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佳

摘要：语用顺应论近年已经成为研究翻译的热门视角，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始终贯穿着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随着语用顺应论的不断发展，对中国文学典籍的翻译研究分析也广泛站在语用顺应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论语》译本中译例的分析，探讨了其中翻译的文化顺应理论，给后来的翻译学者以全面看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论语；语用顺应论；语言结构 ；动态过程

《论语》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现在乃至未来都起到教育与启示的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起，海内外的《论语》翻译就已经风生水起，至今已六十部作品。沈培新与丁建海指出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进行多层次的取舍， 还必须考虑如何成功地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译入目的语文本， 在顺应特定文化语境基础上， 彰显翻译的目的和译者的创造能力。顺应论视角将传统的翻译研究从单纯的语言层面（静态单层）转向到翻译的语用学（动态层面），翻译从此成为动态的过程，并上升到艺术创造力选择的新高度，语用顺应论为研究《论语》译本分析提供了较为全面可行的理论视角。

一、翻译与顺应

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语用学理论。随着1999年维索尔伦《语用学新解》的出版，顺应论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日渐成熟。在顺应论中，做出选择是可以在任何层面上同时发生的；不仅仅是改变表面语言结构，也可做出策略转变，从文体色彩到称谓等；是将某语作为母语的人群所表达的语言如何能够适应于某语非母语的人群所使用语言的日常习惯，不断创造新语和解释原语；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决定是否去使用本族语言或者不用本族语言，是否有选择地使用目的语中的语言；而且做出选择也不是平等的，有些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就要被迫舍弃另一种选择，按照能接受的程度做出最优的选择。总之，语言使用者需要做出种种不同的选择。

维索尔伦认为研究语言顺应有四项任务或者说角度，这四个方面不是分离的，而是语言的连贯语用研究中的四个务实的点：对语境的顺应（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对语言结构的顺应（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动态过程（dynamics ofadaptability）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性（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

在顺应理论和翻译实践基础上，翻译被视为译者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上一种动态选择和顺应的过程， 体现在译者、语言和语境相互之间的交际模式中。译者的翻译过程实质上就是译者对原文和译文不断进行动态顺应的过程，是对语言和文化的选择顺应过程。译者要准确理解原文，就必须在解码过程中顺应源发语的语言和语境，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实现对翻译目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语言顺应过程，从而达到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

二、文学作品与顺应

随着孔子学院等国家涉外机构的成立，儒家思想全球范围内传播，《论语》也已成为海外学者研究的热门。杨平曾在书中表示，一部《论语》外译历史，就是中西方文化彭转、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从早期西方传教士对《论语》的基督教化解读，到后来汉学家们的西方哲学化诠释，再到新近海内外华人学者致力于恢复其本原，《论语》翻译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利用的双重目的。①两百年的翻译史，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的日益频繁和欧美汉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译本不断推陈出新，复译呈现快速递增的趋势。以下将重点从语用顺应论的个角度谈论《论语》的英译本。

三、语境顺应

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大。西方主要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同源，而建立在儒学文化传统之上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和语言构造上与西方文学的差异远远大于西方各种文学之间的不同。有些概念是东方文化的特色，如“道”，在西方文化中却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借助顺应论提出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所以，在语境顺应中，不同译者对《论语》这本著作之后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将左右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以下为一例：

例一：夷狄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倄：五》

詹姆斯·理雅各：The Master said， `The rude tribes of the east and north have their princes， and are not like the States of our great land which are without them.

辜鸿铭：Confucius remarked，The heathen hordes of the North and East，even，acknowledge the authority of their chiefs，whereas now in China respect for authority no longer exists anywhere.

亚瑟·韦利：The Master said，The barbarians of the East and North have remained their princes，They are not in such a state of decay as we in China.

杨伯峻今译中这句的意思是“文化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夷狄”多译成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当时社会状态可能是蛮夷之地仍然没有能力拥有高级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制度，所以应该向华夏学习。以上三种翻译中“rude”“heathen”“barbarian”多有野蛮之意，但其实并没有贬低之意，没有考虑到当时孔子说这句话的语言语境，不能从一贯认为的“夷狄”的意思来翻译。

四、语言结构顺应

语言结构的顺应，就是在受到语境的限制前提下，选择语言、语体、语码，选择话语的构建成分，选择不同类型的话语和语段，以及选择话语的构建原则，从而实现篇内衔接、篇际关系以及线性序列的语言环境。因此，译者就要注意准确分析和把握原文中的语音和语调的抑扬顿挫、用词的褒贬程度、句子成分的递进与否等。《论语》为古汉语，其中包含的简明的词都具有深厚儒家哲学思想，所以，儒家的核心词是理解的关键，且在词汇和表达上模糊和不连贯表达较多。下面细看《论语》译本中出现的几个代表译例：

例二：字——“天”

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十三》

詹姆斯·理雅各：He who offends against Heaven has none to whom he can pray.

辜鸿铭：A man who has sinned against God，it is useless for him to pray anywhere at all.

亚瑟·韦利：He who has put hiself in the wrong with Heaven has no means of expiation left.

“天”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较多，可以从字面上解释为和“地”对应的客观实在，也能够理解为某种人力所不能掌控的客观不可变力。大多数天都蕴含第二种意思。“天”支配着包括人之生死富贵在内的所有规律和内在原则，非人力所能改变。理雅各用“Heaven”，将孔子的“天”和基督教的“天堂”联系起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更好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辜鸿铭翻译目的是介绍真正的中国文明，他将“天”翻译成“God”，因为基督教中上帝是万能的，操控一切的，他用了归化的手法将天和上帝靠近，便于英语世界的热衷基督教的读者理解。韦利的“Heaven”与理雅各不同，他着重在于将西方的超越和神秘观念引入到中国的哲学里，他阐释的立场就是西方的哲学思想，他想将西方和中国的哲学融合起来，这才将“天”译成“Heaven”。

例三：句法差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一》

詹姆斯·理雅各：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辜鸿铭：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s it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从句法上看，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语多无主语、主句，重语义，上下文之间也不需要必然的衔接和连贯，读者只要借住自身的语言知识和对词语的直观把握就能了解意思；而英语重结构，讲究完整的句型和必要的衔接，需要从严格的语法关系中总结意义。上例中理雅各的翻译中，基本上没有改变论语原文的反问句式，但是英语是孔雀尾重句较多，汉语为头重多，如此翻译将主要部分提后，适应了英语的表达习惯；辜鸿铭采用了完整的英文句式，上下文之间也有递进关系和转折词，疑问句改成了陈述句，表达上put into practice，fell no discomposure都是英语常用表达方式。

五、顺应的动态过程

顺应的动态过程是在语境限制下，对语言结构进行选择的动态中产生，受时间、语境、语言三方的制约。翻译的直接成果是在特定的交际情况下，目标读者出现后，才能展现出来。

所以，理雅各的译本将每篇的每章分割开来，并附有详细的注释，为当时热衷到中国传教又苦于文化差异显著的传教士们提供了一本很好的范本，而辜鸿铭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化繁为简，改用轻便的方法将译本和盘托出，虽然注释依旧很多，这也是为了英语为主要语言的读者能够更加明白《论语》所蕴涵的深刻哲理。韦利的译本一直为世人所喜，因为他的译本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风貌，富有现代气息，文字比较练达，风格接近原文，简洁流畅。这方面要谈到原作中出现了众多孔子弟子的名字，理雅各采用异化的方式，基本上保留了原文中的人名，采用了韦氏拼法对人名进行翻译；为便于译入语读者接受，减少交际障碍，辜鸿铭只保留了颜回（Yen Hui）和子路（Chung Yu）的名字，因其他弟子，如曾子、子贡、子游、子夏、子张、子贱、南容、冉雍、漆雕、林放等的名字均被简化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到后来韦利也采用异化，用拼音标记法记录人名，而没有做太多修改。

六、顺应的意识突显性

翻译是一个有强烈意图的行为。这种意识程度的差异体现了顺应过程的意识认知程度，译者对原语言和目标语使用分配的有意程度。意识程度主要受到来自心理与社会两方面影响，心理层面，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感知、定性、理解和记忆的程度不同；社会层面，社会道德、社会需要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顺应。译者能够运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使得译文能够顺应目标语文化和社会需要，再现原文的语言特点。

理雅各作为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就是从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的证据，同时证明在中国典籍中含有基督教思想的成分，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学，以耶稣代替孔子，他们极力突出儒家文化的宗教性质，从而传播福音，归化中国；辜鸿铭翻译《论语》是对之前西方传教士译本，尤其是理雅各译本不满的直接产物。他认为，中西语言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当我们把以事件性为特征的中文翻译成表达事物本质的英文时，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原意，就应该对英译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力图全面保留原文；韦利作为西方汉学家，由于其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翻译《论语》时倾向于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概念来诠释和替代中国思想，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影响了他们翻译顺应的选择。

七、结语

在英译的过程中再现《论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是传达原作风格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认真、最忠实阅读文学作品的首先不是作者的粉丝，而是作品的翻译者，因为翻译者只有仔细咀嚼和品味每一个字才能真正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从而让自己的译文达到传神的目的。通过语用顺应论从语境、语言结构、动态过程和意识突显性四个层面对《论语》译本进行了分析，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做翻译实践时，有必要时要适当且恰当使用通过语用顺应论看问题，争取能够全面地突出原文文本的特色和内涵。

注释：

①杨平：《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参考文献：

[1]Jef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杨平.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3]李占喜. 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

[4]孟健，曲涛，夏洋. 文化顺应理论视阈下的典籍英译——以辜鸿铭《论语》英译为例[J].外语学刊，2012.

[5]梅晓娟，周晓光. 选择 顺应 翻译——从语言顺应论角度看利玛窦西学译著的选材和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8.

[6]戈玲玲. 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解码[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7]沈培新，丁建海. 顺应翻译论观照下的《论语》两译本评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