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滨

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就必须根除回扣顽疾

看病贵，就像一道魔咒，高悬在国人的头顶。

药价虚高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有调查，某种药物的出厂价每支0.32元，医院零售价则为21.26元，利润竟然高达63倍，令人瞠目结舌。

多年来，在各种措施下，药价并没有如愿降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虽然药品利润看起来如此诱人，但制药厂却并没能获得暴利，这就更加令人疑惑：钱都去哪儿了？

减少流通环节，收效不大

在药品交易中，患者看似是买家，但实际上既无选择权，也无议价权，药品真正的买家其实是医院。医院买进药品，并经由医生指定品种，由患者（及医保）以医院指定的价格花钱埋单。

既然药品的交易发生在药厂、中间商和医院之间，那么，只要了解了各环节的价格构成，则药价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应该不难搞清楚了。

实际情况是，药品的出厂价很低，往往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中间商，经过中间商层层加价后，医院以很高的价格采购。这样看来，流通环节存在太多不合理费用。很多人据此认为，减少流通环节并遏制其中的不合理加价，就能控制药品的价格。

多年来，政府曾采取了减少流通环节、药价国家谈判、集中招标、打击商业贿赂、限制医院加价卖药、控制医院药品消费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等措施，试图减少流通环节加价，并降低药品的最终销售价格。然而，这些方法收效不大。

回扣肆虐是罪魁祸首

事实上，药企和医院明面上支持降价，暗地里却都对此不感兴趣。买卖双方都不希望药品降价，这才是药价难降最真实和直接的原因。

招标机构和医院都希望以更高的价格采购药品，原因在于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取药企和中间商的好处，还能通过“高药价高回扣”的方式给经销商留出回扣空间。

药品回扣一部分流入医院，更大部分流入了医生的腰包。每年高达数千亿元的药品回扣总额，导致了民众看病贵和近半医保资金被浪费等严重后果。

私下回扣违法，但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不健全、医生薪酬和医疗服务价格又被行政管制人为压低的情况下，医疗行业不得不依靠这种违法所得获取补偿。

药品种类繁多，新品层出不穷，为了留出足够的回扣空间，药企不断改换名目，限产或停产已降价品种，并用价格更高的新产品来替代。而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钻政策漏洞来实现的。

在不直接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医疗行业依靠非法的药品回扣维持发展、补偿医院和医生的收入，这就是当下中国医疗行业诡异的现实。

公立医院及其医生索取药品回扣，几乎所有药企和经销商都不得不就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极度缺乏竞争的公立医院体系在医疗行业内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无论是对上游药企和经销商，还是对下游患者和医保基金，公立医院都缺乏服务意识、契约意识和规范化管理的动机与能力。

药品回扣需求的刚性存在，其危害不仅在于推高了“药单价”，更在于医生为了获取额外的药品回扣而开具“大药方”，从而推高了“药品总费用”，产生了大量的无效医疗费用，这导致了患者和医保基金的损失，这个数额是数倍于回扣本身的。

国民财富在这一过程中被浪费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必须打破行政管制和垄断

价格是市场的信号灯，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价格才有可能传递正确的信息，而在一个充斥着行政管制和缺乏竞争的环境中，价格很容易被扭曲。

无论是医疗行业还是任何其他行业，价格不合理的现象，都往往与行政管制相关。除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否则期待价格合理化，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商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性价比，取悦用户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同时令用户和消费者不断获益。但医疗行业却持续行政管制，限制竞争，这是药价虚高、看病难看病贵、国民健康缺乏有效保障的根源。而在这个过程中，巨额国民财富灰飞烟灭。

国家药价谈判和集中招标都是有益的，但需要其他改革配套，引入竞争和权力约束机制，否则很容易陷入贪腐和低效的陷阱。

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就必须根除回扣顽疾，而要根除回扣顽疾，就必须消除各种行政管制和垄断，解放医生资源，建立竞争机制，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公益性”效果。否则，无论有多么良好的“公益性”动机，结果都可能会与初衷背道而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公众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