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新锐导演兼编剧、制片人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尽管拍摄的故事长片并不多，但是却以一个独立电影人的身份获得了好莱坞新一代大师的美誉。安德森的电影也从来没有被纳入主流商业电影的行列之中，安德森更加类似于一名人文主义者，社会问题、人类的道德与本性等均是安德森电影关注的主题。文章从电影对文学著作的深层开掘，《圣经》元素与对人性恶的探讨，电影对西方社会精神病症的关切三方面，分析安德森电影的人文气质。

[关键词]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电影；人文气质

美国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青年新锐导演兼编剧、制片人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1970—）尽管拍摄的故事长片并不多，但是却以一个独立电影人的身份获得了好莱坞新一代大师的美誉。[1]早在高中阶段，安德森就在短片《大炮王迪哥传》（The Dirk Diggler Story，1988）中展现了自己的电影才华，而在进入纽约大学的电影系后，安德森则很快辍学，随后以自学成才的方式接近影坛。尽管安德森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常规学院教育，但这并不影响其凭借着电影之中深厚的才华成为好莱坞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安德森的电影也从来没有被纳入主流商业电影的行列之中，安德森更加类似于一名人文主义者，社会问题、人类的道德与本性等均是安德森电影关注的主题。在非商业电影苦苦求索的今天，安德森所灌注在电影之中的人文气质对于其他电影人可以说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一、对文学著作的深层开掘

对文学著作进行改编是保障电影之中人文气质的重要方式。一部分出自大家之手的文学著作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原作者赋予作品的，能够震撼读者心灵的哲理情思。而电影导演对文学著作的改编过程也就是与原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一旦导演能够对作品进行有深度的开掘，那么电影和文学将势必在人文情怀上取得令人称道的化学反应。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改编自著名“隐士”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同名小说的《性本恶》（Inherent vice，2014），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品钦第一部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安德森几乎无法找到合适的参照对象。但是安德森对于原著精髓的精准把握依然使得该片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的最佳改编剧本提名。小说诞生于2009年，此时已到晚年的品钦相比起早年《万有引力之虹》的时代已经更倾向于做一次私人化的写作。小说套用了一个类似于钱德勒通俗侦探小说的表层结构，甚至在人物和情节的设定上也与钱德勒小说有着颇多雷同之处。但是品钦却无意使用破案这一悬念故事来吸引读者，给读者提供浅薄的阅读快感，以至于整个故事的情节十分松散，故事最终也没有真相大白。一言以蔽之，品钦原著与典型侦探小说之间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关系，品钦的本意是借用侦探小说的故事来给观众展开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加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众生相，只是由于小说的亦庄亦谐（如充斥着大量的黄色笑话、恶俗的双关语、下流的俚语等），因此读者很少能够进入到品钦原著的深层。

而安德森很好地领悟到了这一点，首先，安德森利用了电影影像化叙事的优势，将品钦用文字所未能完全传达出来的社会风貌贴切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例如，在洛杉矶这个光怪陆离的“后现代城市”外表之下游荡的是对于毒品、滥交和“革命”有着如饥似渴向往的嬉皮士青年，在房地产业的恶性发展之中逐渐老无所依的边缘人物（墨西哥裔、黑人等），包括国家机器运作之中的种种黑幕等。电影之中的罪恶源头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地产开发商、戒毒中心和贩毒团伙，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府，而更应该探寻至人们本性之中的贪婪和自私，只是这样的物欲在六七十年代的洛杉矶被释放得尤为明显。[2]而主人公多克则是一个吸毒成瘾，带有嬉皮士做派，经常随意地穿着拖鞋的私人侦探，但是他身上又并非没有某种理想主义的闪光，不然他也不会应前女友的委托调查案件，这些都让即使并非成长于电影中特定时代和地点的观众也能对故事背景有着比较全面的认知。

其次，在对电影进行改编时，安德森为了将小说之中某些带有幻想意味的描写落到实处（如人在吸毒之后产生的诸多幻觉），还参考了大量其他黑色电影，如罗伯特·奥特曼的《漫长的告别》，霍华德·霍克斯的《夜长梦多》和罗伯特·奥尔德里奇的《死吻》等，使画面富有冲击力。对于改编《性本恶》，安德森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品钦作品的热爱，声称比阅读品钦作品更为愉悦的事情就是再读一遍，并且每次读品钦的书都能有新的体会。在这种兴趣的驱动之下，安德森才得以最终将近四百页的小说转化为一百余页的剧本，可以说，安德森电影之中的人文深度是无法脱离他对文学著作的热爱的。

二、《圣经》元素与对人性恶的探讨

《圣经》对于西方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根基地位，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都从《圣经》的哺育中诞生，如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等更是相当于对《圣经》故事在新时代背景之下的原型借用改写。失去了对《圣经》的了解，那么在探寻西方文化时则必然存在隔靴搔痒的遗憾。而在娱乐性和商业性更强的电影作品之中，导演们却较少借用《圣经》典故，一来电影叙事上的深度并非大多数导演所关注的目标，越来越多的电影正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之中追求着对观众视觉上的吸引而非思想上的叩问；二来当前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处于逐步被瓦解的低潮时期，发生于20世纪的多次人类灾难使人们很难再从传统宗教的信仰废墟之中找到继续笃信上帝的力量。然而《圣经》本身的经典并不在于单纯对基督教信仰系统中各种概念或道德规范的阐释，其中所包孕的种种小故事依然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而安德森就属于能够大胆而巧妙地在自己的电影中启用《圣经》故事中的母题的导演之一，这样的尝试也使得他的电影充满耐人寻味的人文气质。

以让安德森获得了柏林银熊奖的《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又译作“血色黑金”，2007）为例，电影实际上就带有非常明显的《圣经》的影子。电影题名之中的“血”便有多重含义，在《圣经·出埃及记》之中，原文就提到“埃及到处都是血色将至的景象”，血既可以视作圣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流出的，能够赦免罪人之罪的鲜血，也可以指被杀之人从地里向上帝哀告，诅咒这片土地的血。在电影中，主人公丹尼尔·普莱恩维尤是一个银矿工，因为意外获得了石油信息而飞黄腾达成为石油大亨。在油田他结识了假冒他兄弟的混混亨利，即使二人并非血脉上的真兄弟，但亨利与丹尼尔之间并非没有情谊，然而丹尼尔却在知道真相后杀死了亨利。而这仅仅是唯利是图的丹尼尔所犯下罪孽的其中之一，油田在喷涌出“黑金”的同时也如同受了诅咒，让丹尼尔在乎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圣经·创世纪》之中该隐在田间杀死亚伯之后，面对耶和华的质问，他隐瞒罪行，佯装不知，而耶和华则表示亚伯的血流到了地里，这片土地就受了诅咒，该隐终将被这血反噬。这个手足相残的故事便是丹尼尔杀人的原型。除此之外，亚伯因为在两个儿子之间心存偏见，最后引狼入室，把家传土地卖给了石油大亨，丹尼尔的儿子成年后反过来对付自己的父亲等，也都在《圣经》之中能够找到对应的典故。

从《血色将至》开始，人们开始明晰了安德森电影的特色，即在保证电影形式上的美学标准时还在内容上具备着丰富的人文气质。[3]由此，这位一开始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年导演很快便能够跻身好莱坞主流场域之中，成为当代为数不多的能同时在商业和艺术领域都获得成功的“70后”导演之一。

三、对西方社会精神病症的关切

安德森本人的父亲是一名成人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并且有着收藏黄色影碟的癖好。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安德森日后的电影创作，他虽然自幼便观摩大量黄色电影，深知成人对于此类感官刺激的迷恋，但在其成年后，他的电影却带有一种“反色情”的禁欲倾向，前面所提及的带有宗教意味的电影便是其中一例，并且安德森还有意识地将父亲的经历以及色情电影之中的叙事、母题等等运用在非色情电影之中。如其最先对电影进行尝试的《大炮王迪哥传》中就以“伪纪录片”的形式跟踪拍摄了一个色情电影剧组的工作日常。尽管剧情是虚构的，但是安德森却把他们的言谈举止拍摄得惟妙惟肖，这可以视作是其将电影本身与色情题材的首次结合。又如在《木兰花》（Magnolia，1999）中，主人公吉米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和儿子弗兰克·麦基之间的父子情也是电影之中的重要线索，而打扮颓废的麦基本人就是一个黄色节目的主持人，他给观众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对色情话题的侃侃而谈。从热衷于“窥淫”的父亲身上，安德森所接受到的并不仅仅是对色情的思索，还有着一种对整个社会出现精神病症的意识。在安德森所成长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都面临着信仰缺失、欲望泛滥的弊病，水门事件等的出现更是让人们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对于社会产生了质疑感和虚无感。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进入到电影领域的安德森开始运用电影这一载体来表达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关心，而电影本身的故事性则被安德森置于次要位置。[4]

安德森的处女作《赌城风云》（Hard Eight，1996），对安德森的电影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德森一方面由于票房仅有二十余万美元而被制片厂开除，另一方面又获得戛纳电影节的另眼相待，而处于悲喜交加之中，世界开始见识了安德森的电影气质，如在形式上明星阵容、长镜头的运用等；而在内涵上，安德森则表现出了令人无法忽视的对社会病症的犀利揭露。悉尼枪杀约翰的父亲，间接导致了约翰的潦倒，而悉尼选择对约翰的救赎方式是带他到赌城中以赌博来虚度光阴；而在悉尼的罪行面临着即将被吉米揭发的危险时，原本打算洗心革面的悉尼却再次举起了枪。直到电影的结尾，悉尼始终没有能够偿还自己犯下的罪孽。安德森揭示出人类尽管有向善的意愿，但是很容易为内心的自私所困扰。

又如在安德森自编自导的《不羁夜》（Boogie Nights，1997）中， 故事也同样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此时色情片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色情片导演杰克就依靠着这一工作获得了带泳池的豪宅；原本认为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就已经足够了不起的德克，因为成了色情片明星而春风得意；而从事色情片制作这一行业的人们在物质上获取极大满足的同时也往往有着难以为外人道的私生活。以摄影指导为例，他本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情色画面，看似已经麻木不仁，而他的妻子又是一名色情片的女明星，她每天都要在片里片外与丈夫之外的男人进行着疯狂的、真假莫辨的性爱，这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压垮了摄影指导，致使他失去了理智开枪杀妻。“Boogie”本身就有摇摆的含义，剧中的人均在肉欲、金钱、良知、人性等中摇摆挣扎。可以说，安德森并非有意为当前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群体性的精神病症开出一剂良方，但是他却关注着，并且善意地提示着处于现代语境之下的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或危机。其电影中的内核始终是以人为本的。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电影或是取材于著名文学大家的作品，或是对《圣经》之中的原型故事进行改写，保证了电影的人文品位和思想境界。在电影中，安德森直面人类在不同情况下所面临的悲剧或困境，体现着一种具有担当感的精神，并期待着当代人可以获得心灵的复苏。一言以蔽之，安德森的电影尽管还称不上臻于化境，但完全可以被认为是目前非商业电影中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张爱华.感悟美国“X世代”电影美国新锐电影人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03）.

[2] 安东尼·雷恩，陈薇薇.《性本恶》：光怪陆离的70年代[J].电影世界，2015（01）.

[3] 张勇.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反讽叙事、反差修辞与见证影像[J].当代电影，2013（11）.

[4] 焦雅萍.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电影中人物的边缘性[J].电影文学，2014（06）.

[作者简介] 景艳（1981—），女，河南三门峡人，硕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涉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