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2016-12-18马永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回族学科研究

马永真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略论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马永真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回族学的创新与发展，是回族学当前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回族学学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回顾回族学走过的历程，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宣告回族学已经基本建立。在此情况下，如何像蒙古学、藏学一样，把回族学建成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加强其学科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要做到这一点，需廓清回族学研究中依然模糊不清的认识或观念问题、处理好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诸类关系，并力求具体指出当前回族学学科建设和回族学研究应着重关注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从而通过完善学科体系，加强学科建设，为回族学的早日建立做出不懈努力。

回族学；学科建设；重点领域；重大课题

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都取决于它满足社会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如何；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同时取决于它满足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如何，回族学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认识，笔者以“‘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回族学创新与发展”为背景，谈谈当前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回族学的基本建立和回族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回顾我国的民族学发展史，经过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研究与建设，回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同时，作为一门新学科，面对学科创新与发展的时代使命，其学科建设的重大任务也被提上回族学的重要日程。

既然要谈回族学学科建设问题，还要回答某些来自对回族学的质疑，那就不能不对形成一门新兴学科的要素或标准进行对照研究，不能不对中国回族学百年研究与发展史作一简要梳理。回顾总结百年来回族学在中国的研究实践和成长历程，探索回族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律，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新学科构成或建立的标志性标准

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构成社会学学科的五种要素，即“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这五个部分建立起来后，这个学科就初具规模了”［1］（27）。对照标志学科构成的这五个标准，回族学也完全符合，具体包括：1998年成立的中国民族学学会回族学会（简称中国回族学会）；进入新时期以来，先后由宁夏社会科学院设立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分别设立了回族研究院、回族学研究院；在以上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相应的图书资料机构；1991年创办的《回族研究》（中国民族学类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6年创办的中国回族学会会刊《中国回族学》，以及全国各地先后创办的数十种回族穆斯林研究报刊。笔者认为，对于一个学科的构成或建立，除了上述五种重要因素外，一个学科研究了什么，它的学科体系的建构是什么，它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成果有哪些，它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和学术地位如何，等等，这对一门学科的支撑至为关键，而回族学的发展历程则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二）回族学逐步建立的百年历程

回族学的逐步建立，从萌发到发展成熟，经历了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清代（或追溯至明清两代）时期，这是回族学研究（回教研究）的肇始时期，以王涯（字岱舆）、马注（字文炳）、刘智（号一斋）、马德新（字复初）为代表。王岱舆著《正教真诠》两卷，马注著《清真指南》，刘智著《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天方性理》五卷、《五功释义》一卷，马复初著《天方春秋》《天方蒙引歌》等［2］，这些在中国封建社会最早出现的“以儒诠经”（经，指《古兰经》）的回回大儒及其著作，主要反映了我国早期回回学者对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只不过这种早期的回族学研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但它确实呈现了我国早期回族学研究的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上述清代四位著名学者被马以愚评价为“四君之作，皆用明乎回教之道也”［2］（85）。

2.民国时期，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回族史学研究兴起的时期［3］（646），以金吉堂、白寿彝、傅统先、马以愚为代表。他们的《中国回教史研究》《中国回教小史》《中国回教史》《中国回教史鉴》，是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代表性成果。对于金吉堂之《中国回教史研究》的出版，白寿彝评价曰：“回教人正式发表其对于中国回教史之整个的看法者，实以著者此书为首创”［4］（100）。而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修订本）则认为，“1926年，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在《史学与地学》上发表，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第一篇系统之作。1927年，著名史学家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发表，这部颇具功力的著作对回族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5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对回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贡献和境遇均有分析。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这本书是继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之后全面系统研究回族历史的一部力作”［3］（646～647）。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修订本）还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回族史论著最多的是白寿彝，他的重大贡献在于，一是为在我国建立回族学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回族史研究与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三是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四是把回族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联系在一起［3］（647～648）。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前述研究成果使这一时期以回族史学为代表的回族学研究面目为之一新。此外，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是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研究回族历史，正确指出回族解放道路的书籍，对教育干部，团结回民抗战，都有很好的作用”［5］（95）。

3.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是回族学成熟并逐步建立的时期，以回族学学术大家的引领和《回族研究》的创刊、中国回族学会的成立为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国时期以回族史学为代表的回族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一批学术大师，如白寿彝、杨志玖、杨怀中以及“领军式人物”马寿千等犹如耀眼的明星，出现在中国回族学的星空里，从此，中国的回族学筚路蓝缕，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回族史的探讨开始，继而引发对回族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和伊斯兰教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1991年，《回族研究》创刊，1998年，中国回族学会成立，至此，在全国回族史研讨会的基础上，中国回族学会薪火相传，截至2014年，接续召开二十二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使中国的回族学研究蔚为大观，业绩骄人。正如高占福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研究，在中国回族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尤其是回族老、中、青三代形成的回族研究群体，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不可想象的”［6］（42～43）。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回族学”的学科概念开始被广泛讨论和使用，回族学的影响愈来愈大，回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已经登上中国学术舞台并占有重要位置。对这一时期回族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梳理，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通过以上三个时期的学术史描绘，一个充满朝气、生机勃勃的回族学的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再没有理由说中国还没有回族学，有的只是怎样去呵护它，怎样为它的茁壮成长去做更多有益的事。

二、回族学学科建设需廓清的问题和须处理好的关系

（一）回族学学科建设需廓清的几个问题

对于回族学学科建设问题，实际上，随着这门学科的成长和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术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它的关心和探讨。以2015年10月由北方民族大学和宁夏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第二届回族学高层论坛暨《回族研究》百期纪念学术研讨会”为例，丁明俊在这次论坛上提交的《回族研究与回族学学科建设（初稿）》［7］（4～5）等论文和发言，对回族学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使当前回族学学科建设的路径更加清晰。在此之前，姚继德的《回族学学科体系刍论》等论文都是论述回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论作。但由于回族学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因此更需要加倍地关注它的学科建设问题，为此，笔者尝试对当前仍然对回族学学科建设有较大影响或与其关联度较高的问题做一些理论探讨。

1.关于如何看待回族学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及回族学的研究范畴是否已经囊括了与回族学密切相关的伊斯兰教研究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在马启成、白友涛等学者的论文中已较好地解决了［7］。前述表明，回族学研究自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付诸研究以来，就自然而然地把伊斯兰教研究包含在了其中。在学术高度整合的当今时代，把伊斯兰教研究自然纳入回族学研究范畴，而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回族学在学科建构上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回族学并不等同于伊斯兰教研究，但就二者的高度契合和学科边缘的划分而言，是毫无问题的。

2.关于如何完善回族学的学科体系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回族学学科属性及其学科体系。可以说，它首先是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回族学是以研究回族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以及与回族生活密切相关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和作用等为重点内容的综合性学科。回族学的交叉性很强，就该学科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它可以包括许多分支学科，如回族社会学、回族经济学，等等，对此，有学者认为，“回族学是一门边缘学科”［7］。因此，在研究回族学时，不能因为运用了一些别的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就认为回族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这种现象混淆了对回族学学科属性的正确界定。回族学的这种情况，与蒙古学十分相似。笔者认为，完善回族学的学科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妨先允许它充分发展、充分争鸣，有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后，再去谈论乃至总结回族学的学科体系，到那时就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了。

3.关于回族学研究的国际性学科地位问题。有学者提出，要“明确两个认识：其一，中国回族学学科的建立，正是当前国际国内‘回儒对话’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需要；其二，回族学研究与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研究的这种天然关系，应当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研究‘回儒对话’的一个现成范本，它必将获得一种国际性学科的当然地位”［6］（190）。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或话语习惯，诚然，“回儒对话”在回族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在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但回族学在今天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却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社会历史原因的，更重要的是它自身的原因。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儒对话”所能概括的。当然，在当前的学科对话中借用这一历史上耳熟能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今天回族学建立的必然性和其成为国际学科的可能性，是无可厚非的。同时，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沿线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回族聚居区和散居区穆斯林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学不想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都是不可能的。

（二）回族学学科建设须处理好的诸类关系

为了更好地加强回族学学科建设，需要处理好与之相关的诸类关系问题［9］。

第一，回族学学科建设与项目实施的互补发展关系。在全国各地的回族学研究中，采取课题制的方式，确定一个时期一个单位或一个学术团队的研究重点，已成为常规的科研组织方式。问题的关键是，以课题方式推进学科建设发展，要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例如，内蒙古自2004年以来实施的“草原文化研究工程”①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就体现了“以项目实施带动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促进项目研究”的立项初衷，因而，内蒙古通过组织实施“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创立了草原文化学科，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和学术界的肯定，中国文化史也由此而重新改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由此可见，课题制的普遍实施，再加上有意识地融入学科建设的内涵，将会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回族学学科建设与学术团体的整合发展关系。在回族学的学科发展中，中国回族学会所发挥的在全国回族学研究中的引领、组织、带动作用，堪称典范。中国回族学会成立伊始，就以建立中国回族学为己任，提出全面推动回族学学科建设，使回族学逐步成为一门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学科的目标。早在2008年，中国回族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指出，“回族学学科建设是关乎回族学研究科学、规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任务”，提出回族学学科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步，成立课题组，出一本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中国回族学论纲》，初步勾画出中国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第二步，经过几年的努力，争取进入国家编码②回族学类似于蒙古学、藏学，目前，后两个学科已进入国家编码。，基本建成中国回族学；第三步，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议国家成立回族学研究中心。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回族学建成‘藏学’‘蒙古学’之后的又一门‘显学’”［8］。可以说，经过五年多的努力，中国回族学会提出的五年发展目标已基本实现。中国回族学会为中国回族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的卓越功勋说明，发挥好学术团体的作用，整合学术资源，是加快回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之举。

第三，回族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促进发展关系。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不可能通过一所大学或一个科研机构或某几个人“单打独斗”去实现，当然，这样的机构和学者个人都有其例，都发挥过重大作用，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总体来说，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学术团队，是不可能的。当前，回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但是，回族学的研究队伍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好，特别是回族学的国际学术研究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应当说，解决的思路在于：一是注重吸引国际上知名的汉学家或曰中国学家参与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的中国回族学研究；二是注重在国（境）外培养回族学研究人才，走出去、引进来；三是在有关民族院校设置回族学本科课程，吸引更多的各民族学生学习回族学课程，为有志者提供“用武之地”；四是通过各民族各专业人才的培养，储备回族学研究人才；五是注重吸引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如蒙古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种专业的学者和博士、硕士参与对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重要著作的译介工作。通过上述方面，积极开辟回族学研究人才的来源渠道，使回族学的学科建设成为人才储备和培养使用的“蓄水池”，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回族学学科建设与评价体系的督导发展关系。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评价体系的建立与运用，回族学的学科建设也理应如此。学科评价来自于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包括学术争鸣，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学术切磋，甚至包括不同师承关系的学者之间的相互借鉴，等等。一个学科内部的学术批评越活跃，这个学科的发展就越有希望。当前回族学的学术批评要着重解决学科体系中某些不完善，研究方法不够科学，借鉴新方法、使用新资料不够等问题。要牢牢抓住“一带一路”战略下回族学创新与发展的机遇，把回族学学科建设水平再大大地提高一步。

三、回族学学科建设和回族学研究应关注的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

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为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作用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抓手，意义十分重大，前景十分广阔。正因为历史上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直接影响和加快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因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历史上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地域、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为回族学的全方位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回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它必将为回族学注入新的研究活力，增添新的研究动力，为建成中国回族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为了回应回族学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学科创新与发展的时代需要，结合回族学学科建设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回族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应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回族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重视传统回族学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将“一带一路”研究、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宗教和谐与回族社会和谐研究、新时期回族迁徙问题研究、域外回族问题研究、回族人口变迁研究等列为重点研究领域。

其二，回族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转型的加速和城镇化的日新月异，回族社会面临的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这就为我们开展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素材。重大课题研究包括：（1）“一带一路”战略中回族、伊斯兰教作用研究；（2）“一带一路”背景下各级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对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的作用研究；（3）社会转型中建设回族和谐社会研究；（4）“五大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回族小康社会研究；（5）城镇化进程中回族迁徙及其社会问题研究；（6）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聚居区社会历史调查；（7）回族聚居区和回族散居区民族关系研究；（8）对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的民族特征研究；（9）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研究；（10）极端宗教势力背离伊斯兰教根本宗旨问题研究；（11）“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与我国回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交流问题研究；（12）怎样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穆斯林的服饰问题研究；（13）世界伊斯兰教发展趋势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14）“回族学”概念、回族学学科建设研究；（15）回族学成为国际性学科问题研究；（16）回族学对繁荣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做贡献研究。

以上提出的课题只是当前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的重大课题中的一部分。如何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一重大机遇，通过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回族学研究，特别是重点抓住回族学重大现实问题、回族史志和回族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这是回族学创新与发展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回族学要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

［1］费孝通.费孝通社会学文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2］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3］邱树森.中国回族史（修订本）［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4］白寿彝.中国回族史之研究［A］.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附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5］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

［6］杨怀中.了解回族（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7］北方民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编.第二届回族学高层论坛暨《回族研究》百期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Z］.内部资料，2015.

［8］高发元.总结经验齐心协力再创回族学研究新局面——在中国回族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J］.中国回族学，2013（2）.

［9］何馨.推动科研管理制度创新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第三届“社会科学研究管理论坛”在云南召开［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9（4）.

【责任编辑海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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