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泽劲++黎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尽管候鸟面临多种多样的威胁，但人类对土地的使用是对候鸟影响最严重的因素。垦荒、采矿、毁林、填海造田等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导致鸟类栖息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甚至完全消失。比如，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同样是候鸟的主要栖息地。可由于经济压力和发展欲望，人类将湿地滩涂转变成了可带来经济效益的制盐区、水产养殖场、休闲娱乐和工业区等，导致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甚至被吞噬，靠湿地生存的水鸟因此大量减少或灭绝。

澳大利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失去23%至40%的栖息地，将导致高达七成的候鸟死亡。2012年6月，湿地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水鸟种群估计》报告显示，全球38%水鸟种群的数量在下降，而亚洲的种群下降超过50%。

栖息地的丧失，是候鸟的毁灭性灾难。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2年发布的报告，依存于东南亚、东亚潮间带栖息的155种水鸟有24个物种受到威胁。潮间带等滨海湿地是候鸟迁徙路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但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各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填海造地运动，对滨海湿地造成严重破坏。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候鸟飞越千山万水，既要历经自然、气候的严酷考验，更要飞越盗猎罗网和人类活动的危害，每一只如约而至的候鸟都堪称一部生命的传奇。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研究室主任周海翔最初只是一个喜欢拍鸟的摄影爱好者，因为热爱，才转行成了懂鸟的志愿保护者和研究学者。多年来追踪着候鸟的轨迹，他说自己的工作生活也像只“候鸟”。

最让周海翔牵挂的是一只白尾海雕。这只珍稀鸟类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却不幸被城市高压电线击伤，生命垂危。科学家冒险为其施行了三次胸部缝合手术，并对破损的利爪进行人工接爪。“虽然伤愈，但是放飞依旧冒险，不知其在野外能否存活。”周海翔说。放飞后，这只海雕到了迁徙路线的哪一站、安危如何？就成了他放不下的事。

通过围海造田、吹沙填土等手段，到上世纪末中国围填海面积超过12000平方公里;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全国围填海面积超过1100平方公里。

2016年11月21日，周海翔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只海雕已经回到了中国吉林的东部。放飞前，海雕被装上了全球定位系统。“根据定位系统传回的信息显示，它一路途径大兴安岭、内蒙古和俄罗斯，已三次往返北极。”

“这只海雕是幸运的。”周海翔说。中国候鸟迁徙的3条迁徙路线，每条有不同的艰难险阻：西部路线的自然生态比较脆弱;中部路线依山势形成的“鸟道”非常逼仄;沿我国东部海岸线推进的东部路线，则面临着栖息地面积急剧减少和人类活动增多等威胁。周海翔边在地图上勾勒，边给我们讲解候鸟在中国的迁徙路径，“但无论候鸟选择哪一条迁徙线路，人类的保护或破坏都是决定它们到底是一路欢歌还是一路悲鸣的重要因素。”

用鸟网、鸟铳或毒药大规模滥杀捕猎候鸟的新闻并非鲜见，周海翔就在候鸟迁徙通道上亲眼目睹过以吨计的被盗猎的候鸟。捕杀、投毒等人为杀戮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最为可怕也易被忽视的还是人类活动对候鸟栖息地的影响和破坏。如这只无辜的海雕一般，因为人类日益扩张的活动压缩了它生存喘息的空间，而身陷绝境。周海翔语出沉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被围填海工程“蚕食”的沿海湿地滩涂

滨海不只是人类休闲的胜地，也是鸟类栖息的乐园。

2015年初，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滨海航母主题公园附近的滩涂湿地上，聚集了一万多只遗鸥越冬，其数量几乎占全球遗鸥总数的90%。直到1971年才被正名的遗鸥是人类最晚发现的鸥鸟，一发现，就被认定为世界级濒危鸟类。

报道一出，引起轰动。但这是生态环境变好了还是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周海翔认为这是巨大危机的征兆。“不要以为某地监测到候鸟增多，就以为是生态好转，这反而是更危险的信号，是因为原来的栖息地被破坏，而迫使候鸟不得不更集中地飞到所剩不多的栖息地过冬。”

2015年10月，由中国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保尔森基金会合作完成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报告显示，中国的滨海湿地面积为579.59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10.85%。报告同时指出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有53%的温带湿地、73%的红树林和80%的珊瑚礁消失——这些都是候鸟迁徙过程中重要的栖息地。

在2003-2013年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滨海湿地面积减少了136.12万公顷，减少率为22.91%，是各类湿地中消失最快的。周海翔担忧：如果天津滨海新区的那片滩涂湿地消失了，这些遗鸥又将飞向哪里，天空还能不能看到遗鸥的翅影呢？

周海翔的担忧不无道理。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地方热衷于填海造地，无数类似遗鸥越冬滩涂这样的滨海湿地被围筑或填土，然后变成一个个养殖场或工业区等。黄渤海沿海各省也不例外，都把发展的目光投向了海洋，相继制定了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海洋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向海洋要土地的围填海热潮方兴未艾，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突显。

位于江苏东台弶港镇东部的条子泥不是旅游景区，仍能吸引许多看海的游客。围垦工程修建的条子泥大坝宛若一道观海看鸟的风景线，涨潮看海，落潮拾贝，堤坝在游人看来是一种能就近观海的方便，可在“让候鸟飞”项目官员田阳眼中却有如一支射向候鸟的长箭。

东台沿海滩涂，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太平洋西岸唯一未被污染的海滨圣地。可这片原生态的海滩，同样面临建设开发的侵扰。2011年12月，江苏百万亩滩涂围垦在东台市沿海启动。项目之一——东台条子泥围垦，是全国一次性批准用海面积最大的围垦项目，面积达40多万亩，当之无愧“江苏第一围”。目前，东台条子泥围垦项目10.12万亩一期工程已完工，使大量的自然滩涂丧失;二期工程拟围垦12.67万亩，正在报国家海洋局审批。

东台沿海滩涂是东亚-澳大利亚区候鸟迁徙区的停歇地，却受到高强度围垦，大片滩涂被开发为耕地和水产养殖地，减弱了滩涂的湿地功能，并导致大量的水生动植物资源消失。“条子泥围垦项目一期工程虽保留了供鸟类等生物栖息的20%的生态用地，但围垦后，堤坝内的滩涂已丧失潮间带的功能。”田阳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根据《江苏省条子泥（二期）匡围工程区域用海规划环境影响专题篇章》的调查数据结果：条子泥发现39种底栖生物，35种鱼类，11种虾类，11种蟹类，3种头足类动物，鸟类42种。东台条子泥围垦项目二期工程一旦开工，其生态服务功能将随着围垦面积的增加急剧下降，栖息于此的候鸟将丧失这处性命攸关的“加油站”，这其中就有全球仅剩数百只的勺嘴鹬。

东台沿海滩涂遭到围填海工程威胁的情况并非孤例。统计数据显示，到上世纪末中国围填海面积超过12000平方公里;而自2002年海域法实施以来，至2012年底，全国围填海面积超过1100平方公里。2015年一年围填海已超过110平方公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东南亚潮间带栖息地评估报告中指出，在所评估的所有地区中，黄渤海是栖息地损失最大的地方。长期关注黄渤海湿地保护状况的周海翔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见证了沿海湿地滩涂的生态恶化。

沿着黄渤海海岸线走一圈，就不难发现，一些海岸线上没有了潮起潮落，潮间带正逐渐被大型围填海工程和水产养殖场等人类活动所“蚕食”。据粗略估计，近20年，渤海人工填海造地面积远超2000平方公里。黄海沿岸在过去25年中，人类的土地开发活动已经导致近50%的潮间带泥滩被毁。

大海涨潮与退潮之间的区域，被科学家称作“潮间带”。潮间带滩涂湿地是迁徙于南北半球候鸟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我国的滩涂湿地维系着世界上超过230种、5000余万只野生水鸟的生存。周海翔介绍说，潮间带是滨海湿地的组成部分，但是最具生态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的地带之一。

但潮间带因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地势平缓、利于填埋、无人占有或居住的特点，因而最受填海造地项目青睐，也成了围填海最为集中的区域。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这3个关键的候鸟栖息地，各种类型的填海行为最为严重，因为这3个区域围填海造价成本最低。

不当的土地使用、海洋开发给候鸟和它们的栖息地以及自然生态带来巨大的威胁，也将付出巨大的生态成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的2011年度报告指出，我国滩涂湿地的开垦所造成的生态损失（包括水源净化、氧气补给和土壤形成等自然过程）每年超过1800亿元。而且，潮间带泥质滩涂是海洋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区域，一经围填就不可恢复。周海翔在参与辽宁丹东、大连、营口，河北唐山、沧州，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山东东营、潍坊等地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围填海工程存在未批先建、无环评情况。

国家林业局此前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湿地面积为8.01亿亩（折合5340万公顷），而根据我国《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到2020年中国沿海11省市还有24.69万公顷围填海指标。中国湿地面积8亿亩的“红线”面临巨大压力。

为此，周海翔等专家这些年来一直在建议：修改《海洋功能区划》及《海洋生态红线》，保护潮间带滩涂;建议不再开发尚未开发的自然海岸的潮间带，限制开发已开发的潮间带泥质滩涂;建议加大围填海项目环评执行和监管的力度……

无奈的“自救”路，还是生态灾难的“引子”

“鄱阳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日，落时不见湖边草。”

鄱阳湖，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内陆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保持完整、湿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992年鄱阳湖的生态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也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

鄱阳湖吸引了许多珍稀濒危水禽、越冬珍禽，被誉为“候鸟天堂”“珍禽乐园”。每年到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多达60万-70万只，鸟类有312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有52种，其中包括占全球种群99%的极危物种白鹤、90%的濒危物种东方白鹳、50%的易危物种鸿雁和白枕鹤。2015年年底，在鄱阳湖的过冬候鸟中还首次观测到了被称作“鸟类中的大熊猫”的中华秋沙鸭。此外，鄱阳湖还是淡水鱼的重要基因库，鱼类种类约占长江的三分之一，现有淡水江豚野外种群的近一半生活在鄱阳湖。

2016年，一进入秋季，鄱阳湖就提前“喊渴”，湖区水位骤降，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破枯水线。湖床因大面积裸露而出现了万亩“草原”。事实上，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一瘦再瘦”、枯水时段延长等方面的新闻，几乎每年都要屡见报端。

为何鄱阳湖一“瘦”再“瘦”？据江西省的相关调研报告显示，长江干流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是鄱阳湖秋冬季低枯水位的关键原因。受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群汛后蓄水引起的长江中下游径流减少、清水下泄冲刷引起的河道下切等因素影响，致使鄱阳湖出现出流量加大、枯水期延长等重大变化。自身生态的脆弱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可归结为外部原因。作为长江流域仅剩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中，在外部危机没有消除之前，自身再作努力也收效有限。

在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修一道闸门，人为控制鄱阳湖的水量——鄱阳湖控制工程的设想应着“人定胜天的自信”而诞生。鄱阳湖拟建水利枢纽工程的方案一提出，备受国人关注，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争议，一直在处于“该不该修”“该如何修”的争执漩涡中。从最早的“建坝发电”，到现在“调枯不调洪、建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的方案，鄱阳湖控湖工程已进行多次修改和调整。建闸思路，也由最初的“调枯控洪”改为“调枯畅洪”。

这是一条无可奈何的“自救”路，还是欲益反损，导致更大的生态灾难的“引子”？

鄱阳湖是一个过水型、吞吐型、季节性的湖泊，易变性是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脆弱性表现的特殊形态之一。因此，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动态湿地生态系统，夏季丰水期湖深水阔，湿地生态系统演化为湿地生态系统，冬季枯水期则湖浅水少，湿地生态系统演潜为陆地生态系统。

质疑或反对的观点认为，得益于与长江的自然连接，鄱阳湖最关键的生态特征为典型的季节性水文节律变化，修成后的“闸门”关闭，将改变千百年来的“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演替规律，对植物群落生长、水体的洁净等产生不利影响，而造成栖息地的丧失。毕竟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不是水越多越好。

2009年，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作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获得批复，国务院要求“该工程单独论证”。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提出：拟不再审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请江西省转入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作。目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

而同时，江西省，今年首次划定了湿地面积保有量和全省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力争到2020年全省湿地零损失。

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增长压力、人口膨胀等重重现实压力，以及水利工程建设、围湖造田、人为污染、过渡捕捞等人为威胁的叠加，使内陆湿地生态系统和物种面临严峻危机。过度开发、无限制的开发、掠夺式的开发成了破坏湿地生态的主要原因，曾经导致内陆湿地湖泊大量地被“蒸发”、被“瘦身”。

有种叫斑尾塍鹬的候鸟，从阿拉斯加飞到新西兰，可以连续飞行9个昼夜。人们感慨候鸟生命力的顽强和种族延续的悲壮，但再顽强，也得有个落脚地，当体力和脂肪消耗得差不多了，候鸟俯瞰大地寻找食物补给时，发现曾经的栖息地变成了人类的工地，难觅一处可供觅食和休憩之所，最终只能力竭落水而亡。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

不管是滨海湿地、内陆湿地或其他类型的湿地，同森林和海洋一样，是地球上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之一。只着眼于项目带来的当下利益，而忽略长远的生态利益，才会出现人类与候鸟争落脚的盲目开发。有的地方，总想让别的地方去承担生态保护的责任和成本，认为当地的候鸟栖息地被破坏了，候鸟有翅膀，大可飞到别处去安家。

“候鸟选择的栖息地，通常是具有特殊资源的地块或停歇地。”周海翔介绍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是美好的期盼，事实上候鸟很难适应栖息地的变化。再说了，如果人人都指望着别处能为候鸟留下一块栖息地，那结果只能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让我们的湿地面临着更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