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

尽管特朗普犹如“黑天鹅”般的意外当选让美国的自由派们猝不及防，但选举结果显示，“新千年一代”对特朗普仍然极度不抱好感。在大西洋另一侧的欧洲，这里的右翼政客们在年轻选民群体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2002年4月，极右翼候选人让-马里·勒庞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角逐中意外领先，震惊全欧。当时的法国左翼政治力量法国共产党、绿党以及社会党等多个政党集体宣布支持寻求连任的中左派总统希拉克，希望斩断勒庞走向爱丽舍宫的道路。

这番努力最终以左派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5月5日，希拉克以82%的得票率获得连任，并使得当年大选成为自1848年以来得票差距最大的一届。希拉克在获胜演讲中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短暂的焦虑和不安，但我们最终通过选票证明了法国的国家理念”。

然而2002年的这届大选并没有永久埋葬掉法国的极右翼政治力量，它反而成为欧洲右翼势力的一次涅槃——以让-马里·勒庞为代表的传统右翼势力被扫入历史尘埃，勒庞之女马琳娜·勒庞为代表的新右翼势力却在悄悄酝酿着崛起。

丹麦人民党领袖克里斯蒂安·达尔

欧洲的新右翼有着极为不同的面貌：从法国到丹麦，从荷兰到德国，这些新右翼政党不再宣扬忠于上帝的基督教本源;不再煽动仇恨犹太人的老一套纳粹式种族歧视;不再散布“同性恋是一种罪恶”的说辞——他们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反对日益扩大的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靠着这股新面孔，马琳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近年来在法国政坛迅速崛起，吸引着年轻选民的注意力。她本人也成为2017年大选的有力竞争者。

和特朗普以及美国的共和党不同，欧洲的新右翼在年轻人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些新右翼分享几乎所有年轻自由派选民会关心的理念，他们不否认气候变暖，不抵制同性婚姻，不反对女性堕胎权……事实上，荷兰著名新右翼政客皮姆·福特勇本人就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尽管福特勇在2002年被激进分子刺杀身亡，但他将“反移民作为唯一买点”的新右翼理念在欧洲各地生根发芽，演化出当下这一股新右翼浪潮。

与美国死守传统保守派理念的共和党不同，欧洲的新右翼政党们甩掉了传统右派老掉牙的沉重包袱，却收获了年轻人、女权主义者、气候变化鼓吹者甚至是犹太人的选票。唐纳德·特朗普或许把握住了当下，但欧洲的新右翼们却把握住了未来。

法国：全新的国民阵线

巴黎郊外的南特里，马琳娜·勒庞的国民阵线总部就坐落在这里的一栋灰色二层小楼里。其左侧是一家修车铺，右侧则是一家葡萄牙餐厅。就是在这栋毫不起眼的建筑里，勒庞和她的团队们将这个曾经人人唾弃的“纳粹主义党”转变成了如今法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

“无论如何，他点燃了这场运动的第一把火，”马琳娜·勒庞在谈及她父亲时如是说，“但我却把它延续了下去，并扫清了一切阻碍它发展的力量。所有不赞同本党理念的人，都需要被及时清理出去”。

28岁的资深党员朱力恩·罗切蒂深切地感受到国民阵线这些年的变化。过去，公开演讲中插入一两个有关犹太人的玩笑是家常便饭。但现在，国民阵线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反犹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希望让选民清楚地看到，我们和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完全不沾边。我们反对移民增长，反对穆斯林文化，恰好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多元文化。”勒庞说，她清楚地意识到国民阵线需要中间派和左派的支持，那些曾经绝对不可能投票给她父亲的人，现在她希望能改变他们的看法。

自2012年以来，同性恋群体对国民阵线的支持率从19%增长到了32%，这恰恰是勒庞这些年着力扫清该党内部反同势力的成果。事实上，她甚至刻意在自己的团队里增加了公开同性恋者和犹太人的比例。“国民阵线是唯一能够捍卫法国犹太人利益的政党，穆斯林人口增加带来的反犹主义也在滋长，自然而然国民阵线会成为犹太群体的首选。”勒庞说。

勒庞承诺，要将法国带回到拥有自己货币和财政系统的时代，没有那么多清真寺和清真食物的时代，公立学校会教授共和精神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发觉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了立足之处，”反移民的哲学家亚利安·芬凯刻劳特将当下的法国描述成一个清真肉铺和中东茶馆遍地的国家，而这些场所竟然不允许女性入内。“我们的法国，普鲁斯特和蒙田的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已经快要消失了。”

67岁的芬凯刻劳特并不是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但这个党派对犹太人和同性恋群体的示好正在逐渐软化他的立场——在他看来，左派对伊斯兰极端势的包庇态度，比起极右派而言对法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更大。在《查理周刊》、巴黎恐袭和尼斯恐袭之后，芬凯刻劳特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他仍然还没有投入国民阵线的怀抱，但他却坚持认为“法国人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错误的。”

芬凯刻劳特认为这些年来法国的移民融合政策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而巴黎郊区的贫民窟就是明证。“融合不代表告诉移民让他们保持本色，然后和我们继续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次元，而是要让我们和他们之间达成价值观上的共识。”芬凯刻劳特悲观地认为，如果情况不好转的话，法国将会陷入内战。

荷兰：“威尔德斯不是恶魔”

在勒庞高举改革大旗的同时，荷兰极右翼领导人格雷特·威尔德斯则将自己视为该国政坛唯一有胆量将目标对准“极端宗教”的“良心政治家”。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PVV）已经超过荷兰工党成为2017年大选中支持率排行第二的政党。去年九月，威尔德斯宣称欧洲正在面临“伊斯兰的入侵”，这番表态为他惹上了不少官司指控，但他却认为这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威尔德斯的崛起还得感谢难民危机。他将荷兰政府决定接收难民的举措形容为对“国家安全、繁荣和文化的直接威胁”，并随后得到不少草根团体的大力支持。去年10月，荷兰政府决定在东北部一个叫做奥兰芝的村庄建设一处容纳700位难民的难民营，没想到却引发了当地人的极大抗议，几乎升级成暴力事件。

在福特勇遇刺后的十多年里，穆斯林移民的融合成为荷兰政坛最敏感、最难以达成共识的议题。荷兰工党议员、摩洛哥裔的艾哈迈德·马拉喀什十岁那年来到荷兰。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直言，穆斯林社区和以极度自由开放著称的荷兰主流社会之间的确有着巨大的价值观差异。“当青春期的穆斯林女孩告诉她们的男性老师说异性之间不能握手时，同龄的荷兰孩子们正在街头喝到烂醉。”

威尔德斯和他的自由党毫无疑问地正在继续从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中汲取政治利益。“去伊斯兰化”如此简单的一句口号足以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党推向前台。

一位荷兰政府的安全事务顾问抱怨称，当下的政策辩论已经完全脱离了本质——没有政客在谈论极端伊斯兰威胁的根源、历史和现状，更没有人提出有用的解决方案，反而都在一股脑地煽动自己的目标选民，将意见不同的对方塑造成十恶不赦的恶魔。

在荷兰，像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针对女性、同性恋以及宗教等议题的“文化战争”早在60、70年代就以自由派的绝对胜利而终止，因此即使再极端的荷兰右翼团体也不会蠢到拿上述议题来做文章。另一方面，荷兰的年轻选民们对该国的右翼政党也并不会产生天然的反感和排斥。相反，伊斯兰文化中极端保守的成分（仇视同性恋、贬低女性等）正在驱使荷兰的年轻人投向新右翼自由党的怀抱。

“如果我是一位身处欧洲的穆斯林，我多半也会感到不安和害怕，”一位自由党的荷兰犹太裔支持者说，“但我确信威尔德斯不是恶魔，他不是希特勒。”

丹麦：越分越薄的面包

在丹麦，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DPP）采用了一套和其他欧洲国家新右翼政党颇为不同的竞选理念。他们将移民的文化背景抛在一边，转而强调移民涌入会给丹麦社会福利系统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丹麦记者拉尔斯·摩根森形象地将之描述称：“面包会越分越薄”。

和传统右翼政党反对福利国家的主张不同，人民党并不认为现行的高福利制度有必要被取消——需要调整的是受益者群体的范围和广度。正因为如此，人民党早在90年代就开始崛起。该国对社会民主制度高度赞同的选民们发现，人民党表面上看是个右翼党派，但似乎并不会对这一制度带来任何挑战。非要说的话，人民党限制移民的理念反而能够保证它良好地运行下去。

战后开始推广的北欧式高福利系统在保证人人都能获得较体面生活水准的同时，也要求人人都必须缴纳可观的各类税收。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曾经形容这是“权利与义务系统的高度协调”。然而随着移民尤其是难民的涌入，丹麦纳税人对于自己出钱来“养活外国穷人”的新常态越来越感到不满。

不少丹麦政客并不反对接纳难民，但规模必须可控。“我们的确有义务帮助他们，但如果因此造成开支失控，我们的福利社会系统就会崩溃”。海来乌市的市长皮特森说。

左翼社会民主党籍的皮特森承认，人民党的崛起的确无法阻挡。尽管人民党的很多政策非常极端，但总会有选民要买账。“当你（移民）失业不工作的时候，他们说你是社会的负担;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又说你抢了丹麦人的工作。”皮特森说，“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们有道理。”

难民危机期间，丹麦通过了所谓的“珠宝法”。该法律规定任何前往丹麦寻求庇护的难民，如果持有超过1万丹麦克朗（约1万人民币）的贵重物品，则庇护申请自动被驳回。当时，不少丹麦和国际媒体都对这项法律进行严厉批评，认为这有辱丹麦的国际形象。

人民党议员肯尼斯·博尔思却直言：“我们当然不愿意接受那么多的难民，这项法律只是其中一环。很多人一来就要待很多年，这项巨大的开支没有理由让纳税人承担。事实上，并不只是人民党支持（这项法律），社会民主党也投了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