谁来做菜，菜的水平、种类和价格，不能达标的不能做餐饮，但可以做民宿，分开经营”。但协会一直没有这个权力，渐渐也没人提了。

省广播台来邀请姜佳佳去做直播，谈谈郝堂近两年的发展经验，姜佳佳很坦率：“2013年建设完成后，郝堂实际上就没有进步了。”

郝堂的合作社依然还是夕阳红一种形式。在李昌平的计划里，内置金融应该发展出很多种形式：“比如茶叶，一家一户卖，互相之间竞争，你卖100块，我卖90，都赚不了钱。我们可以开个茶叶银行，农民的茶园就当存款存在合作社，每年分红，由合作社来和一些产业公司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形成品牌统一管理。”这些年，李昌平在湖北梁子湖和广东珠海的乡村做了类似的实验，“都走在了郝堂的前面”。

村民们都说，今年一年，村庄的管理没以前好了，垃圾多了，公共设施没人维护，从前每个月总要开一次的大会也不开了。一些村民还不知道，胡静已经从村支书的位置上下来了。一种说法是，她要回家照顾身体不好的老伴儿;另一种说法是，她被气走了。

胡静确实对许多事情感到生气。“今年6、7月份，国土资源的卫星一照，包括大礼堂、老年中心，郝堂13处违章建筑，说要罚款，一个地方几万。我说我没钱，我建的是公共服务，又不是个人建房。当时建的时候，各个部门全程参与，但是会后没把建设指标批给我啊。”更重要的是，去年，所有的村财政收归乡镇管理，村里建设几年来的财权没有了，“现在村庄是没有一点自主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郝堂走在前面，政策落在后面。你多走三分之一步还可以，如果多走一步，政策就会拦住你。”

对于孙君这样的乡建者来说，郝堂就像孩子，“孩子长大了，应该让他自然成长，顺其自然吧”。他尚不敢对自己的这份作品下一个论断：“三年建设，三年临床，还得再有三年的观察。”“郝堂确实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他提醒我，“但村民能对当下有所反思和不满，不也是乡村的进步吗？”

雪中的郝堂村更有一种原汁原味的乡愁。郝堂村距离河南省信阳市区20公里，曾经是一座“即将消失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