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祥伟

父亲突然就回来了。从我六岁开始，父亲就在青岛打工，现在我已经十一岁了，一直到这个下着小雨的中午，我才在家里见到了他。他坐在沙发上，双膝并拢，整个身子朝前探着，手里端着一杯颜色浑浊的茶水，眼神僵硬地盯着地面。他转过头盯着我，嘴巴抽动了一下，他的笑里居然有些羞涩，就像一个贸然造访的客人。

母亲坐在他身旁，她的眼神里带着惊喜，还有些不知所措的慌乱。她冲我招手：“泽，过来，叫爸爸。”

我挪着步子走到母亲身旁，闻到了一股潮湿的味道，父亲端着茶杯打量我，就像打量一棵茁壮的小树。我顺着他的眼神低下头，看到父亲的鞋子上沾满了泥水，裤脚上还在滴答着水滴，他显然也是刚进家门。父亲对我嘿嘿笑了两声，他把茶杯放在木桌上，扭身把身旁的一个布包拽到脚下。

“我给泽买了好吃的，还有书，你拿出来给泽。”父亲低声对母亲说。

母亲弯腰拉开锁链，我看到布包里塞满了花花绿绿的东西。

我叫了一声爸爸。

雨下大了，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院子里的梧桐树叶上，听起来就像阵阵慌乱的脚步声，慌不择路地窜进了屋里。屋子里越发暗淡，好像是因为父亲的到来，整个屋子莫名地显得拥挤起来。我进了西间卧室，掏出课本坐在桌子上写作业。母亲和父亲窃窃私语的碎响传过来，我听到母亲的笑声贴着地面传过来，父亲的声音在雨声里时断时续。在我记忆里，我家里很久没有这么多动静了，就连过年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热闹。我握着铅笔在作业本上划拉，却被母亲和父亲的说话声扰得心不在焉。一声闷雷响过，屋子里短暂的沉寂之后，我听到父亲的压低的声音。

“刚开始只是脚丫板痒痒，越挠越痒，我也没在意，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脚丫板上长了三根毛。”

我听到一阵悉悉索索的碎响，啪嗒一声，母亲啊地尖叫了一声。

“还真是呢？疼不？”

“不疼，就是痒痒。”父亲的压低的声音反而有些刺耳，“自从长了这几根毛之后，我走路特别快，刮风一样轻飘飘的，真是别扭。”

我悄悄起身离开椅子，挪到门口，从门缝里朝外看，我看到父亲的左腿已经脱光了鞋子和袜子，他斜靠在沙发上，双手扳住左腿，被雨水浸泡得泛白的脚丫板正对着我的视线。父亲的左脚挺直着，微微抖动，我瞪大眼仔细看着父亲的脚丫板。天哪！我果真看清了，父亲的脚丫板上居然长着三根弯曲的黑毛。没错，不多不少，就是三根黑毛，在父亲微微颤动的脚丫板上蜷曲着，就像寒冬里田地里被风吹拂的野草，瑟瑟抖动。

这样的发现让我几乎惊叫出来，我屏住呼吸，抬手捂住了嘴巴。我折身坐到椅子上，哆嗦着手摸起铅笔想再次写字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明天进城去医院看看吧，别是得了什么大病就好，看看也就放心了。”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医院看看，你不知道，在青岛看病太贵了，我舍不得花那个冤枉钱。”

父亲和母亲没再吱声，窗外的天色慢慢黑了下来。雨声渐渐稀疏了。母亲起身走出去，厨房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阵阵饭菜的香气随着潮湿的空气钻入我的鼻孔里，母亲的声音在厨房里响起来：

“你喝点酒解解乏吧？”

父亲说：“我戒酒了。早点吃饭休息吧。”

母亲做了两个菜，肉丝炒蒜薹，青辣椒炒鸡蛋。还用铁盆盛了满满一盆手擀面条。母亲一个劲地劝父亲多吃饭菜，父亲像是饿极了，拿筷子夹起面条塞满了嘴巴。母亲夹起鸡蛋和肉丝放在他碗里，他没拒绝，埋头吞进嘴巴。他吃得满头大汗。直到他放下筷子，抬头擦汗的时候，才扭头对我说：

“泽，明天是星期天吧？我带你去城里玩。”

我慌忙朝父亲点头。母亲瞪了我一眼，扭头对父亲说：

“你进城去看病，带着儿子干什么呢？”

父亲说：“不碍事，正好带着他玩玩嘛。”

那天晚上，我躺在小床上，翻来覆去却无法入睡。我睁眼对着黑乎乎的夜，眼前却一直晃悠着父亲脚丫板上的那三根黑毛。我试着扳起自己的脚丫，伸手摸索着，我只摸到了一片软乎乎的滑润，这让我有些失望。窗外的雨停了，刮起了风，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水一样的月光从窗户里漫进来，我听到了虫子的鸣叫，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像是阵阵惺忪的哈欠。黑夜里的空气却变得越来越粘稠，糊住了我的眼皮，我像是看见父亲的影子从我眼前闪了过去，就像一只离弦的箭，贴着粼粼月光飞出去，眨眼就看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去村街上等候通往县城的客车。一路上，一些村邻给父亲打招呼：

“庆才什么时候回来的？”

“好几年没回家了，在外边发大财了吧？”

面对村邻们的问话，父亲对村邻们笑笑，掏出衣兜里的烟分发给村邻们。村邻显然是有很多话要对父亲说，他们从头到脚打量着父亲，忽然有人叫了一声：

“咦，这雨都停了，你还穿着雨靴干什么？”

父亲的脸色顿时涨红起来，他像是做错了事似的嗯嗯两声，拉着我低头走开了。父亲牵着我的手，虽然他穿着看似沉重的雨靴，可是他却像是随时被风驱赶着朝前走。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还是跟不上他的步伐，我被他牵扯得脚步踉跄，不一会身上就冒汗了。母亲在我们父子俩身后追赶边喊：

“慢点走，我追不上你们啊。”

父亲说：“我也想慢走，可是我慢不下来！”

我听不到父亲有一点气喘声，他像是脚下生风，他的脚步踢得路边的石子乱飞。客车在我们身后摁响喇叭的时候，父亲才摇摆着停下脚步，他朝客车挥着手，才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客车在半个小时以后进入了城里，经过人民医院的路口时，我们下了客车。母亲带着父亲在医院大厅里挂号，交钱。等坐在外科的办公室里，面对一个两鬓花白的男医生时，父亲显出了焦灼又委屈的神情。还没等男医生仔细问他的病情，父亲就脱掉了雨靴和袜子，挺直了左腿，把赤裸的脚丫板蹬给男医生看。在众目睽睽里，父亲脚丫板上的那三根黑毛蜷曲着，就像被人踩扁的野草一样无精打采。

男医生皱着眉头，探头瞥了一眼父亲脚丫板上的那三根黑毛。

“这大晴天的，你为什么要穿着雨靴呢？”男医生问。

“我、我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穿雨靴只是为了增加脚板的重量，不然我会跑得更快。”父亲委屈地对男医生解释：“自从长了这三根黑毛，我走路就轻飘飘的，老是觉得像是被大风推着后背一样，抬腿就想飞，怎么说呢，就像有看不见的翅膀长在我身上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男医生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父亲近乎神经质的叨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脚丫板上长了黑毛就会飞起来……”

男医生摸起一把钢制的镊子，低头凑近父亲的脚丫板，用镊子小心触着那三根黑毛，他仔细审量了一番，直起身问父亲：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青岛的一家造船厂打工，拿砂布在船身上除锈，打磨干净了然后再喷漆，我干了五六年了，其实也没挣到多少钱……”

“你平时在那里吃什么饭菜？”

“馒头，大米，忙起来就泡方便面，大部分都在船厂的食堂里吃饭。”

“你吸烟喝酒吗？”

父亲摇摇头。男医生盯着父亲，沉思了片刻说：“你先查查血，看结果再说吧。”

母亲带着父亲去化验室抽血。二十分钟以后，父亲把检验单递给外科的那个男医生。男医生神情失望，他告诉父亲，血常规的检验指标都在正常值以内，没看出什么异常。父亲不知所措地看着男医生，他和母亲一样，满脸失望。

男医生迟疑着问父亲：“你觉得把这三根毛拔掉行不行？”

父亲张着嘴巴，茫然无助地看着男医生。

男医生说：“我建议还是拔了吧，斩草必须要除根。”

男医生说着，摸起一支笔，在处方笺上划拉了几笔，递给父亲。

“你去对过的那间值班室里，让医生给你拔了吧。”

父亲接过处方笺的时候，手忽然哆嗦起来。他扶着桌子站起来，整个身子也跟着哆嗦。母亲搀扶着他的胳膊，他佝偻着身子，看上去很像一个病重的人了。走到对过的那间值班室，父亲把处方笺递给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年轻医生看了看处方笺，让我和母亲在门外等着，父亲回头看了我和母亲一眼。我从半开的门缝里，看到父亲在年轻医院的指使下，脱掉雨靴躺在了一张窄小的床上，灯亮了，门关了。我听不到一点动静，父亲就像一滴水融入湖水里一样，值班室里寂静无声，那一刻，我才承认，父亲病了。

从父亲进入值班室的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母亲坐在门外的长椅上，神情焦灼不安。她来回搓动着双手，不停地挪动着双脚，不时探头看值班室紧闭的木门。我抬头盯着大厅东墙上的一块石英钟，我的视线跟随着秒针转动。大厅里人影晃动，脚步声橐橐不绝，我听不到石英钟秒针转动的声音，可是我却清晰地听到我的心跳，咚咚地撞击着我的嗓眼，我紧绷嘴巴，生怕心跳从嗓眼里窜出来。

我分明听到了呼呼的风声从我耳边刮过，可是我目力所及的景象却浑然有序，没有表现受到大风侵扰的失态。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了，难道是我失聪了吗？可是我耳边的风声却越来越急促，就像是万马奔腾般的嘶鸣，践踏着我耳朵。一直到值班室的木门吱呀一声响，像刀片划破一面巨大的镜子，所有的风声和嘈杂，都在木门拉开的那一瞬间消失了。我看到父亲挪着步子走出来，他的左手扶着门框，做了短暂的歇息，朝奔过去的母亲露出了笑脸。父亲的声音细弱抽丝，像是从嗓眼里挤出来：

“好了，没事了，咱们回家吧。”

父亲摆手拒绝了母亲的搀扶，他挺直着腰身朝大厅门口走。可是他的左腿却像是折断了似的，一瘸一拐，我跟着母亲随在他身后。走出大厅门口，阳光像一盆水泼过来，父亲猛然长出了一口气，母亲追着问他疼吗？父亲边摇头边说：“走吧，上午的最后一班客车快发车了吧？”

坐在返回村子的客车里，母亲紧挨着父亲，我坐在靠在他们右边的座位上，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父亲。

“疼吗？”母亲低声问。

父亲摇摇头，他瞥了我一眼，低头盯着左腿。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没说话，客车停在村口大桥边上的时候，父亲起身下车，我和母亲跟在他身后，父亲朝村子里走了几步，忽然扭身对母亲说：

“咱们去医院的事，别给村里人说。”

村街上冷清无人。阳光流淌在村街上，整个村子陷入了昏昏欲睡的暖意里。几只母鸡在低头啄食，一条瘦狗从我身边溜走，远处的老槐树上，麻雀在叽叽喳喳地欢叫。父亲瘸着左腿走在阳光里，他的影子像是一棵被风摇摆的树来回晃动。父亲绷着嘴巴走进家门的时候，扭头看着母亲关严大门，才松了一口气似的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他抬起攥成拳头的左手，慢慢地松开了手掌，他对母亲说：“你看。”

三根弯曲的黑毛蜷伏在父亲的手掌里，就像三条僵死的虫子。母亲皱着眉头问：

“疼不疼？拔的时候打麻药了吗？”

“不是很疼，医生用镊子钳住，没怎么费劲就拔下来了。”

母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似的说：“造孽啊。”

父亲说：“养好伤我得赶紧回青岛，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然船厂里会找别人替我的工作。”父亲说着，眯眼看着我，忽然嘿嘿地笑起来，“泽，你害怕这三根毛吗？”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你别害怕，医生说了，这不会传染，更不会遗传。”父亲侧身抬手脱掉了雨靴，把缠着纱布的左脚伸到我面前，“你瞧，一点血都没淌，过几天就好了。

一阵风刮过，阳光暗下来了。

父亲在家里开始了养伤的日子。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听到灶膛里噼里啪啦的火柴声，闻到阵阵饭菜的香气。父亲躺在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和母亲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这样的情景是我以前没有体会到的，五年的时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每天晚上，母亲都把一盆热水端到父亲跟前，帮他擦洗缠着纱布的左脚。母亲的双手在水盆里摆动，热腾腾的水汽在房间里缭绕，哗啦啦的水声像是欢快的曲子在流淌。

“还疼吗？”

“不疼啦。”

“快好了。”

“是啊，快好了。”

每天晚上给父亲洗脚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总是这样喜滋滋地对话。我们一家三口人，都盼着父亲的脚尽快好起来，让父亲无痛无痒地去给我们家挣钱。父亲总是在母亲帮她擦干脚丫板的时候，乐呵呵地说：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虽然好，可是我还得出去挣钱啊。”

母亲说：“日子不是一天过来的，不慌。”

父亲的语调就会变得幸福又烦躁：“我还得挣钱供咱儿子上大学，攒钱给他在城里买楼房娶媳妇。”

我们一家三口人，在这样幸福又烦躁的日子过了一个星期。吃完饭的傍晚，父亲忽然嚷嚷着左脚板发痒，他扳着左腿，曲起手指头不停地挠着脚板上的纱布说：“痒，痒痒。”

母亲不知所措地看着父亲。

父亲说：“我觉得是好了，你帮我把纱布解开吧。”

母亲听从了父亲的要求，她让我拧亮了手电筒，对着父亲的脚丫板。她小心翼翼地解着纱布，她的手指哆嗦着，嘴巴也哆嗦起来，她边解纱布边说：“慢点，慢点。”

解开最后一道纱布的时候，我把手电筒的光亮逼近了父亲的脚丫板。我看清了父亲泛白的脚丫板中间，突出着三个针尖粗细的黑点。我以为是拔掉那三根黑毛留下的疤痕。我正要抬头仔细看时，父亲弯起身子把左手抓在脚板上，他慌乱又急促地抓挠着黑点，更加大声地嚷：“对，就是这里，痒痒得难受！”

母亲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手电筒，她握着手电筒，拨开父亲的手指，把光柱集中在那片黑点上，探头仔细审量了一会，伸出手指在那三个黑点上触摸了一下，然后母亲大叫起来：“天哪，那黑毛又长出来啦！”

母亲边喊边把我拽到她前面，带着哭声说：“泽，是不是我眼花了，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又长出来了？”

我凑近了父亲的脚丫板，在明亮的光柱里，我看清了，父亲的脚丫板上，的确又长出了三根黑毛。就在原来那三根黑毛生长的位置上，却不偏不倚，锋芒毕露，就像春雨过后的大地，生机勃发。我朝后倒退了一步，父亲发出了呜呜的叫声。他像是哭，又像是在笑，他缩起身子，靠在床头上，粗重的嗓音像是动物似的哀鸣。

母亲熄灭了手电筒。

那天晚上，夜里繁星灿烂，银盘似的月亮熠熠生辉。萤火虫游弋在树杈之间，摇头摆尾，让人眼花缭乱。草地里的蛐蛐和不知名的虫子吹拉弹唱。面对这场大自然的狂欢，我却感到了乌云密布的压抑，仿若巨大的幕布包裹着我，让我窒息到难以喘息。父亲和母亲在卧室里一直没开灯，我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对话，就像被大雪覆盖的树枝一样痛苦的呻吟。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只想老实活着，踏实做人，可是他却怎么得了这样一种让人害怕的病呢？

“你在外边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我能吃什么呢？就是一般的饭食，海参鲍鱼我也吃不起啊。”

“那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人和事？心里疙疙瘩瘩才出毛病了？”

“我整天在船厂里忙着干活，哪有时间出去逛？”父亲咳嗽了一声说：“我在青岛五年，都没去海边玩过。”

“这真是造孽了。”母亲叹口气，停顿了老大会儿才说，“老天爷怎么和咱家过不去呢？”

父亲和母亲的对话声越来越小。我躺在小床上，茫然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夜空。难道真要下雨了吗？我似乎听到了沉闷的雷声，从深邃的夜空里传过来，潮水一般淹没了我，让我的整个身子如一片树叶漂浮起来。

“你爸爸不见了！泽，快醒醒，你爸爸不见了。”母亲的叫声把我从睡梦里惊醒。我睁眼看到母亲站在我床前。母亲抖着双手，她的声音也跟着哆嗦。我起身下床，低头穿鞋，母亲已经跑出了屋门。她的脚步声踉跄，就像石子在水面上溅起的水花。我跟着母亲跑到院子里，尾随着她奔到大门外。母亲已经跑到了村街的十字路口，早上的阳光密密麻麻地包裹在她身上，她翘着脚尖四处张望，两只胳膊来回摆动。一些村邻们从她身边走过，侧目看着惊慌失措的母亲。

“他怎么说走就走了，他能去哪里呢？”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对村邻们重复着，她像是在问别人，又像是自言自语。村邻们都围着母亲，说着劝解的话，我听到母亲在众人的劝解里发出了哭声。有人冲我喊：

“泽，快让你妈妈回家吧，别着急，你爸爸没事，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走过去，拽住母亲的手，拉着母亲朝家走，邻人们跟着我和母亲走进家门。我这才看到，父亲穿过的雨靴歪倒在门槛下边，像是被谁踢翻的样子，显得无精打采。母亲坐在沙发上不停地哭泣，她嘤嘤的哭声烟雾一样在屋子里缭绕。村人们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他们对母亲说着同样劝解的话，然后又叹着气离开了我家。母亲断断续续的哭声让我心急如焚，父亲为什么会不辞而别？脚丫板上长了三根黑毛难道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怎么会让我们这个三口之家陷入了崩溃的地步呢。

那个阳光荡漾的上午，大风像一群狂乱的脚步在我家院子里奔跑，把母亲的哭声搅得支离破碎。我对着房顶上的青瓦发呆，我以为父亲这次真是消失了，他不会再出现在我和母亲面前。这样的判断让我感到悲伤和绝望，我希望母亲能一直哭下去，她的哭声能把父亲召唤回来多好啊。太阳移过头顶的时候，我听到我家房屋后面的村街上响起几声汽车喇叭声，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接着我听到有人叫：“庆才回来啦？”

“庆才你干吗去呢，你媳妇正在家里哭得厉害呢。”

父亲嘿嘿的笑声穿过墙壁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支起耳朵仔细倾听着，没错，是父亲回来了，这一阵脚步声和父亲的嘿嘿的笑声让母亲停止了哭泣。我看到母亲擦着红肿的眼窝，侧耳听着村街上的动静。她用嘶哑潮湿的声音对我说：“你听，是不是你爸爸回来了？”

我对母亲点点头。母亲迟疑了一下，便像一股旋风一样窜出了屋子。她奔到大门的时候，就与迎面进来的父亲撞了个满怀。接着是一群城里人打扮模样的人跟着父亲走进来，他们打量着我家的院子，纷纷说：“这农家小院，真惬意，收拾得干净真好！”

其中一个身体微胖，戴着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叠钱，递给父亲，笑着说：“到你家里了，这些钱你收下吧，也算我们感谢你的一点心意。”

父亲看看母亲，又看看我，他搓着手，对着那个中年男人笑得咧开了嘴巴。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父亲就悄悄起床了。他被脚丫板上再次长出的三根黑毛感到恐惧和绝望。他决定一人去县城找医院的外科医生，去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一路疾走，身轻如燕，脚丫板上的三根黑毛使他脚底生风，贴着地面呼呼前行。他的前行的速度轻而易举地超越了路上的自行车，电动车。只要父亲愿意，他甚至可以不费力气地超越突突叫响的摩托车，他如影如闪电的速度让路上的行人目瞪口呆。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己眼花遇见了灵异的物体。

快到县城的时候，父亲紧跟着一辆呼啸行驶的大货车，他被大货车轮胎掀起的气浪和尘埃弄得聒噪，索性收腹提气超越了大货车。就在父亲的步伐和大货车并行的时候，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子奔跑着穿过大路。大货车刺耳的喇叭声把男孩吓呆了。男孩子呆张着嘴巴对着迎面狂奔过来的大货车。这时候的父亲像一只弹跳的皮球一样冲到了男孩子面前，他伸手拽住了缩成一团的男孩。在大货车吱嘎吱嘎的刹车声中，父亲抱住了男孩，又像影子一样闪到路边。大货车仓皇逃窜，男孩的父亲跟着追了过来，他攥着父亲的手，大呼：“救命恩人，我要感谢你。”

父亲飞身救人的事很快就被目击者发布到了网络上，手机的微信上。不到一天的时候，父亲的临危不惧的救人视频在移动媒体上的点击率就达到了十万多次。很多热心人心潮澎湃地称父亲为“威武飞人”“现代蝙蝠侠”等称号。

一些人陆续来我家里找到父亲，他们要亲眼目睹父亲飞人的传奇风采。这些城里来的红男绿女拍着手掌要求父亲表演一段飞檐走壁，或者要求父亲跳到我家院子的老槐树上，把鸟窝的蛋掏出来。父亲和母亲被突然闯入的这些人惊得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窝在沙发里，抱着头，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热情高涨的陌生人。很快城里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们也来了，他们要求父亲脱掉鞋子，要仔细看看父亲脚丫板上的那三根黑毛。那些记者们对父亲说：“我们的宣传会给你带来很多名利，你配合一下，就会名扬天下了。”

这些人持续不解的怂恿和鼓励，让父亲哆嗦着脱掉了鞋子，他扳住了左腿，把脚丫板伸到了记者们的镜头前。只是瞬间的寂静，围观的人们便发出了大呼小叫的声音。随着照相机手机拍照的快门声，父亲像个受刑的犯人一样，痛苦地闭上了眼。那些记者们不乐意地嚷起来：“你应该笑起来，幸福地，快活地笑，对生活充满希望地笑……”

他们对父亲示范着笑的表情，鼓励父亲做出笑脸。我看到父亲咧开嘴巴的笑比哭还难看，他的笑像是极力反抗的挣扎，近乎狰狞。这些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高兴而来，看到父亲脚丫板上的黑毛，在哈哈大笑里尽兴而归。村邻们也跟着来看我父亲，他们和那些城里人一样，趴下身子察看父亲脚丫板上的黑毛，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就像熟透了的南瓜，随时都要炸开。村人对父亲说：“庆才，你跳一个俺们看看，你跳树上把麻雀窝的蛋蛋掏下来。”

“庆才，你厉害，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你能长这么个光宗耀祖的本事。”

村人们学着城里人的语气说：“你现在是名人了，以后不用再出苦力打工了，你很快就能挣到大钱了。”

父亲一脸茫然地看着众人，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父亲。我们全家人对突如其来的改变却怅然无助。

果然有人来了。先是体育局的几个领导，他们来看父亲，他们希望父亲能做一名跳高运动员，为县里的体育事业争光添彩，可是他们看到父亲满脸的皱纹，却摇摇头走了。再就是连续几家快递公司的经理来对父亲说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希望能借助父亲飞毛腿的名声来壮大快递公司的声誉，以此来扩展业务。不过父亲伸出树皮一样粗糙的手跟他们握手时，他们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这些来看望父亲的领导和老板对父亲表达了同样的遗憾：“唉，你年龄太大了，没有培养你的价值了。”

然后是一家杂技艺术团的负责人来到了我家，他们让父亲站起来，围着父亲看了一圈。其中一个胖子喷着满嘴的酒气对我父亲说：

“你来我们杂技团吧，我们把你包装成鸟人，保证你一月能挣两万块钱。”

父亲愣怔了片刻，才问那个胖子：“什么是鸟人？我是个人，怎么能装鸟呢？”

胖子审量着父亲，呲牙笑起来：“没有钱，你就活得人不像人！”

父亲似懂非懂地看着胖子。胖子瞥了一眼我和母亲，又打量着我家里的摆设，对父亲说：“你有钱了才能活得像个人，你看看你这个狗窝一样的家，老婆孩子都跟着你受罪。”

胖子的这些话像一根看不见的木棒打在我身上，父亲涨红着脸，低头瞥了一眼母亲。

胖子说：“你可以跟我试试，我不骗你，你会很快过上幸福的日子。”

父亲决定要去杂技团的那天，正是我放暑假的第二天。母亲给父亲整理了行李，就像父亲去青岛打工的时候一样，母亲给父亲的行囊里装好了被褥，烙了一摞厚厚的葱花饼。父亲摸着我的头说：

“泽，我要出去挣钱了，我要挣钱养活咱这个家，你在家等着我吧。”

父亲走出家门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阳光像透明的羽毛一样飞舞，风在阳光里肆意穿梭，发出翅膀拍打的声音。父亲走出大门，回头朝我和母亲张望了一眼，阳光的明亮就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了他。父亲的影子在我的注视里越来越模糊，像一滴水一样融入汪洋的明亮里。一直到屋后的村街上响起汽车发动引擎的声音，我抬手擦了一把眼，才发现我流泪了。

自从父亲外出跟着杂技团挣钱以后，往日里那些接踵而至来看我父亲的人们消失了踪影。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们也没有再来过我家，网络媒体上关于我父亲的帖子也如泥牛沉海，不见波澜。仿佛寒风掠过的田野，我家里陷入了一种空荡的寂静之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甚至恍惚认为父亲还像以前一样六年也不会回家，他一直在青岛兢兢业业地做工挣钱。一直到半个月以后的早上，骑着绿色摩托车的邮递员敲响了我家的木门，把一张薄薄的汇款单递过来的时候，我才又想起了在杂技团挣钱的父亲。那张汇款单上的金额是一连串的数字，我仔细数了三遍，才数清是一万块钱。我把汇款单上的附言念给母亲听，短短两句话：我很好，放心。

母亲听到我念完这两句话的时候，擦着眼泪笑了起来。她笑着笑着又流泪了，只能擦干了眼泪再笑。她擦着眼泪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了。”

母亲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她说完这句话，就端着盛满谷子的木瓢喂鸡去了。

一万块钱到底是什么概念呢？一万块钱有多大，有多长，有多厚，有多重，我想象不出来。我更无法想象一万块钱的价值有多少。一万块钱能换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只是对父亲怎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挣了一万块钱这件事感到好奇。我内心萌动出想看看父亲是怎么挣钱。父亲是不是真像杂技团里那个胖子老板说的那样，他把父亲包装成了一个鸟人，让父亲像鸟儿一样漫天飞行呢。那个胖子说的话我还记得，他说我父亲脚丫板上的那三根黑毛就是火箭上的助推器，就像火箭没有助推器就是一堆废铁，我父亲没有脚丫板上的三根毛就是碌碌无为的老男人。这么说父亲脚丫板上长的这三根毛是幸运的，父亲因为有了这三根毛才有了挣钱的资本和能力。

从接到父亲寄来的汇款单那一天起，我内心里想见到父亲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憧憬父亲在杂技团里英姿飒爽的样子，他腾云驾雾，俯瞰芸芸众生，听欢呼和掌声如潮水起伏。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天晴了又阴，刮风了，下雨了，太阳出来了又落下。我在无尽的等待里盼望父亲回来。那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和母亲刚睡下，听到院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母亲披衣下床，我穿鞋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走进大门的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咳嗽声。母亲叫出了父亲的名字，父亲湿漉漉的回答从门缝里传进来：

“是我，我回来了。”

母亲拉开了木门，父亲的影子便随着月光照进了院子里。

“泽，是我回来了。”父亲的影子晃动着靠近了我，他哆嗦着张开了手掌，一点橙黄的灯亮在父亲的手掌里闪烁着，就像一丝奄奄一息的火苗。

“什么呀？”

“萤火虫。”父亲说，“我刚在路上捉到的，送给你。”

父亲让我张开手掌，他把萤火虫放在我手心里，我感到一种毛茸茸的温暖在我手心里荡漾起来，慢慢的融入了我的心里。父亲牵着我的手朝屋子里走，母亲在他身旁问：“回来了就好，还走吗？”

父亲低头迈进了门槛，他摇摇头说：“不走了。”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沙发里，接连喝了两杯茶，才给我和母亲讲了他在杂技团的经历。我和母亲围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面前的父亲。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父亲胖了，脸膛比以前白净，他窝在沙发里的身板也比原来宽厚了许多。可是他的语气和神情就像被霜雪打蔫了的庄稼一样无精打采，在昏暗的灯光里散发着丝丝凉意。

“杂技团的老板对我还不错，我去了之后，就整天给我吃鸡鸭鱼肉。老板说，吃饱了才能有力气表演，所以我一日三餐吃得都快撑破了肚子，我除了吃饭就是给观众表演跳高，刚开始先是两米的高度，每次我跳过去了就再增加高度，两米半，三米，四米……我一次次挑战着高度，杂技团售出的门票越来越多，观众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我能跳得像大树一样高，希望我能跳到云里。每一次我跳得更高的时候，杂技团的老板就会用大喇叭对观众吆喝，要求观众把钱扔到表演台上，以此鼓励我跳得更高。我每天都享受着欢呼和掌声。老板挣了钱也没亏待我，我寄给家里的那一万块钱就是老板给我的。他准备给我胳膊上装上两只羽毛做成的翅膀，让我真正就像鸟儿一样表演空中飞人。这时候出了意外，在前几天，我脚丫板上的三根黑毛慢慢褪掉了，我突然就跳不起来了。老板很着急，那三根黑毛怎么说掉就掉了呢。我都快急哭了，老板把我拉到省城的医院里。最著名的专家名医也解释不清，我脚丫板上的黑毛是怎么长出来又是怎么褪掉了。最后专家名医的联合会诊结果是，怀疑我的饮食和工作环境发生了改变，所以那三根黑毛也就褪掉了。

父亲像个反刍的牛一样慢悠悠地诉说他在杂技团的经历。还没等他说完，母亲哭出了声，父亲缩起身子，低头看着哭泣的母亲。

父亲说：“你哭什么呢？”

母亲擦着泪说：“我是高兴极了才哭的，那三根该死的黑毛终于褪掉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那三根黑毛是咱家的福根啊。”父亲说着伸手脱掉左腿的袜子，抬起左腿，把脚丫板伸到母亲面前，急赤白脸地说，“你看看，我真倒霉，这三根毛说没就没了，这日子真操蛋！”

父亲说着吭哧了一声，浑身便抽搐起来，就像被阳光曝晒的渔网，紧紧缩成一团。母亲愣怔着看父亲，她的手朝父亲伸了伸，又耷拉在双腿间。母亲扭头看着我，低声说：

“你爸爸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我蹲下身子，伸手拉父亲。父亲在我的搀扶下站直了身子，抹了一把脸对我说：“看来我就是出苦力挣钱的命，我还得去青岛造船厂打工。”

第二天一早，父亲让母亲给他整理了行李，就像他去杂技团的时候一样，母亲给父亲的行囊里装好了被褥，烙了一摞厚厚的葱花饼。父亲摸着我的头说：

“你要相信，这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

父亲走出家门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阳光像透明的羽毛一样飞舞，风在阳光里肆意穿梭，发出翅膀拍打的声音。父亲回头朝我和母亲张望了一眼，阳光的明亮就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了父亲，他的影子在我的注视里越来越模糊，像一滴水融入在汪洋的明亮里。

父亲去了青岛之后，一直没有音讯。我家里又显得空荡荡，犹如平静湖面上被一块石子激起的波纹，因为父亲脚丫板上的三根黑毛带来的喧哗和寂寥，在父亲离开家之后的瞬间又恢复了冰面一般的寂静。母亲依旧每天早上起床，拉开鸡笼，端着木瓢，嘴里发出唧唧的声音给鸡们喂食。然后点燃灶膛里的柴禾做饭，我背着书包穿过弥漫的炊烟去上学。下午我放学回家，母亲就坐在饭桌上等我，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总是说：

“洗洗手吃饭吧。”

我放下书包，在母亲默默的注视里洗手吃饭。一直到三个月以后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手里捏着一片薄薄的信封。母亲把信封递给我，语气里带着欣喜：“泽，你爸爸来信了。”

“我爸在信里说了什么？”

“他还在船厂打工，像以前那样。”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你爸爸脚丫板上还能不能再长出三根黑毛，他一直在盼望奇迹再次出现。”

我对母亲噢了一声，却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在母亲默默的注视里，我洗干净了手，坐在饭桌旁摸起筷子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