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臻

现当代历史上，许多诗人都是“学院”出身，成名后也多在大学、中学任教。从早年的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穆旦到当代的余光中、北岛、王家新、王小妮等等，可谓比比皆是，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一大趋势。中国向来有“诗教”之传统，依此观之，似乎诗人当老师，应该更能切近“诗教”，至少在他们身上，丰盛的诗歌创作与长期的教育实践贴得如此之近，或许能闪现出某种不一样的教育精神、教育光彩吧？但遍览现当代文学史，身在教育界的诗人虽多，能够凭借一己之生命将教育实践与诗歌创作深度融合，展现出某种“诗教”特色的典型诗人，似乎一直都寻找不到。长期的教育实践与诗人的创作理想之间有一种遥远的悬隔，令人感到遗憾。

一

近读《吴芳吉全集》，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例子。吴芳吉（1896—1932），号白屋，四川江津人，曾凭借《婉容辞》等诗作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名噪一时。他与现代著名学者吴宓为挚友，新文化运动时期，吴宓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倡文化保守主义，彼时吴芳吉则在长沙明德中学创办《湘君》杂志，激烈抨击白话文学，互为支撑。故其一生诗作，大致局限于古典诗歌范围内，创作高潮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厚厚一卷《吴芳吉全集》，大多是情感充沛、才华横溢的古典诗歌作品。

作为诗人，吴芳吉一生以生命为诗，早年在上海频遭困顿，但诗人之志已经非常坚定：“近六年来，除了以精力之半养活家人五口之外，其余的事情便一切放下不顾，以牺牲于诗……我常想宁肯饿死而得些诗，不肯饱死而无一诗。”好友吴宓则在《吴芳吉传》中总结他：“君之一生，以诗为事业及生命。”可谓恰如其分。以诗为生命，近现代以来不乏其人，吴芳吉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同时还以教育为生命。早年在与学生姚某的通信中，就已自述：“频年以来，放逐江海之表，驰驱戎马之间，九死一生，莫敢遑息者，正欲诏诸少年，各自努力，期于远大，以赴国家之难也。”此时还不满二十岁。后来则获得了一种教育家的自觉，立志毕生从事于教育，常见于诗文创作之中，自云：“吾人今日，首宜求救国树人之大计”，“吾爱中国，固爱少年，吾爱国尤深，不能不为少年虑；中国无少年则已，苟有少年，吾义当匡之、助之、培之、覆之、亭而毒之，诲而不倦。以之救一少年，则国家偕进一度。”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则自述其志：“以蜀中贤师太少，或有学问而无道德，或有道德而无志气。吾欲为之作一榜样，使今之中国，亦有力思自励于学问、道德、志气合一之人”，立志成为“学问、道德、志气合一”之“贤师”。此后辗转任教于国内各大学、中学，并应乡亲要求，回故乡担任中学校长，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献身教育，以壮年之龄倒在了教育岗位上。至今，其家乡仍办有《芳吉春》杂志，以纪念这位品格俊伟的诗人兼教育家。

二

作为诗人和国文教师，吴芳吉擅长讲诗论诗，深受学生爱戴。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曾任教于长沙市明德中学，据当时的学生回忆，他授课内容非常宽广：“当时选读的课文均为古来古文诗词名作，先生授课时并泛论国学基础，必须选读《诗经》、《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资治通鉴》等书以及历代诗文大家名家的作品”，且授课非常生动，引人入胜。学生王岷源怀念他上课时“感情充沛，赏析深刻，使作品更加具有感染力，使学生觉得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同时，他的课堂常是坐满了人，其中很多是闻名前来旁听的”。

除了在课堂上充满激情地讲诗论诗，吴芳吉还通过诗歌创作活动与学生互动，激发学生读诗、学诗、写诗的热情，通过诗歌进行一种儒雅敦厚的品格教育，留下了大量生动、精彩的教育题材诗歌。如当时“明德学校远足队每两周旅行一次，每次至近在三十里外”，吴芳吉常常与学生一起远足，其组诗《甲子重阳，与明德远脚队七十人登涝塘北山绝顶，燔柴告天，环唱国歌而下》第一首云：“独乐不如众乐，乐莫勒兮远脚。去去山椒水滨，来来天涯地脚。少壮童子，鹰扬雀跃。轻歌曼舞，巧笑善谑。跨碧峰以高瞻，渡云海而共酌。乐莫乐兮远脚，远足之趣何若。”二、三首则进一步弘扬远游之乐、登山之志，第四首气象宏阔：“争先复争先，争上山之巅。上有金碧之云天，下有锦绣之原田，中有五千载神明华胄之少年。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对彼开辟之前贤？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措汝身手之健全？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慰此佳丽之山川？”

第五首则根据“登山气喘，难为曼声，叠词声促，亦以应其气”的道理，改用一种更加生动活泼的节奏来渲染登山之情：“携手狂歌，狂歌；与子婆娑，婆娑。今朝极乐，极乐；白日蹉跎，蹉跎。采樵山阿，山阿；举火舞，舞；光焰磅礴，磅礴；照人颜酡，颜酡。相顾入魔，入魔；双双火蛾，火蛾；世界坎坷，坎坷；兴亡几多，几多？举首云罗，云罗；谁物不磨，不磨？苍穹靡佗，靡佗；我恨如何，如何？”

除了用颇具个人特色的诗歌记录教育活动，和学生一起抒情言志，吴芳吉的全集中，还有大量与学生赠答的诗作，如《新衣引》、《寄答明德十七班诸君》、《今夜别》、《西园操》、《稻田第九班女儿毕业将去，于其最后一课歌以别之》、《论诗答湘潭女儿》、《答湘潭女儿》等，大多为教诲、励志之作，意象生动、诗情充沛，极具感染力，在文学史上也十分罕见。当时他曾任教于长沙市稻田女校，因诗名卓著、文采风流，竟为某女生所仰慕，有亲近之意，彼时吴芳吉已有家室，故写《再答湘潭女儿》组诗拒之，其第三首云：“此间不合美人留，此间风俗最漓偷。我辈持身关世运，斯文定论有千秋。人才寥落羞青史，沧海翱翔羡白鸥。来日生民方大难，与君道义结绸缪。”当时的学生在吴芳吉死后回忆此事，说吴先生“端庄无邪”，“光明磊落”，可见印象之深。

在明德中学期间，吴芳吉还创办文艺刊物《湘君》，邀集省内文化名流投稿，并与校内同事刘永济、刘朴等人合作，在校内屈子湖中建“楚辞亭”，亭中立一青石板，刻着由徐桢立先生所画屈子像。刘永济先生以蝇头小楷精书《离骚》悬于亭内，另一位老师、著名农学家辛树帜先生则带领学生采集《楚辞》中的芳草，种植地塘四周。吴芳吉挥毫写下了《题屈子画像》等诗歌以助雅兴。据《明德学校史》记载，自此“群贤毕至，师生流连，吟诗和唱，极一时之盛，遂称湖湘名胜”。《湘君》不仅经常刊发师生诗作，举办诗歌创作比赛，对于优胜者颁赠古人诗集诗话，引领校园文艺风潮，而且举办“红叶诗会”，将这样一种诗教扩展到了校外，《吴芳吉全集》中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记载。如1922年深秋，吴芳吉在写给吴宓的信中描写“红叶诗会”登山之情景，诗情浓郁，令人怀想：“今日《湘君》季刊同人举行游山之会……午后秋麓，谒黄、蔡二公墓，傍晚，乃放船归，皆大欢喜，实今年第一遭盛事也。山中丛桂盛开，人手一枝，清香载道。岳麓多茂草，高与人齐，秋风飒飒然，吹草颠如奔浪，游人攀援其间，若鱼之在藻也……山势愈高，觉苍天尊严，愈不可接。既仰云日，忽瞰江城，天空莽莽，不知已落几千万丈。心凝气肃，乃若有物荡然于大空者，市声之上浮而远闻也。”

此种诗化之教育，在吴芳吉的教育生涯中一以贯之。1932年，担任中学校长的吴芳吉在致友人书信中曾记载了一件趣事，可见一斑：“昨夜月光明朗，照彻须眉。八时，全校停止自习，令整队出城，任意所之，一时歌满山野。数月以来，心怀积愤，昨乃稍吐。”

因“月光明朗”而令全校师生“整队出城”、“歌满山野”，在月色之下品味风景、开阔胸怀，吴芳吉不愧是一位诗人教育家。这类行为令人想起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谈及“诗教”的一段话：“诗人既不是人力的教育产得出来，故欲勉为诗人，当在大自然界的学校里去肄业，不可向人力教育的学校去讨烦恼。若自量能够独立修养时，便可与现世牢狱式的学校脱离。”这种“诗教”，确实是一种引导人走向天地、面对更广阔的自我与人生的诗性教育。

三

不过，吴芳吉的“诗教”并非常人所想的那样，仅仅是诗情画意、风流潇洒的诗人之教，他的“诗教”之中有极为古典、庄重乃至反现代的一面，散见于《吴芳吉全集》之中，读来非常有趣。吴芳吉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者，是儒学乃至理学的坚定弘扬者。二十年代末，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说：“默察世运所系，风会所趋，理学复兴，殆成必至之势……微中国之文化，不能救济人类，微宋明朱子理学，不足代表中国文化。”在吴芳吉眼中，理学和诗教是融为一体的，“吾人之言理学，非只阐扬孔道，裨益中国……为救济人类计，实唯此为一坦途……吾于国学虽无所造，然欲以诗歌之力发扬此旨，却与诸友同也。”也就是说，吴芳吉毕生用“诗歌之力”发扬的是“理学”。1923年冬致学生周光午的书信中谈及“诗教”，其理想是人情上达的“尧舜之治”：“《人生原蓬梗》……此即诗教之所由兴也。使人人皆能有情，人人之情能上达，岂非尧、舜之至治者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此种儒家的道统意识促使吴芳吉形成了教育家的自觉。在吴芳吉眼中，“所谓学者，学以高尚其志气，学以开拓其心胸，学以仁民爱物，学以明体达用而已”。也因此，他一力维持的校园文艺刊物《湘君》之《发刊词》，所着重强调的不是美丽、浪漫以及文艺，而是道德、文章、志气，而所谓“文章”，则被阐释为“兼有二义”，“关于抒情叙事、析理教人而为著述者，曰文学；关于应对洒扫、礼义法度而以操守者，曰文采”，颇具传统气息，与二三十年代流行的文艺刊物气息迥异。其与学生书信往来，理学家和诗人的气息一样浓烈，诗意和道德融为一体，气象宏阔深远。如1930年初秋写给学生周光午的信中说：“连夜新月甚佳，独坐草间，直至月落不归。苍天高严，四野静穆，而蟾光澄澈，对此神与俱化，一无杂念。因悟禹闻善言必拜，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襟怀何等，直同此月。宜至今数千载后，其精神流注人间，光辉灿烂于无极也。嗟乎光午！至德至道，充盈宇宙，仰观俯察，不可胜用矣。”

二十年代初，在与好友吴宓的通信中，吴芳吉曾自述：“入湘之后，访灵均、濂溪、求阙、湘绮之遗风，渐知温柔敦厚之所以立教。其救济吾灵魂与骨气者，为力至大。”可以说，吴芳吉丰富的诗教实践，都是建立在“温柔敦厚”的传统古典道德基础上的，他非常重视传统道德教育与实践。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及自己以儒家经典、理学典籍为教材，教育学生“敦品励行、入孝出悌”，“吾将刘蕺山《人谱》改编，手写石印。每周星期六晚，集全校师生讲授……尽弃一切繁琐校规，惟以力率诸生读书为务。每晨，必先燃电灯，朗读一时始晓。诸生见此，皆不待督责，竟自能自奋。此吾第一可喜事”，“近每周为诸生讲授《人谱》，益以孔、孟、朱子小学及《大学衍义》。但举实例，不做空谈。未知二三十年后，有三二人可靠否？”

这种教育思想，显然脱离于时代潮流之外，有其保守乃至迂腐的一面。比如，出于理学的道德意识，吴芳吉讨厌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他总是从道德上攻击新文学，认为“新派不本于文学温柔敦厚之德，为来者作榜样，为往者作纲维，徒效不当之行，图小成而忘大用”。他反对学生及自己的小孩读当时流行的郁达夫、巴金等人的小说，“谓小说之事可作模范耶？然其贤奸邪正，又非中小学生尽能分判。譬之家居训子弟者，不告以其祖若父之德操，乃以邻儿之行窃养母为模范也。故此风一倡，少年之仗胆无忌，易于下水。小康之人则思为宝玉，寒门之子辄愿作李逵。为李逵者欲杀人，为宝玉者欲自杀。此又吾人所恒见者矣。”

也因此，吴芳吉一点都不像新文学家鲁迅、郁达夫、巴金等人那样支持学生反抗旧社会、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在致友人书信中他写道一位追求“自由”的女中学生：“近观国中少年男女，盖无不轻理智而重感情，弃中庸而尚诡辩也。今日下午，在周南女学讲文，即遇有此一类事。有某生者，文甚犀利，作一书呈我，谓欲脱去其黑暗之家庭，而自入社会谋生。吾因问以‘假定君之家庭真是黑暗，但今之社会是否光明？假定君之家庭果如牢笼，但今之社会是否有君生路？乃瞠目不能答。此等不计利害、不揣事实之人，真不少矣。”

在这种文化理想和道德标准的引领下，吴芳吉之“诗教”，着意引领学子弘扬儒家传统道德，“摄心读书，期于远大，而于至德要道，尤当实践，处处为人楷模”，这种完全依循古典的道德要求，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事实上也会压抑和禁锢青少年的心灵，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批判、开放的思维方式，也不利于铸炼更加自由、独立与创造的人格。面对当时日趋激进的大局势，吴芳吉决意逆流而行，笃行己道。他律己甚严，保守之中自也有一种庄重的气象。在与友人谈到学校状况与自己的教育时说：“此间暗潮日烈，恐在一年半载之间即有大祸。吉在此日讲儒学，暮言心性，受其憎厌，甚于彼之政敌。标语论文之毁我者日不绝书。已禀堂上，决于寒假率二子辞归。”为了理想，他绝不愿迁就现实。

四

“天下兴亡年少磨，人间希望学生多。安得化身千万我，处处逢君共磋磨”。诗人吴芳吉一生“以圣贤大儒自励”，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用生动精彩的诗教来弘扬传统理学的道德人格，试图拯救世道人伦，可谓别树一帜。其好友、历史学家刘朴在《吴芳吉传》中概括他一生是“士当文化绝续、种族存亡之际，己立立人，人存存我，任重而道远……只手而回万众之心，匹夫而树百年之计”，人格高洁，气象俊伟，令后人动容。吴芳吉似乎早已知道通过自己的文化理想、教育理想来拯救民族是一次毫无希望的努力，是其一生之大悲剧。还在1922年秋，他就带领学生做了一件也许象征了他一生命运的事情：“前率诸生，将《湘君》诗文残稿葬于湘江之洲。临葬，诸生皆失笑。而吉则觉生平所遇悲痛之事，莫过于此片刻间也。夫世变之最著者，至于战国极矣，至于南北朝极矣，至于五代宋元极矣，然其病根皆甚简单，从未有聚古今中外人类所有之病而溃烂于吾侪今日之甚者。以是，吾侪今日责任之艰巨，驾乎孔子、释迦、耶稣、苏格拉底而数倍之矣！力既不胜，而又强欲任之，则其悲痛应为何如！”

“力既不胜，而又强欲任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他一生的“悲剧”。其《〈白屋吴生诗稿〉序》云：“所谓悲剧，自断此生之必无幸也……礼义甲胄，忠信干橹，吾将持此以永与斯世战争。”这位“激昂高洁”的诗人和教育家，逆时代潮流而上，最终被历史的潮流所冷落和埋葬。至今通行的文学史和教育史上都没有吴芳吉的名字。他的文化理想和古典诗教，确实是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悲痛”的尝试。当历史的烟尘散去，现代教育似乎越来越显现其本身的缺陷时，吴芳吉温柔敦厚的古典诗教，仍然散发出坚实而又温润的光泽。就像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应该互补一样，也许，古典诗教与现代教育也应该进行互补融合。在规训与反抗、道德与自由、传统与创新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

（《吴芳吉全集》，吴芳吉著，傅宏星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