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慰军

“三毛”身上，有他的影子

文/张慰军

1954年，我在上海湖南街道五原路出生。由于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哮喘很厉害，所以父母特别宠我。

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在书房作画，家里7个孩子就在边上玩闹。母亲一直跟我们讲，玩可以，但是不能打扰父亲作画，有时候，同学到我家来，一起绕着父亲奔跑。父亲只管自己画画，不说什么。不过他画画讲究解剖，有时候一个人物动作画不好，他就随手拉过来一个小孩子说：“来来来，做个动作给我看一下。”把我们当小模特了。

父亲是慈父和严父的结合体。说他是慈父，是因为他比较放养，从来不要求我们学习成绩要多好。哥哥姐姐功课很好，并不是因为父亲的管教严格。父亲也没有专门辅导过我们画画。我从小喜欢乱涂乱画，他看着，却不帮我找老师。反倒是母亲，后来让我去学画。父亲一直认为，画画不是单靠教的。他自己也上过很短时间的美专，觉得受益不大。父亲一靠天赋，二靠用功，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有一次我在练习素描，画石膏像。父亲看到了，他也练过石膏像，就对我说：“你呀，画画胆子不够大，笔法太拘束。不光是要形似，还要神似。”父亲后来一直说，做人胆子小一点儿，画画胆子大一点儿。这句话我后来一直记着。可能还是有点遗传，家里的兄弟姐妹，小时候基本上都承包了学校里的黑板报工作。

说他是严父，是因为家里家教比较严。从小给我们这些孩子立规矩。如果我在家里跑来跑去，父亲就会说我。有时候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他也会批评几句。父亲还特别怕我们在外面“轧坏道”，一旦外出晚归，他就会严厉批评，但不会动手。

我们家一直很热闹。不光是7个孩子，还有周围邻居、同学、同学的同学，常常串门。母亲习惯让保姆做很大一锅饭。碰到谁来，她就会问：“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就让对方吃饭。于是，家里一桌子人吃饭，很可能几个相互之间不认识。吃饭有时候是“流水席”，谁到谁吃。父亲人缘很好，除了邻居常常来串门，电力公司的抄表员、邮递员，也会和他打成一片，他经常说，“上来坐坐，看看张伯伯”。

来，为戒酒干杯

父亲爱喝酒，非常出名。我有记忆以来，父母每次吵架都是因为他喝酒。母亲让他少喝，他就说：“好好，不喝不喝了。”随后举起杯子道：“来，为我的戒酒干杯。”第二天照喝不误。几乎每天饭前，他都会用小酒盅喝一杯白酒。我小时候，他去外面喝酒也会带上我。后来他身体不好，喝黄酒比较多，家里有一个壶，专门用来热黄酒。

很多人写回忆文章，都会提到父亲喝酒。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市委提出要保障知识分子的待遇，有领导就举例说：“比如张乐平，你不给他喝酒，他能画出三毛来吗？”可见父亲喝酒的名气。写父亲喝酒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黄永玉写的《我心目中的张乐平》，后来叶刚、戴敦邦也都提起过。

父亲晚年时，常常住院。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要不要带什么东西，他对我说：“你给我带个热水瓶。”医院里其实有热水瓶，所以我一听就懂，他要的哪里是热水瓶，是酒。第二天，我带了一热水瓶的黄酒给他。父亲自以为在医院偷偷喝酒没人知道，其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有数，只是拿他无可奈何。

上世纪80年代，我移民香港。好在我每年会经常回上海看他。但那时候父亲已经得了帕金森，越老话越少。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多次住院。我来上海的频率增加了。我儿子出生后，我带着儿子看望过他两次。老人家特别喜欢小孙子，看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记得第二次告别时我对他说：“我们要回香港了。”父亲坚持一路送我们。他让护士推着轮椅，一直推到大门口，才从自己手上把儿子给我。我把1岁多的儿子接在怀里，准备要走。没想到，父亲抓住孩子的小脚丫，迟迟不肯松手。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依然住在华东医院。我来看他，他第一句话就问：“小巴辣子来了吗？”“小巴辣子”就是指我儿子，我说：“没有，这次是我一个人来上海。”他望着我，没说话。第二天，我再去医院，他正在熟睡。后来医生说，他已经重度昏迷。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1992年9月28日，父亲去世。我当时在香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接到电话后，第二天我一个人先回上海。到家，发现家里坐满了亲朋好友，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来了，大家都来帮忙。书房、走廊、花园，甚至整条弄堂都摆满了花圈。

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父亲在解放日报的老同事丁锡满。我小时候，丁锡满经常到我家来。他写诗、父亲配画。一老一少在书房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那天，丁锡满致完悼词说：“我一定要给老张敬一杯酒。送你吧，就送你一杯酒。”于是放了杯花雕酒。当时，我们几个子女并不希望放哀乐，觉得不要太悲伤，弄得那么多人很伤心，所以背景音乐是《友谊地久天长》，当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一路平安》。

在画里读懂父亲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香港，看到一本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主的中国漫画的书，因此兴起了一个念头，想把父亲的漫画原作一一找回来，系统地整理出来。我开始频繁回上海，去徐家汇藏书楼、上海档案馆等地到处找，找到好多父亲早期的漫画。渐渐地，我才了解了父亲。

父亲很早就来上海做工，先是做木工，后来做印刷工。做印刷工的这一段在三毛漫画里有所表现，父亲说过，他画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父亲小时候有一位小学老师对他很好，教过他一些西洋画方面的知识。后来父亲进了美专，学过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就画广告，搞服装设计，这些印刷品是我后来找到的。

在我们找到的资料中，最早是他1929年在《申报》上发表的报刊刊头，当时他19岁。后来，父亲不断有作品发表，他就辞职专职画漫画。虽然上海画漫画的人很多，但专职画漫画的只有两个人，父亲是其中之一。所以到1933年时，已经有报纸把他列为海内一流画家。他已经很出名了。

1935年，父亲开始创作“三毛”这个形象，四格连环漫画，看起来是一个个小故事。真正的长篇连载漫画是1946年创作的《三毛从军记》，其他都是小故事，没有串起来。

父亲创作《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有他自己的经历，比如他小时候的生活，到上海打工，和流浪儿做朋友等等。《三毛流浪记》第一幅是《孤苦伶仃》，一出来就反响很大，《大公报》销量上升。

父亲后来生了一场病回到嘉兴。他在嘉兴继续画，通过火车的乘务员把画作带到上海，报社再派人到火车站去接稿子。因为影响非常大，后来宋庆龄和父亲还一起联合办了三毛乐园的义卖展览。

1949年后的三毛漫画，删去了很多东西，三毛变成了一个苦孩子，成了父母教育小孩的工具，这让一些小孩子不喜欢三毛。但当这些小孩子长大了，再回过头看三毛，他们会发现，三毛很有意思。

我记得，20年前有过一个调查，《三毛流浪记》是儿童类书籍销量最好的，但都是父母买给小孩看。最近又有调查，《三毛流浪记》依旧是儿童类书籍销量很高的，买书的是当年的小孩子，他们长大后再把三毛买来给自己的孩子看，可孩子依旧不爱看。可能因为三毛从诞生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儿童漫画。

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三毛流浪记》简体版，父亲希望“三毛流浪记选集”几个字是小孩子写的。我那时候还没读书，只认识一些字，父亲就让我写几个字出来，再拿去描。画册印出来以后，我有点虚荣心，把书送给同学们看，到处嚷嚷着：“你看，这几个字是我写的。”

父亲为人很好，很为一些朋友称道。许多画家碰到我时都说：“我们当年走上美术道路，和你父亲有关。我们从小看的就是他的三毛，临摹他的三毛来学画。”有些朋友得知我是张乐平的儿子，还会竖起大拇指，说：“乐平，好人！”

可以说年纪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