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颜滨+王诤

“被卷入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就像阿来在《尘埃落定》里的描写——大时代就像滚滚的车轮一样，从铺满鲜花的草地上滚过去。关于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也很迷茫，很多人觉得西藏已经变了，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很多人希望它留在一种很原始的状态。但这是不公平的，当地人也有权利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如何平衡，这很难。我在观察也在记录，我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些现象，但是我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万玛才旦

2016年12月5日晚，北京当代MOMA，每一位来参加电影《塔洛》首映的来者，都在现场领取了一条洁白的哈达——它表明了电影的藏语身份，以及以导演、编剧万玛才旦为首的藏族电影摄制班底对观众的虔敬之情。是的，尽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谢晋、冯小宁、陈冲、冯小刚等人内地导演在 《牧马人》、《红河谷》、《小花》、《天下无贼》等作品都都展现过他们眼中的藏地风情与故事，但《塔洛》的确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国内院线的藏语电影。

2015年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4日，作为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竞赛影片的《塔洛》，在威尼斯丽都岛威尼斯电影宫举行全球首映。容纳一千四百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放映结束后有媒体给出这样的评价：《塔洛》同时隔绝了宗教，这是一部没有僧袍经文转经筒的西藏电影，某种西藏与生俱来的精神符号在此遁形。

这部改编自导演万玛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说的电影，已经先后摘得十二项海内外大奖。12月9日“限量公映”前，早已发酵为全国文艺青年在豆瓣等平台上热议的话题。电影讲述了孤儿塔洛牧羊维生，他是记忆世界的国王，记得所有的事情，但他却是真实生活的边缘人，没人记得他，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只唤他小辫子。直到他人已中年才遇到理发馆女孩，第一次被人记得，第一次爱。然而初恋甜美，却往往收获失败的爱情， 女孩不辞而别，只身一人的塔洛再次回归草原……

影片中冷峻的影调，不仅突出了人物孤独的状态，更是冷静表现了对于现实的反思，不动声色地描绘出藏地个体在面对文化冲撞时的无措和无奈。电影先前在西北路演，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影迷的热情和支持，令导演十分感动。首映当天，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也亲临现场助阵，深情推介“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他的电影。从他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同处于一个国家、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怎么生活。因为有万玛，我不会觉得孤单。”

Q=《北京青年》周刊 A=万玛才旦

“剧本一旦不能被拍成电影就没有意义，小说创作则非常纯粹”

Q：你在做编剧和导演前，其实已经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了，而且在你成为编导后，一样没有放弃作家的身份，所以你的电影称之为“作者电影”可谓名副其实。我们很想知道，是作家身份满足不了你向世界倾诉表达的欲望，才选择用影像语言继续抒写吗？在2002年拍摄《静静的嘛尼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A：纯粹喜欢电影这种表达形式，也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目前藏族题材的这些电影有一些不满足，希望自己来拍一些。我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是一直坚持在进行文学创作。2002年拍了一部短片《静静的嘛尼石》，长片是2004年开始拍摄的，2005年参加的金鸡奖（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02年拍摄这部短片纯粹是一个作业，当时我在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编导专业学习，苏牧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就要求我们假期各自回家拍片。当时就写了短片的剧本，和几个同学一起拿DV拍摄。拍完之后参加了一些电影节，也获得了一些奖项，短片的反响也不错。后来就有老师和一些影视公司觉得这个短片可以拓展成一个长篇。从2004年开始就写这个长篇的剧本。

Q：此次创作《塔洛》的缘起是什么？这样一个类似“泰山”般从牧场走向现代文明渗入县城的故事，类似这样的题材可以出现在上世纪八十、九十甚至这个世纪初的十年间，在2016年推出这样一部主题的电影，实话讲，不新鲜，但是如我们观影可见，很震撼。

A：小说《塔洛》的创作大概是在2013年，2014年改成了剧本。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要将它拍成电影的计划。就是一个纯粹的灵感激发的创作，一个中年男人留着小辫子的形象，这就是最初的灵感。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塔洛平常都留着一个小辫子，那个小辫子在他后脑勺看上去很扎眼。”一个很视觉化很形象的开头，写小说找到这个开头特别难，找到了第一句话可能就会很顺利地完成了。2014年的时候，就有影视公司希望我交一个剧本，想推出一部电影，我就想到了这部小说《塔洛》，就先简单地把小说先改编成了一个剧本，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之前也有两部电影剧本没有通过（审查）。《塔洛》剧本通过以后，就开始非常详细地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大概修改了6次，增加了许多内容。

Q：道不孤必有邻，贾樟柯导演说你“是把摄像机扔进藏区的”，由于你的年岁与阅历完全可以归入第六代导演行列，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一划分？

A：这种代的划分我不太在乎，在藏区我可能算是第一代导演。

“看到很多东西正在消失，所以想要把这些记录下来”

Q：开篇背诵毛泽东时代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结束时塔洛的背诵甚至产生了藏族音乐的美感，当然，这里面有怅惋的意味，作为作者你如何看待这一安排？

A：这是一个对比，这部电影中，对比的手法用得很多。开始，塔洛能滔滔不绝地背诵《为人民服务》，到了最后，当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想找到一个身份，最后却失去了这个身份，迷失了自己，最为他身份象征的辫子也没有了），他身上的特殊的功能，自己的记忆力也失去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就比如，第一个镜头，塔洛在背诵的时候是正对着镜头的，而在结尾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镜子，可以看到背后的字都是反的。

Q：在见识你的电影前，我们都看过很多涉藏题材电影，你作为一名地道的藏族人，如何评价过往那些以“他者”目光审视下的西藏？

A：有的电影会放在政治层面，有的电影会放在景观层面。前两年有一个研究者研究关于少数民族作者和少数民族之外的作者在拍摄电影的视角差别，曾经提出过这样两个概念，内视角和外视角。一个少数民族作者了解自己的文化、语言等等，他在看待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从内往外看，看到的是本质的本真的内容。外视角就是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性的内容，很难深入到所涉及的民族的本质和内心。仅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的身份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须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要掌握文学或者电影的基本表达方式，这样才能够比较客观地呈现一个民族。

Q：塔洛的命运令人叹惋，他最后手持二踢脚燃放自残……谈谈你对他所倾注的是何样的情感？

A：这个内容在小说里面是不存在的，小说就写到塔洛卖了别人的羊，最后钱被卷走了，于是他去自首了，问（民警）自己现在像不像一个坏人，民警看到照片发现和现实的塔洛不太一样就要求塔洛再去县城拍一张。这样的结尾在电影中是不够了，塔洛需要一个“出口”。所以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结尾，像塔洛这样的人，别人骗了他的钱，他不太可能去寻找和报复，他能做的就是因为自己成了一个坏人，需要惩罚一下自己，就把暴力引向他自身，拿着鞭炮炸自己的手。

被卷入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就像阿来在《尘埃落定》里的描写——大时代就像滚滚的车轮一样，从铺满鲜花的草地上滚过去。（问：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关于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也很迷茫，很多人觉得西藏已经变了，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很多人希望它留在一种很原始的状态。但这是不公平的，当地人也有权利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如何平衡，这很难。我在观察也在记录，我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些现象，但是我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Q：在你看来，少数民族电影和主流电影是否并不行进在同一条评价和商业轨道上，两者应当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A：在商业层面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电影应当是处于一个很边缘的位置。在表达上也有差异，很多人看完《塔洛》之后会觉得这像一部外国电影。这个问题太大了，需要开一个研讨会了。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希望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应该融入到主流电影之中。并行的话可能会越来越远了，还是需要找到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