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莹

2016年10月19日上午，内蒙古正蓝旗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反映，该旗扎格斯台苏木洪图淖尔发现有天鹅死体，锡林郭勒盟森林公安局与正蓝旗森林公安局随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此进行调查，累计发现候鸟死体259只，均无外伤。其中小天鹅233只，绿头鸭26只，两者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0月25日，在送检候鸟死体样本体内检出高毒杀虫剂克百威成分，认定为人为偷猎投药所致，案子定为刑事案件。截至11月3日，在北京、天津、吉林、河北等地，已经潜逃的禹某等7名毒死天鹅案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人类已不再狂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对候鸟等野生动物用法律手段进行保护，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

寒风旋起落叶舞，又到一年的候鸟迁徙高峰。全球有数十亿只候鸟在自己的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进行跨越洲际的迁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自然现象。漫长的迁徙路，却危机四伏，受利益驱使，乱捕滥猎和非法经营、运输、吃食鸟类等野生动物行为屡禁不止。小鸟大案：“‘鸟王刘武案”“东洞庭湖毒鸟案”，及“唐山捣毁特大贩鸟窝点”“天津唐山万米捕鸟网”等轰动全国的案件，有组织的盗猎使人们在关注候鸟遭受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鸟类或者更确切说是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问题。

中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中国涉及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超过350余部，初步形成了包括国际条约、宪法、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地方法规等在内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体系。2016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保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将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

产业链源头的法律监管缺失

“天津又发现大片捕鸟网。”“唐山又发现大片捕鸟网。”究竟还有多少鸟会命丧于鸟网之下？今天拆，明天拆，鸟网究竟要拆到什么时候？

新《野保法》颁布之后，将“网捕”列为了禁止使用的捕猎方式，针对捕猎工具的流通增加了严格的禁令;但对捕猎工具的生产，没有任何规定。随着非法捕鸟行为的猖獗，廉价而易得的捕鸟网成为“杀伤力强大”的盗猎工具。捕鸟网的生产成为非法盗猎“产业链”的源头，对其的监管却仍是一个空白。盗猎工具容易获取提高了盗猎效率，而盗猎需求又进一步刺激盗猎工具的生产和销售，形成恶性循环。

一张20米长的鸟网“挂”住的野生鸟类能达上百只，从大型猛禽到小型雀鸟，一网打尽。无序的生产有可能助推偷猎行为，在鸟类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当下，人们在野外能见到的绝大部分鸟类都已被列入不同的保护级别，捕捉和售卖可能触犯相应的法律法规。

在山东无棣县，生产和销售鸟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过去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全国渔网的制造中心，但现在，他们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制作捕鸟网，生意同样兴旺。无棣的许多家庭作坊都没有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据不完全统计，当地有好几百户人家都有自己的作坊进行鸟网的生产。“它们不属于涉林企业，”林业部门生产鸟网的作坊无可奈何，“只有受保护的鸟被盗猎我们才会介入。”

新《野保法》规定了“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提供交易服务。”也就是说，“网捕”作为禁止使用的捕猎方式，其采用的捕猎工具鸟网，是禁止公开在线上和线下交易。而便捷的网络却将无棣的捕鸟网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有些“资深”的销售者甚至早已不需要任何“交易平台”和广告的支撑，他们有自己稳定而牢靠的客源，其“口碑”在客户间口口相传，“信誉良好”。而即使他们的微信群或者QQ群被举报而被处罚，处罚的力度也远不及其违法销售的利润所得。而微信群等随时解散，随时重组，来无踪去无影。

“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从未停止过，未来也不会停止。但是，科技空前进步加剧人为干预生态系统，导致其恶化并濒临崩溃，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野生动物生存境况恶化，栖息地破坏严重。野生动物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不再是“你爱或不爱，我就在这里”。

黄胸鹀就是很好的例子，曾经成群结队飞越中华大地的它们直接被吃成了濒危物种。中国有鸟类1300余种，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约有40种;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约70余种，但是黄胸鹀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能保护黄胸鹀的是它“三有动物”的名头，即它是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这个名录是2000年8月时由国家林业局发布，比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晚十多年，列入了不少在名录颁布后才发现的特有动物或濒危物种，但也同样迄今未更新。黄胸鹀的数量剧减，但非法捕猎只要不到20只就不会入刑。

其他诸如“非重点罚没没有法律依据！”“鸟市的鸟如何救？”等也是一些民间组织，甚至是政府机构在护鸟、执法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如何科学制定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和三有鸟类的名录？没有列入名录的鸟类，它们是否就无关紧要？谁来保护它们？如何保护它们？

法律一定需要完善的过程。新《野保法》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针对这一条款，专家认为《野保法》不应只成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并提出了希望再次对《野保法》进行改进的建议。

野生动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全球数量有限;野生动物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科研价值、观赏文化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具有生态价值。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野生动物在食物链平衡、营养循环、天敌控制、扩散种子、挖洞松土、保持水土、清洁水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健康的关键。人为地挑选保护一些动物，而不保护另一些，同样也会危及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有悖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野生动物，并与《野保法》“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宗旨。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大量野生动物园、水族馆、旅游山庄和马戏团等的国家。“许多被猎捕的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的最终去处就是这些地方。”一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曾参与过拯救表演动物的相关项目，据她告诉记者，商人为了逐利、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经营本身对野生种群造成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在新、旧《野保法》中，出售天鹅、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都属违法行为。2015年底审结的“鸟王”刘武一案，就是多年以非法大量收购野外获取的鸟蛋及盗取野外个体来冒充人工繁殖的典型。刘武不仅在未取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情况下，便驯养天鹅、白枕鹤、蓑羽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而且在明知出售天鹅、鹤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从高吉星等处收购珍禽，然后转售给同样未取得相关合法许可证的云南丘北县普者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青岛红岛高新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赚取高额利润。

据刘武与普者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应协议显示，后者向刘武租用人工驯养水鸟白天鹅100只、黑天鹅100只、鸿雁4650只、斑嘴鸭1000只、赤麻鸭500只的租赁，其中，白天鹅租用价格为每只20000元，租用水鸟总金额为2165万元。而刘武则从高吉星手上以1200-2000元不等购得的小天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购得小天鹅及其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天鹅、白枕鹤、蓑羽鹤总计320余只。

在运输过程中，曾导致珍稀、濒危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大量死亡，据庭审显示，其中鹤一次死亡17只。刘武案中，白枕鹤是鸟类学家关注的焦点。经刘武手交易的白枕鹤竟然达到50只，而这种鸟类全球的存有量约仅为5500只左右。50只被从野外恶意捕捉，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全球白枕鹤数量的1%。

“驯养繁殖许可证的问题非常大，基本处于泛滥状态。”记者得知。作为管理部门，一些林业部门不仅滥发证，监管也完全失控。“

‘刘武一案中，为刘武提供货源的高吉星其实持有省林业部门颁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证上列明准许驯养的鸟类中包括苍鹭、夜鹭、白鹭、大白鹭、牛背鹭等鹭科鸟类。”看似合法其实非法。因为所有的鹭科鸟类在人工干预环境下是不能产卵、繁育的。如果不能产卵，那证上允许驯养的鸟类只有一个来源——野外猎捕。

办证过程也非常容易。想要开驯养繁殖许可证的人只要拿着申报材料到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去场地看一下，就批了。批完基本上以后都不会再去了。而大多数技术层面上不能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都被批准可以进行驯养繁殖。“曾听过企业给某些审批管理部门塞‘赞助费。”这名负责人说。

驯养繁殖和利用野生动物行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鼓励了野生动物消费观念，刺激市场需求，增加了野外盗猎的持续压力，对野外种群的可持续生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相反导致物种濒危增加。

在新的《野保法》中，将驯养繁殖许可证改为了人工繁育许可证，并规定“规范利用”野生动物的原则，允许“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学界则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依据。

小鸟是大案

“千万不要以为《野保法》离你很远。”采访快结束时，该负责人忠告记者。既然保护野生动物已经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那就要体现“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效力，“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打击，其刑罚也越来越严厉。

2014年暑假期间，河南闫某和王某掏鸟窝抓了16只鸟出售，这16只鸟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二人因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获刑10年半和10年。

“这是堂沉重的普法课，”她分析，“网上有很多评论，认为司法量刑过重。但其实，之前的不少案例都出现了执法不严的情况。”

1979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设立了非法狩猎罪，而最高刑期只有两年。1988年通过的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中，将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最高法定刑为7年。同时规定，非法出售倒卖、走私的，按投机倒把罪、走私罪处刑，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死刑。1997年刑法大修，又规定了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并将走私珍贵动物和珍贵动物制品罪区别于普通走私罪。即现行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6年10月，江苏徐州公开审理了迄今为止查获的全国最大系列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首批被公诉机关起诉的为张某等15名被告人均是80后、90后年轻人;一人为在校大学生，二人为医生，还有私营业主、打工者、无业人员等;年龄最小、读大二的19岁女子王某首次犯罪时还不到17岁。15名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一年六个月和十一年有期徒刑，6人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共被判处罚金16.4万元。

法律无情，而只因为法律无情，才能保护无辜的野生动物的生命和尊严，以及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和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