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来自国内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美国亚太在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并配套亚投行作为其融资机制。若成功施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经济压力。亚投行的筹建成功是中国的一场胜利，但是更大的挑战在于具体基础设施投资上。中国版的多边金融机构到底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能否对旧国际金融体制做出合理的改良和创新。

【关键词】亚投行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

一、 引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是中国发起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虽然亚投行在名称中有“投资银行”的字眼，但是其属性绝非投资银行。对于亚洲国家来说，由于亚洲地区国家之间政治特征、投资回报的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基础建设投资理应成为亚洲区域性发展的金融机构的投资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一路”）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合作谋发展的宏大行动计划。

我国对于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将亚投行置于“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将其视为我们与世界对接的具体措施。基础设施建设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可以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实现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投资和融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

亚投行作为一个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机构，其设立和运行过程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主要以“一带一路”规划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视角，对亚投行在该战略下的具体投资情况做出分析。研究这一内容，对未来亚投行改良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和更好的发挥职能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亚投行的筹建背景

总结来说，亚投行的成立，可以说是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亚洲的经济体来说，客观上存在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急迫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发达国家受其深层结构困难制约，或复苏乏力，或在衰退边缘徘徊难以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对于亚洲来说，尽管新兴经济体增速近年来进入了瓶颈期，且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急需通过基础建设来调整其经济发展方式维持增长。基础建设的正外部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都有促进作用。对任何一个产业来说，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不仅会使整个产业的运输成本、加工成本的居高不下而无法获得国际竞争力，而且导致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上下游产业无法生存，丧失获得更高经济利益的机会。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08-2018年，整个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需要有8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而现有的多边银行，如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并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面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实际上对亚洲国家来说，缺乏一种将庞大的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的机制。另外，亚投行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它将能撬动5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规模。

第二，改进与完善国际经济体系治理结构的现实需求。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发达国家所领导的多边国际金融体系在结构方面、治理方面等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改革困境。国际金融领域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机制体制，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是70年前二战结束的前夕，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金融霸主地位。在这70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现存的金融体系曝露出很多弊病。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受到大多数国家所诟病，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增长。除此之外，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新兴经济体拥有了太多的话语权，并且这些金融机构程序繁琐，改革缓慢，而且要求援助国接受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亚投行有利于推动其改革进程，力求摒除这些弊病，正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失败的新探索。

第三，从国际战略来讲，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为了对抗美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P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发起TPP和TPIP的谈判虽然一方面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不满，但更深远的原因则是在实行重返亚太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企图在贸易方面孤立中国。美国在谈判中提出高度自由化、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劳工、人权等方面的高标准是目前中国很难达到的，这样的高标准一旦实施，将形成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此外， TPP和TPIP带来的重大贸易转移，而由于中国并没有加入相关协定，也没有与美国或欧盟双边贸易协定，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冲破“经济封锁”，抵消TPP和TPIP的负面影响。

三、机遇

1.高储蓄与巨大的外汇储备

经过35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中国已具备向世界输出资产的能力。据2014年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在2014年度，对外投资1140亿美元，加上一些资本的再融资，总共达到1440亿美元。而2014年国内利用外资为1200亿美元，其间差距20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已经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将巨大的外汇储备用于多边金融机构，不仅可以防范外汇管理风险，还带动更多的中国资金走出去。而实际上，外汇储备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货币国际使用程度的提升，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充裕的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而高储蓄的重要性要大于外汇。

中国将持有的大量外汇用于亚投行的基础建设融资，而融出海外的资金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而存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先行投入与融资安排，因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倡导与协调作用的国家，其国内必先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由于人口协调和发展阶段特点，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结构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

2.输出过剩产能与低端产业链转移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根本弊病。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 （ capacity utilization） ，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目前我国总体产能利用率为78.7%（2014年数据），虽然看似与区域合理区间差距不大，但不少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着实担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范围，已经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石油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扩展到新兴行业如光伏、风电等。

有学者认为，导致现阶段中国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以来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拉动投资，导致了外贸依存度较高和严重的产能过剩。由于十多年前中国也出现过产能过剩的情况，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通过对外承包输出工程，能够有效的缓解产能过剩。并且提出，当今全球产能市场配置不合理，造成了产能向外输出的可能性。短期内，一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有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对外承包工程不仅会带来自身的输出要素，还会从带动出口贸易、劳务输出、和对外直接输出等多个方面促使产能输出。

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借助沿线节点城市的枢纽优势和当地资源优势，强化产业优势，打造制造优势，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国际分工格局。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随着工资、低价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上升，将逐步转移到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随着美国“页岩油气”战略的推进导致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下滑，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将在数年之内陷入低迷，而“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将有助于缓解衰退趋势 。事实上，由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渊源，中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这一地区投资，特别在新的倡议下，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根据IMF的统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已经由2000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5年的500亿美元。具体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去年12月已经确定了包括莫斯科-喀山（Kazan）高铁、霍尔果斯（Khorgos）-阿克套（Aktau）铁路、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等在内的6个超大型项目。

3. 为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和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倾斜集中，造成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上的巨大差距。1978年、2000年、2008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214、0.260、0.283，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问题日益突出。而一带一路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一些受历史与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的省市。一带一路将为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为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的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实现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能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张可云从如何保障“一带一路”区域战略的实施效果方面，根据区域政策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四管”的具体问题。安树伟总结了“十二五”政策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进入相对均衡时期，但是东快西慢的格局并未改变，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区域格局态势将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开放的格局。

四 挑战

1.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特点就是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前期沉没成本特别高。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存在着投资收益率偏低，要靠自身收费来收回投资的相关本息，需要很长的时间。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国际投资者不太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中国政府依然承诺了6%～8%的相对高收益率。

由于国际市场环境不同于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带来不同种类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的系数叠加效果，也不可能促进要素流通来改善总体经济配置。像亚投行这样的新兴国际多边机构，其发展理念也需要突破单一项目、单一工程的视野，向统合上下游产业的一揽子投资理念发展。在全球价值链日益整合的时代，亚投行对一国的基础设施规划，不能脱离于其下游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孤立孤立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如果没有下游的高附加值下游产业，亚投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没有意义，项目偿还能力也面临着问题。如果没有前期的基础设施、高附加产业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指导，那么整个价值链的建设就需要更长时间，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也会更长。

2.投资安全面临的较大的风险

亚投行的成员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出资国；另一部分是受援国。亚投行的资助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处于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带，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宗教状况可谓是千差万别。

卢峰等学者认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项目实施层面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与风险。一是体制政策风险，即便在政治层面确立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治层面可能存在大量的协调困难。二是管理风险，在国外面对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方面的不适应。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伴随着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人为干预。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环境破快极大的基建方式一直为以美国和日本所诟病，甚至基于此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国内执政党轮替、政局动荡、爆发内战等事件导致的中途停建、发生坏账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例如香港的一家投资尼加拉瓜的大运河项目的企业，本来之前跟克里米亚当地政府已经谈妥，各方面资源也已经调配完毕。但突然间并入俄罗斯的政局变化导致这项工程被无限期推迟，这家公司投资的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3.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运营经验不足

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选择、评估、运营和后续评价等方面需要一系列的指导与技术支持，短期内需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亚投行需要在旧的体制上创新，规避旧体制的官僚性、无效率以及需要创新决策机制平衡各成员国间的利益诉求。

“一带一路”的战略提供给亚投行海量的项目，但是在具体的投资项目方面，亚投行需要准确定位细分市场。盲目的投资一方面将带来事倍功半的风险。另外庞大的体量或将挤出基础亚洲基建投资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有资本，以及来自亚洲区域内外的私人资本，最终将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具体措施方面，有学者提出中国首先要把投资聚焦到亚洲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市场失灵难题。长期以来，亚洲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短板，既是制约各国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次，亚投行投资融资项目宜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一国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结合起来，使所投资的基建项目真正有利于降低这些国家转型的交易成本。这需要亚投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做足市场调研，摸清项目所在地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及其风险种类、立足现状，做适合当地长远发展的项目，照顾到当地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能力。

五、结论

亚投行作为新兴的国际金融机构，尽管在某些功能立意上亚开行、世行这些取向截然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性功能例如发行融资债券、确定基建项目的规模和风险等方面是具有同一性的。基于此因，前文所提到一些挑战的应对上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

第一，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发行债券方面。世界银行具有将近70年的债券融资经验，其债券发行机制对对于亚投行具有示范意义。世行的发行机制主要由《全球债务发行工具》和《最终协议》两部分组成“母子协议”构成。且世行在国际资本市场持有3A级评级，并在债券市场长期实践中形成优先债券人地位。而亚投行具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般优势，由于加入者大部分均是主权国家，同时在债务信用担保上通常也是选择有主权国家通过认缴资本来进行担保，因此有可能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此外，由于老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优先债权人地位不仅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保障了国际金融机构债务稳定，而且在各国的国内法律体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因此同样是作为多边金融机构的亚投行也有望享有优先债权人地位。在具体的债券方面，投行应当大力发展绿色债券，体现其运营的绿色理念；积极发展人民币债券，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重视发展非核心货币债券，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在确定基建项目方面。基建项目涉及的范围颇广，而因此涉及的项目甄选和有关项目风险的分析必然会借助世行的成功经验。例如世行为了确保项目实现和资金安全，特别设置了采购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具体到基建贷款项目上，以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为例。世行对中国采用与其他借款国相同的采购管理方式，采购管理贯穿项目全过程，包括项目准备、评估、谈判、执行和后评价等。而在管理规则制定上，采购管理遵循这两套《指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和信贷指南》与《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和一系列《标准招标文件》的指导和规范，这些规则通过世行不同级别采购人员审查执行。此外，根据最近的报道，亚投行与世行达成合作开发项目的协议，通过世行在项目采购、环境和社会保障之类的领域的参与，亚投行将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优化运作方式，使其更科学和更规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地区性投资的新的金融机构平台，亚洲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各成员国将通过亚投行这个金融平台，共同合作改变亚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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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乾坤（1992—），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武汉大学WTO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