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

到乡村去

如今投身乡村建设的人都戏称自己为“风口上的猪”——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股风来自后工业化时代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或许会成为撬动乡村复兴的支点。

到农村去：反思现代性的“新乡村主义”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徽州古村落黟县碧山村。城市中产阶层对于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乡土中国”也是在此视野下诞生的。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于是，自鲁迅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的根源。因此，在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家王铭铭也认为，知识分子“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而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作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

20世纪30年代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期，其中尤以梁漱溟为代表。他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道路，具体来说，是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他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带领一批青年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但在各地乡村实验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就有人放出了悲观的论调：“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这个不合时宜的人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在当时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争论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对立面：梁漱溟主张“农业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吴景超则主张“工业立国”，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应该优先工业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显然，此后被纳入“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向城市，延续了几代的“到农村去”运动也就此中断了。梁鸿指出，此前即使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的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30年的经济驱动力下，整个乡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种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再一次“到农村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轮乡村建设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它们不再只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第三空间”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是从传统村落研究开始，“被动地”投身乡建的。他从事了十几年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理论和测绘，最近几年却发现，迫在眉睫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90年代，农村是在缓慢地衰败，很多村落还是比较完整的，研究可以不断深入。到了2000年以后，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田撂荒了没人种，‘空心化严重，谁还会在乎古村落和老房子呢？眼看就都没了，能保一个算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凋敝似乎是后发国家的一个魔咒。罗德胤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是一个成本不断摊薄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特大城市化。比如北京有2000多万人，摊在每个人头上的成本特别小，就能干大事，进而会聚拢更多的人。北京是这样，首尔、东京也是这样。唯独欧洲没走这条路，100万人以上的城市非常少，大多数城市维持在10万人左右，部分原因是欧洲大多是先发国家，获得了技术红利，人均产值高，从而可以投入高成本的基础设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小城市聚集的一大好处是乡村得以保留，因为相距不远，一个小城市可以辐射一片乡村。但是后发国家要追赶，只能发挥人口优势，发展大城市。大城市周边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农村就辐射不到了，乡村必然会衰败。“日本就是典型，人口95%都集中在以东京为主的大城市，只剩5%的农民，养活那么大片农村很困难。他们也尝试从城市抽出一部分资源给农村，但这是一个很窄的渠道。像越后妻有那样通过大地艺术节来激活乡村，只是一个标本，不可能有100个越后妻有。”

这一轮乡村建设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增速放缓。罗德胤说：“将近60%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还剩下40%在农村。这对农村来说是好事，有很多人留下来，就能维持这个村子，不至于彻底衰败掉。但同时也是考验，那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怎么能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水平、医疗、教育？成本谁来付？”他说，政府每年都从整个大盘子里头切出来一块来扶贫，把底线慢慢地往上抬。但因为基数特别大，所以每抬一点点，负担都会特别重。剩下的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

当以市场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的时候，古村落和老房子被遮蔽的价值就开始显现出来。这也是罗德胤推动古村落保护的一个机遇。他发现，传统的静态保护思路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鸿沟，就是村民的观念问题——人人都想盖新房子，不愿意住老房子。“保护是一套机制，你想保护，但是政府不给钱，保不了;村民不支持，也保不了。不把整个产业链打通，是保不成的。努把力呼吁呼吁，让政府拿出一笔钱把房子修好，有可能做到。但之后如果没人住，没人维护，怎么办呢？政府只好再掏一笔钱，请个管理员看门，再请个清洁工搞保洁，时不时还得修修，哪儿漏雨了，哪儿掉瓦了，就成一个负担了。这种负担一多的时候，政府就管不了，就干脆不管了。”

碧山村民宿。要抹平城乡之间的鸿沟，民宿是一个支点

他认为，某种程度上，2005年开始大面积铺开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让保护失效的助推器。“‘新农村建设在客观上消耗了城市过剩的产能，也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问题是到了执行层面，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刀切地建新房。村民为了拿政策补贴，各处凑钱，把老房子拆了，改成新房子。这个杠杆撬动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原本是慢慢加速的变化过程，在这之后突然提速。比如说这个村子一共100个老房子，不干预的情况下，村民每年拆5个，可能20年拆完，但是‘新农村建设补贴拆房子，一平方米补贴200块钱，那一年就全拆光了。”怎么办呢？罗德胤选择了“先给利益，再转观念”：“要想让村民把资金流向修老房子，只有一个方法——让古村和老房子能挣更多的钱。”

今年6月，我曾去河南省新县西河村采访，惊讶于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小村庄因罗德胤推动的乡村改造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人，很多人从信阳、武汉等周边城市开车两三个小时赶来。其实西河的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罗德胤看中了这里典型的河道景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沿河有古树，有祠堂，还有明清时代的古民居群——与城市生活有沟通。看上去，他所做的也很简单，只是把河道景观整理出来，沿岸的一些老房子做了改建，又找来老同学何崴把原来的村粮库改成博物馆，但切中了目前的一个巨大需求——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

罗德胤说，工业化、城市化伴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兴起，这些人对于暂时逃离到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的，更贴近人文的，更贴近情感的，而且可以彻底摆脱掉绑定其精神的物质空间。他告诉我，这样的“第三空间”，其实是要在乡村里找到与城市生活的结合点。对所在距离也有要求，大城市出发3个小时以内是刚需。不过中国大城市很多，在每个大城市周围都画一个3小时半径，就基本上把整个中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谁能够认识到这种市场需求，将乡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抢先一步。他认为，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

民宿：乡村建设支点

早在这一轮乡村“第三空间”需求发酵之前，杭州周边的莫干山一带已经自成气候。他们回应这一需求的方式很直接，就是做“民宿”。所谓民宿，其实是长期租下村民的房子，改建成符合理想乡村想象的小型度假酒店。实际上，民宿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来自上海等附近大城市，只是把这种“第三空间”产品放在了乡村。而一两千元一晚的价格，也堪比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标准。

碧山村街道。在后工业化时代，乡村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莫干山周边的乡村也呈现出一种非城非乡的景象：沿途被几百家民宿占据，村民们纷纷出租多余的住房，或者自己按“民宿”的审美翻版一个。一到周末，莫干山上就人满为患，名气大的民宿更是一房难求。这两年，“莫干山”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民宿变成各地乡建的“标配”。

前两天，莫干山民宿联盟发起人、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朱胜萱的朋友圈被“如家小镇”刷了屏。经济酒店连锁品牌如家，也宣布要打造乡村旅游度假酒店，很多人担心非标准化的中小型民宿火不了多久了，朱胜萱不以为然：“只有毫无操作经验的人才会觉得民宿是巨大的金矿。请问研究过财务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吗？研究过季节性落差带来的难题吗？研究过相关产业巨头进入的可能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可能看到一线希望。否则，即便是巨无霸，也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要么不过是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来。”

朱胜萱认为，真正的大资本还没有进入到乡村。“大家都说警惕‘资本下乡或‘资本进村，我认为应该是鼓励它们。我特别想把土豪的钱狠狠砸向农村，但这几年还没见哪个上市公司花几十个亿丢到乡村，也没见哪个地产商开始真正转型做乡村的事情。”

乡建的概念如火如荼，但是真正进入的人还是小众——设计师、学者、文化人，大多是凭“情怀”做事。“乡村需要情怀，但是单凭情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化为商业模式。”朱胜萱说，从商业的视角看，乡村还没有打通资本的通道。“乡村里面的资产——集体用地、农地、宅基地，哪个东西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一直到今天，城市跟农村真正的壁垒不是别的，就是所谓价值兑换的可能性。农地不值钱么？肯定值钱，但是能交易么？都说使用权可以拿来，中央也推出‘三权分立经营权，但是‘三权分立可以抵押么？可以贷款么？这些不明确，‘三权分立还是空的。没有打通资本通道，就没有人来。”

莫干山为什么能做出来？朱胜萱说，最关键的，就是莫干山房屋的使用权已经跟资本市场打通了。“从最开始的一年2万块钱租金，到现在的5万块钱，市场上认可。不管银行认不认，反正投资人认，就能够如火如荼地做起来。价值出来了，老百姓收入自然会提高，资本自然就愿意进来。”

朱胜萱说，现在做乡村建设，其实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把乡村的价值做出来，以实现二次转换。“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从底层到顶层的。乐观地看，或许过5年，能够把集体用地和宅基地银行抵押贷款的通道打通，那就是往前迈了一小步。再迈一大步，就是可以像商业用地一样，进行正常交易，城乡互动和流通就达成了。”

从大的方面说，目前城乡之间的通道都是断裂的，资金、人才、消费，甚至生态的通道都是断的。朱胜萱说，政府从顶层当然看到了这种断裂，也在用各种战略抹平鸿沟。但是无论是新型城镇化、供给侧改革、美丽乡村，战略上都没问题，战术上出了问题。“用原有的组织机构、原有的推进方法来进入乡村，是不可行的。就相当于在城市里是阵地战，到了农村就是游击战，能用阵地战的方法去做农村吗？比如‘城镇化这个词，大家的惯性思维就是要修路、做园区、盖写字楼，所以就让规划院先来做一个规划，改一改土地性质，修一修道路，开始建楼。其实，城镇化的内核是怎么进行产业升级，怎么解决教育、医疗、环境、资源节约的问题。”

当然，要抹平城乡之间的鸿沟，民宿只是一个支点。“如果用政府的语言，它是一个‘抓手。要做乡建，农业、旅游、文化创意、民宿都是最具象的东西，它有形状。拿几间农民房改成酒店，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停留的空间，解决就业，改变乡村的风貌。”

莫干山当然是一个特例，它也是民宿的一个标杆。朱胜萱说：“凭情怀来做乡村复兴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是冲着商业模式去做的。莫干山活下去了，大家看那么老的房子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入住率，能卖到每晚一千八，才会觉得乡村的事情可以做。而且，在乡村里做小型的、个性的、体验性的、注重生态的民宿，把原生态文化保护住了，也是值得推动的。现在很多人都在观望中。有人等着看，这阵风吹过了，你们这些猪就会掉在地上摔死了。而一旦你成功了，大批的人和资金就会涌进来，推动乡建领域的变革。”

深入与扎根：失败是不算数的

左靖在3年前做了一个乡村建设地图，把各地的乡建实践做了简单的梳理，这些实践在形式、背景、方法上都各有侧重，比如他和欧宁在碧山做的是“文艺乡建”，还有的做农村金融，有的做社区营造。不过，进入他的视野范围的，有一个基本标准，他认为：“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乡村服务，为村民服务。到底是解决城市人的‘乡愁，还是解决村里人的‘城愁，我觉得这是一个分野。”

不过有的时候，这条界限也很难划得那么清晰。比如对于民宿这种商业力量的介入，他的态度就有些矛盾。“如果是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把原住民迁走，然后做一些开发，客人住一晚，付完账就走了，这不是有主人居住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宿，跟这个乡村也是没有多少交集的。”他承认，商业介入从客观上是可以带来多赢的。“对于村落来说，利用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让老房子重新焕发新生;对于村民来说，得到一定的租金补偿;对于城市人来说，找到一个寄托乡愁的地方;对于经营者来说，获得一定的经营收入，或者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这块利益的蛋糕，村民能分多少呢？恐怕不是大头。村民被排斥在经营之外，主体性丧失了。”

有意味的是，左靖中学时期一起写诗的几个同学老师，30多年的老朋友，这几年都开始投身乡村。他最早动了去乡村的念头，就是因为偶然去到中学老师郑小光夫妇改造的徽州老宅做客，让他怀念起在皖南的少年时代，于是2011年和当年的诗友欧宁一起去了碧山。而在浙江莫干山第一个开民宿的夏雨清，也是他的诗友之一。几个人将80年代写诗的那种理想主义延续到乡村，路径却不大一样，郑小光和寒玉夫妇的猪栏酒吧是做乡村客栈，夏雨清的颐园是从自住转了民宿，而左靖和欧宁则在碧山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文艺乡建”实验。

但是，左靖、欧宁那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式的乡村想象，在碧山屡屡遭遇村民的利益诉求和乡村的粗粝现实，几年过去，很多设想都停摆了。左靖如今更愿意自省：“‘文艺乡建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排斥商业，其实还是有种知识分子的洁癖。碧山村民对于附近西递、宏村的商业开发模式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这点我们之前考虑得不是很充分。现在想想，其实任何东西想要持续的话，都必须要有商业的介入。只要不是那种为了短期利益的掠夺性破坏，良性的商业是可以反哺村民的。”

左靖并没有放弃碧山。他从2011年开始做的歙县百工调研仍在继续，他希望将其作为乡村公共文化价值的激活点，目前一位投资人王勇愿意把承载这个产业的“工销社”在碧山做起来，方向也更务实了。“其实是民宿+百工，我们要植入文化的内容，但要用民宿来养活自己。”

他把最近在贵州茅贡镇的实践看作碧山的一个升级版。左靖告诉我，这其实不是一个“乡村计划”，而是“乡镇计划”。位于黔东南的茅贡镇有15个行政村，有10个是传统村落，是国家级传统村落最密集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镇没有任何特点，大都是新建筑，也没有农耕场景，乱糟糟的，但他们就要跟政府合作，把镇做成一个大家都想去的地方，做成抵挡不良资本入侵村落的屏障。左靖看重当地的文化价值，包括一个已经在村里存活12年的生态博物馆，但与碧山不同的是，他不再排斥商业。“我规避了当初犯的很多‘知识分子的幼稚病。怎么更加务实，怎么跟当地发生关系，贵州是一个起点。”

商业作为手段，但乡村最终要实现的还是文化重建。有些地方已经在这一点上有了主体意识，比如浙江松阳。左靖告诉我，松阳县政府提的口号就是“文化引领乡村建设”，找了一批建筑师和文化人去参与，包括罗德胤、朱胜萱、夏雨清、黄永松、马可和他本人，不只停留在盖房子上，而是把松阳各个乡镇的特色挖掘出来。比如当地一个客家村石仓，是康熙年间从福建长汀搬过来的，这几年在村里发现了大量的契约文书，于是找建筑师徐甜甜设计了石仓契约博物馆，想找左靖来运营。“怎么运营呢？也是‘民宿+模式。这个契约博物馆边上有些农民房，政府征收过来要改造成民宿。我正在跟政府谈，希望用民宿经营所得的钱，来给博物馆输血，一年完成两个展览、两场研讨会、两个活动。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民宿，而是有文化内容了。”

乡村文化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度也是。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其实要靠潜移默化，总会有影响。左靖举例：“比如我们在碧山的经验，第一年我们叫村民搬一个桌子，村民要收我们10块钱。第二年我们做百工展的时候，村民主动把自己家的东西拿给我们，让我们去展览。这些变化都在慢慢地呈现出来。关键看你到这个地方来，是捞一把就走，还是真正为村民做事。”

左靖理想中的乡建模式，是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他认为，艺术节对于激活当地的文化，带动当地的产业，都有相当大的作用。“越后妻有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民宿热的兴起也就几年的时间。乡村复兴不要指望立竿见影，必须放在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段来看。”

他又想起自己的安徽同乡，那个已经被遗忘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的论断。“如吴景超所预言，中国后来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而且一条路走到黑，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左靖说，如果让他来想象一个理想乡村图景的话，应该是“农耕文明为体，工业文明为用”。工业化是挡不住的，但要谨慎而克制地利用工业文明的成果。

具体到这一代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否仍会重蹈先行者的覆辙？在城乡关系依旧紧张的今天，乡村建设在一边倒的利益诉求下究竟还有多少改良的空间？左靖也没有答案。但他认为，这一代人要做事，要发声，而且要做深入式、扎根式地投身乡村的准备。他还记得4年前，台湾宜兰的田中央建筑事务所创始人黄声远在展示他们的乡建成果时所说的话：“今天之所以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成果，是因为我们坚持了18年。刚开始几年我们的经验全都是失败。而只要坚持下去，失败是不算数的。”

（实习记者向文虎、刘梦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