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燮钧

书柜里的书少了一本。我说：“算了吧，窃书不算偷，就算在我身上吧。”

开学时，学校为每个班级配了图书角。我透过玻璃，看见里面有很多青少版的名著，语文书推介的。我说：“这些书可以借么？”班长说：“可以借。”我拉了拉玻璃门，锁着。为什么不开放呢？不就几本书吗？于是，我建议班主任开放这个图书角。

班主任训话时说：“大家随借随还，不要做孔乙己。”

过了一阵子，我感觉书柜好像没怎么动过，就问：“大家借了么？借过的举手。”可是，没有一个人举手。这么好的书，大家为什么不借呢？班长和课代表说：“这么多作业，哪有时间看书啊？”几个顽皮的学生说：“打游戏都来不及，谁稀罕这些书啊！”我顿时感到一阵悲哀。作为语文老师，我天然地希望学生多看书。我甚至恶意地想，就是有人借了不还，偷书，都要比无人借看强十倍。

书，不是用来作摆设的。

这不，念鬼鬼就到，书果真少了。

拉书柜门，发现又上锁了。

一天，我去发作业，发现教室里一个学生都没有，原来是体育课。这时，书柜边一个身影转过来，原来是李晓明。“老师！”他怯怯地叫了我一声。我发现他脸红彤彤的。“你在干吗？为什么不去上体育课？”“我，我脚痛。”他有点结巴。李晓明是随班就读的后进生，我们都不管他。说白了，他有点智障。稍微细看一下，你就知道与一般学生不一样：两眼分得很开，大而无神。

我第二次走进教室，发现他还站在书柜前，就走了过去，“你喜欢这里的书吗？”

“老师……”他愣愣地看了我一下，随即低下了头。

“喜欢么？”我看着他单纯而呆滞的眼睛。他点点头。“你喜欢哪一本？”他指了指。我说：“这是下册，你看过上册么？”他又点点头。“好看么？”他还是点了点头。“怎么个好看？”他憨笑了一下，说：“里面有很多图画。”

我从班主任那里要来了钥匙，打开书柜，拿出李晓明指定的那本，果然有些幼稚。我招招手，他过来了。“喜欢就拿去看吧。”他红了脸，很是兴奋，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立马埋头看起来。没人想借这里的书，让人痛惜。我走出教室时，回头又看了一眼李晓明，心里忽地转了一下，走到他身边，把钥匙递给他。

“老师把钥匙交给你，你喜欢看什么书就借什么书吧——能管住钥匙吗？”他嘿嘿地笑着，狠命地点头。

第二天，英语老师好奇地说：“今天我看见李晓明在看漫画书，我本来想把书收起来的，可是——”

“别，别，我给各位打个招呼，是我让他看书的。反正他功课一点都不懂，呆坐着也是浪费，能看点简单的书，也是好的嘛！”我向大家抱了抱拳。

我在上语文课时，发现他也在看书。他有时把书放在膝盖上，头低着，仿佛遮挡着什么。我走过他身边时，总悄悄把他的书放到课桌上，示意他大胆看，没关系。反倒是他，有时觉得不好意思，看着我羞怯地傻笑。

我发现他渐渐地也看起没画的书来。

“看得懂么？”他正看得专心，一看是我，有点慌乱，摇摇头又点点头。“看不大懂也没关系，先看个大概再说，觉得好玩，可以再看一遍。”他羞红了脸，半晌才说：“老师，我已看了九本了。”“好啊！”我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说，“你比他们有成绩！”他很纯真地笑了。

一天放学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门虚掩着，一个人影侧进来，似乎犹豫了一下。我转头一看，是李晓明，“有事么？”

他走过来，不小心把旁边半叠作业本给带下了，马上俯身去捡。我说：“没关系，你有事吗？”他笨手笨脚地摸索了半天，从书包里摸出五元钱和一本皱巴巴的书，放到我桌上。我一看，正是那上册，书好像进过水，已经粘连在一起。

“老——老师，上次班主任检查，少的——少的那本书，是我借的。我——我不小心掉——掉到了马桶里，书烂了，我——我怕脏了别的书，所以就没——没有马上还。后来书柜上了锁，我还不进去了，怕——怕老师骂，就没吭声。现在我有了五块钱，书也干了——”

“你是不是想赔上书钱？”我听他说得吃力，就替他说了。他点点头，把头耷拉得很低很低。

我站起身，抚着他的肩头，说：“钱你拿着，书也给你，老师决定不让你赔了，你是个喜欢看书的好学生，老师奖赏你！”

他喜出望外，瓮声瓮气地说：“老师，谢谢你！”我笑了笑，他也憨憨地笑了。

脸蛋像苹果一样好看，眼神没有一丝傻气，真的！

（摘自《宁波日报》201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