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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译版《飘》——不可复制的惊艳

2016-12-20黄媛媛

北方文学·下旬 2016年9期
关键词:译本译者小说

黄媛媛

摘要: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是玛格丽特·米歇尔长篇名著Gone with the Wind的最早汉译本,自1940年出版以来,受到几代中国读者的青睐。傅氏娴熟优美的文笔及归化翻译策略使得该译本在众多译本中独树一帜,令追随者津津乐道,然而在学术界却正是致其饱受非议的根源,直至近年才逐渐得以正名。傅先生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诸多的历史渊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发展时期,形成了特定的语言形态和具有时代气息的审美情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导致翻译的功利性凸显,影响了译者的原著定位和策略选择;而翻译发展的特殊阶段,和众多文坛巨匠参与译事,则赋予了当时译者在译文处置上更多自主权。总而言之,是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傅译版《飘》不可重制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飘》;不忠的美人;社会文化环境

“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像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下巴颏儿尖尖的,牙床骨儿方方的。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儿的茶褐,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娥眉.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上,画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就是她那一身皮肤,也正是南方女人最最喜爱的,谁要长着这样的皮肤,就要拿帽子、面罩、手套之类当心保护着,舍不得让那大热的阳光晒黑。……”

这是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的开篇,涓涓细流般的文字,带着充满吴语韵律的独特美感,仿佛为读者拉开了一副精致而不失恢弘的朴丽画作,令人手难释卷。作为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的著名长篇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最早汉译本,该书于1940年末甫告问世,即在民众中引发了巨大反响,此后数番再版,约有半个世纪,都是Gone with the Wind在中国大陆的唯一译本,赢得了众多中国读者的青睐。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界兴起了一股世界文学名著复译热潮,数十年持续不退,为这部畅销作品陆续增添了几十种新译本,其中不乏精品,但傅译版《飘》依然是其中影响最广,也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版本。然而,在翻译界,这部引人入胜的佳作,从诞生之初,即因其归化翻译策略和大量的删节而频受指摘,时至今日,评论文章依然对其责贬、正名兼而有之,莫衷一是。

一、不忠的美人

少有译作可以似傅译版《飘》一样,在读者和学术界中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面是经年不衰的畅销与赞誉,一面则是贬大于褒的反复争议。前者可以从良好的读者反应得到印证,后者则落足于傅译本《飘》一书翻译策略的点点面面。

傅东华先生在本书中的翻译策略大致可归结以下:(1)文化层面上,以中国式的人名、地名来翻译相应的专有名词,运用大量中国俚语、习语实现文化意象的移植;(2)语言层面上,对词汇、句法乃至叙事结构进行改头换面,力求符合中文习惯;(3)结构上,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删节、修改,大刀阔斧地删改他所认为的不必要章节、段落描写;(4)行文风格上,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并带有鲜明的译者个人特色,文辞上多有增补,融入较多的再创作元素。最终,使得译文最大程度地“脱下欧化的痕迹”,贴近中国读者偏爱的文化习惯,读者阅读这部笔调诙谐、轻松自然的翻译小说,往往会获得良好愉悦的阅读体验,产生一种“无异读创作小说”的错觉。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傅先生通过以上翻译策略营造了译本独特的审美情趣,成功征服了当时对着小说有着很高期待的读者,最终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但同时,大量归化手法的运用以及译者对原文较为随性的删补,导致傅译本《飘》的译文在忠实性上失于严谨、慎密。这种“对原著的背离”,正是翻译界对傅译本《飘》最为诟病的地方,有评论者将之称为“不忠的美人”,意指其翻译语言很美,但不忠实于原文。

二、非偶然的选择

任何一部如傅译版《飘》般拥有几代忠实读者的译作,恐怕都不能被称为失败的作品。而撇开傅译版《飘》在归化翻译研究领域的贡献不说,忽略客观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仅仅以孤立的文本翻译实践来解读译本,甚或妄下定论,不可不说是有失偏颇的。小说Gone with the Wind出版于1936年,次年获普利策文学奖,1939年好莱坞斥巨资拍摄了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1940年在上海公映,引起极大轰动。在此背景下,傅东华先生应邀翻译此书。结合时代背景和译书始末,可以推知,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傅东华翻译策略的选择。

首先,译书的年代正处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微妙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传统学术规范的崩解,新的规范却尚未形成。从语言角度来看,白话文已经逐渐“赢得了它在中国语言中的重要地位”,但政府、媒体依然以文言或半文言作为“正式”文体,在文学作品中,尽管白话文已经成为了普遍应用的书面语言,但本身的发展并不成熟,往往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就翻译自身的发展来看,尽管这一时期译事迭起,涌现出了较多的翻译作品,但翻译的规则体系并未形成,探索实践多过理论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取决于译者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传统文学功底深厚、已翻译过如《吉诃德先生传》等多部文学作品的傅东华先生,在最新译著中继续采用驾轻就熟的“归化”翻译策略,可谓顺理成章的选择。

其次,当时的社会环境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译介西方先进文化来启发民众,翻译的政治性和功能性明显。在这种现实主义思想的驱动下,译者背负着“翻译为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服务”的深刻烙印,很大程度影响了译者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定位。有电影的先声夺人在前,无论是公众或舆论,早在作品尚未动笔翻译时,对该书也已有明确的期待,即一部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准通俗三角恋爱小说”。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使译者缺失了全面审视小说价值的时代契机。傅东华先生在《飘》的译序中写道:“……直至书的内容涉猎过了,电影也领教过了,才觉得它虽不能和古代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却也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可比——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确实还值得一译”,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定位,是一部介乎于“古代名家的杰作”与“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之间“值得一译”的“时髦书”。因此,他“得向读者诸君请求一点自由权”,因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并且直言,其译书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为整书的翻译策略定下了基调。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由于当时上海受到日军占领,文学作品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各种以抗战为主题的严肃文学均受到了封锁,审查十分严格。小说最终以一种迎合电影效应的笔调、手法和内容呈现给读者,除了作者本身定位及对读者期待的考量,也有出于出版便利的因素在。而对于这部富于社会学意义且主人公性格异常鲜明的小说,傅东华先生诚然是选择了多方权衡的翻译方式,但也更愿意读者能从阅读中有所收获——他希望小说的“鉴赏者”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可以“见仁见智”地去细细体会其中“极复杂极精微的”结构。在译序中,他特别提出反对“给艺术品戴帽子”的观点,驳斥了对当时社会中对该作品的一些非议,并着重点评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刻画方面的亮色,尤其对小说人物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之是“十分真实”而“具备创造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傅先生的心理定位不能不说又是十分矛盾的。

三、不可复制的时代

在以上对傅东华先生译书策略选择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傅译版《飘》的翻译策略,事实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翻译发展阶段中,傅先生自身文化审美和价值取向的体现。而只有真正代入当时所处的我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大环境之中,才能真切了解和把握译者内心的种种纠结与取舍之源。

1840年,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大量涌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图存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中国翻译也由此迎来了第三次高潮。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这次翻译高潮推至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新旧思想遭遇巨大冲击,文化面临转型,翻译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载体,以波澜壮阔之姿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在“救民族于水火”的精神动力下,众多社团、流派、译者纷纷倾力投身于文学翻译事业中,胡适、鲁迅、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新文学前驱者同时也成为活跃在译坛的领军人物,翻译队伍空前壮大。

在具体的翻译主张上,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两种文化意识的对抗,左翼进步力量极力主张“向民主文化的转折”,而右翼保守势力则倾向于维护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学者们以各自的刊物为阵地,对译什么、怎么译等各种翻译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翻译论争。从早期的文言与白话文之争,到其后的“信顺”之争,从有关翻译选材的救国论与艺术论之争,到翻译的地位和翻译自身的完善之争论,既有各执己见的强烈分歧,也有相互借鉴的深入探讨,为建立和丰富现代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翻译文学对精神建设的重要价值在此过程中得到认可,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成为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

这种翻译初衷源于政治、翻译过程依靠政治、翻译成果为政治服务的大环境,使译者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以文化撷取者的姿态对外来文化加以文化过滤和加工改造成为可能。这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状态和翻译氛围,为译者在译学领域展示其所倡导的翻译理论和策略提供了宽阔的舞台。而在这个译坛上明星闪耀的时代,译者本身具备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则赋予了译事上更多的自主权。这时期中的译者,毫无疑问地享受了作为文化思想传递者的鼎盛权威。傅东华也正是以这样一个文化思想传递者的身份,切实地履行着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不吝将鲜明的个人特色和翻译风格加诸于《飘》一书的翻译实践中。从这一角度来说,傅译版《飘》只是一个有着鲜活表现力的时代缩影。

四、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文化相互融合,语言也在悄然发生变迁。新时期文学翻译也将更为贴近现代审美,并随着翻译体系的发展完善而日益趋向标准化、规范化。

傅东华先生的译著《飘》文辞秀美、语言流畅、轻松诙谐,是一部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生命力强劲的优秀作品。傅先生在该书的翻译中,采用文白糅杂的行文风格,对名词、俚语翻译的意向移植,对原著情节的删补取舍等翻译策略,以现行的翻译标准来看并不合适,体现了一种特殊时代赋予的凌驾于原作之上的译者权威。长久以来,这种策略受到了翻译界学者们的诸多质疑。我们回顾历史,立足时代,通过分析译者的文化态度、原著定位及其成因,用客观、公正的立场去看待傅先生译书策略的选择,肯定傅译版《飘》在翻译发展史上的价值,认可它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应该说,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造就了语言和翻译的特定发展阶段,影响了译者的审美情怀和原著定位。在《飘》一书的翻译中,傅东华先生扮演了译者、思想引导者、文化传递者等多重角色,由此获得了超出通常意义的译者权力。而这部镌刻着时代风姿的译著,也因此终将成为翻译史上的绝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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