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杨 刘永功 张克云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



中国扶贫工作下农村脆弱家庭的识别和帮扶
——以华北地区柳村为例

高 杨 刘永功 张克云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

我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已取得较好的减贫成效，但农村贫困问题仍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我国华北地区相对贫困和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脆弱家庭作为一个区别于贫困家庭的特殊弱势群体，也是长期被政府和学者忽略的需要帮扶的群体。这部分家庭当前受有限社会关系网的支持，却很少得到政府扶贫工作的眷顾，在当前“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下，构建完善的农村脆弱家庭多元帮扶体系是必要的。

农村脆弱家庭；脆弱性；贫困；精准扶贫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多达5575万，农村贫困发生率达到5.7%。新常态下政府实施“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通过农村发展规划、地方扶贫项目和一系列配套措施，使我国大多数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重要贡献。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新型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由于区位边远、资源匮乏、自我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弱等诸多原因，农村地区仍存在大量区别于贫困人口的隐性脆弱人口尚未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当前的制度供给和运行效率尚不能满足这部分人口的需求，这使得精准识别农村脆弱人口，弥补当前扶贫政策在帮扶对象选择上的局限性，构建多元主体的帮扶体系成为我国新时期农村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贫困与政府扶贫

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贫困。何谓“贫困”是首先应该理清的问题。其一，贫困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范畴的贫困，最显著的特征为物质收入不能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支出，具体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更偏向于将贫困界定为一种社会排斥的边缘化社会地位，因为低收入、低技能、区位偏远的社会弱势人群易遭受到严重的社会排斥；其三，在国际性发展援助产业蓬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参与式扶贫成为活跃在中国农村基层的另一实践运动，“赋权”成为参与式扶贫的核心，贫困被赋权者定义为“权利贫困”。

中国扶贫工作采用以政府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减贫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张伟宾、汪三贵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朱晓阳、谭颖 ：《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一时期(1978—1985)，针对特殊贫困区域开展的农村改革。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地区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创新，有效减少了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这一时期的扶贫成果主要归功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第二时期(1986—1993)，以“贫困县”为主的区域扶贫开发政策。中央于1986年成立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同年开展瞄准区域的连片扶贫开发机制，通过乡镇企业、农村产业化发展带动贫困县脱贫，划定贫困区域享受国家扶贫计划的优惠条件。

第三时期(1994—2000)，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此时期处在农村扶贫的攻坚阶段，贫困县制度向贫困村、户的识别和帮扶倾斜，由输血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过渡。当然，同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农村财富的积累，也为中国农村减贫工作作出贡献。

第四时期(2001—2010)，以整村推进为重点的扶贫开发策略。整村推进扶贫策略结合参与式扶贫理念，注重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以村为单位开展农村扶贫开发。

现阶段，中央先后于2014年和2015年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文件，将“精准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精准扶贫”的政策意图之一即精确识别农村贫困人口，扶贫效果的关键在于贫困的识别。国际通用的贫困识别标准有国际贫困标准、世界银行标准和各国根据国情制定的标准。这个标准称为贫困线，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的*黎攀、方迎风 ：《减贫政策的选择与比较分析研究》，《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在贫困测量的初期，学术界主要以经济收入为唯一标准来判别贫困的发生，至今，多维贫困测量已广泛被学者们认同。如汪三贵等将住户人口特征、户主特征、资产和自然资源、经营行为和服务的获得、社区特征作为五类指标以确保能够识别更多的贫困家庭*汪三贵、王姮、王萍萍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1期。；高艳云和马瑜关注某个时点及不同时点的贫困状态，以教育、健康、生活水准三个元素识别家庭在某个时间点是否贫困等*高艳云、马瑜 ：《多维框架下中国家庭贫困的动态识别》，《统计研究》2013年第12期。。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减贫历程，虽然扶贫成效硕果累累，但依附于科层制下的政府帮扶对象识别体系不能够有效满足当前“精准扶贫”的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绝对贫困线作为识别贫困人口和测算贫困发生率的主要根据。世界银行于2015年10月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上调至每人每天支出1.9美元，中国目前仍采用2011年制定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标准来识别扶贫政策实施对象。然而，农村扶贫工作的实施过程往往伴随上层政策设计与基层治理实践的博弈，“一刀切”的贫困识别方式使得宏观的农村发展政策在基层实践过程中屡屡受挫，多维贫困识别方法由于技术和成本原因很少应用到扶贫实践工作中去。虽然我国当前的扶贫机制能够有效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但不能有效减少相对贫困和预防贫困、返贫的发生。同时，针对当前贫困识别是对某一时间点的判断，缺少对贫困的动态测量。

衡量贫困不能仅限于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而发展也将不仅存在统一的模式*潘年英 ：《扶贫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9页。。全球减贫策略发展至今，单一的以经济收入为核心指标来衡量农民受助与否的识别体系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济贫困虽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特征，但精神文化贫困、健康贫困、生活贫困等脆弱性特征在中国广大农村社区中更加普遍且易受忽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上升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的扶贫将不仅停留于扶贫，而覆盖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广大容易陷入贫困的弱势群体，真正体现和满足中国缩短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发展的战略要求。因此，构建健全的农村脆弱人群帮扶体系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农村脆弱家庭社会群体的识别

从社会学视角看，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元，是人类最重要的群体形式之一。以往政府扶贫对象的选择和扶贫效果的评估均以区域划分，以个体为计算单位，将妇女、儿童、残疾人、搬迁移民等作为国家长久以来帮扶政策倾斜的对象人群，而家庭尚未被作为政策实施单位而得到重视。尤其对于中国而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农村社区盘综错杂的宗族谱系和家庭观念。因此笔者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认识维度，是考虑当前扶贫对象识别精准问题的一大补充。

思考和界定农村脆弱家庭群体概念的意义在于，在我国，有部分农村家庭尚未被列为建档立卡的帮扶对象，游离在“贫困户”“低保户”之外，是极易陷入贫困和返贫的家庭。由于这类家庭自身结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方面呈现明显的脆弱性特征，且因缺乏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导致其在物质、生活、生产和精神上较普通农村家庭而言更加脆弱。

(一)农村家庭的脆弱性特征

与贫困概念相比，脆弱性是一个着眼于未来可能出现冲击的前瞻性概念。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在阐述传统脆弱性概念对风险的暴露和管理基础上，从人类发展的观点出发将脆弱性最新界定为：人类的可行性能力和选择权遭到侵害的可能性，重点关注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层面在未来出现恶化的可能性*《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编写组 ：《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报告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部分学者以预测贫困为目的，认为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受到风险冲击后陷入贫困或加深贫困的可能性*Thomas Reardon, Stephen A. Vosti, “Links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sset Categories and Investment Poverty”,in World Development, Vol.23 (September1995), pp.1495-1506；Luc J. Christiaensen, Kalanidhi Subbarao,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Kenya”, in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 14(December 2005), pp520-558。诚然，脆弱不等同于贫困，脆弱性和贫困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一方面，脆弱是贫困的原因和表现形式，贫困家庭的脆弱程度更高，且在一定程度上贫困人口也是脆弱程度最高的人群*胡永和、蒋永穆 ：《基于脆弱性上升的中国城镇贫困现象解析》，《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4期；韩峥 ：《脆弱性与农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0期；徐志明等 ：《脆弱性与贫困:江苏李庄村实证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9年第7期。。另一方面，两者虽然存在相关关系但也有各自的特点，脆弱性是测量贫困的重要维度，是贫困的动态度量，脆弱性高只能表明一个家庭更可能陷入贫困或者更可能加深贫困*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 ：《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

笔者认为，脆弱性除了能够预测贫困的概率外，能够在易陷入贫困到贫困这一更长时间范围内，识别包括贫困、易陷入贫困和易返贫的家庭。笔者借鉴多维贫困识别指标，结合以往脆弱性研究成果，针对柳村调查对象家庭的实际生活困境，从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三个方面来分析柳村家庭的脆弱性特征。其中，多个脆弱性特征在同一个家庭单位中交叉并存的状况是十分常见的。

1.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家庭人口要素，即家庭共有多少人组成，家庭规模的大小；二是家庭模式要素，即家庭的构成方式，家庭成员间是怎样构成的。本研究重点在于家庭人口要素中对家庭规模的考量。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腾飞，不断加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个巨大浪潮中，作为廉价劳动力输出地，农村在本身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不堪商品市场化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加重了其自身的脆弱性。家庭结构脆弱性特征体现在柳村，即是家庭成员留守和独居的生活状态。下面关于刘某的案例真实反映了独居老人的生活困境：

69岁的刘老人早年丧偶，逝去的妻子是精神病患者，两人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当兵，自2012年去云南入伍后再也没回家。老人家中十分清贫，去年全年收入不足3000元，屋内杂物很多，乱糟糟地摆放着，整个屋内黑娑娑的，炕上堆满了脏兮兮的被子和衣服。在访谈过程中，不断有灰从房顶上落下来。老人煮了一盆白米饭，旁边放着一叠咸菜，供下面好几顿饭吃。

我国有句俗语，“树大分杈，子大分家”。结合当前我国的家庭结构变迁，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国家政策激励和现代年轻人空间意识的改变，农村的宗族家庭日渐没落。尤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开始后，核心家庭如雨后春笋般成为农村社区中最主要的家庭类型。我国农村家庭规模本身在不断缩小的同时，在打工经济和人口老龄化的驱使下，独居老人家庭在不断增多。案例中，刘老人一个人居住破旧石头垒砌的房子是非常危险的，他最大的希望是盖一处新房，但对于他这样的留守独居老人而言，家中没有财力也没有人力能帮助他达成这个愿望。

然而，针对家庭规模与脆弱性的相关性研究截至目前仍存在很大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结构越复杂，家庭成员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所占比例越高意味着更高的脆弱性，越无法抵抗外来风险的冲击，是脆弱家庭。然而，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收入来源广，对风险具有很好的分担作用，反而小规模家庭的脆弱程度更高*Thomas Reardon, Stephen A. Vosti, “Links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set Categories and Investment Poverty”,in World Development, Vol.23 (September1995), pp.1495-1506。根据本研究的实地调查发现，家庭规模与脆弱性的关系与家庭人口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如年龄、健康状况等，应从多方面多角度考虑多种因素对农村家庭脆弱性产生的影响。

2.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能体现农村家庭的脆弱性特征，这里所指的健康问题是重大疾病，尚不包括轻微疾病及部分慢性疾病。疾病是普通柳村家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家庭脆弱程度加深的根本原因。调查发现，柳村患有传染病、精神疾病以及其他无法治愈疾病的患者很难选择一个身心健康的配偶，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后代的患病率。

根据《县20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方案(试行)》，25%、20%、20%、35%作为各季度门诊最高可支付限额，平均核算到各月，以月为单位核算医疗机构次均门诊费用、就诊率，先审后补、按月拨付、超支扣减。然而，重大疾病的医药费和住院费报销率均低于20%。与日俱增的生活成本及城乡差异带来的物价差距，在医疗卫生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对恶性疾病突然造访或长期疾病缠身的农村家庭而言，无疑相当于敲响了丧钟。下文的案例讲述80岁桑某夫妻二人的悲惨境遇：

敲门无应，若不是屋里传来隐约咳嗽声，虚掩着的铁门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跨入铁门，是不同于之前看到的院落，相比之下这个院子太小太简陋。院里零零散散摆了几个桶，地上长满了杂草，在进屋的位置摆了一个钢架，是两个老人的行动工具，甚至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任何生产农具。老人住的房间是大儿子给自己十年前盖的，只有一间屋，屋里黑黑的，正对屋门的是一张炕，除了一台19寸的电视机和一个锈迹斑斑的电饭锅外，只剩下一个烧火做饭的灶了。

据了解，两位老人患有脑血栓，爷爷卧床14年，奶奶卧床10年，现在脑血栓后遗症非常严重，说话口齿不清基本无法下床走动。在这个燥热的夏天，访谈的一下午期间，两位老人没有喝过一滴水，原因竟是不喝水就不需要去厕所了。在访谈刚开始的时候，奶奶谈到自己由于脑血栓而无法动弹时，她指着床边一堆破旧、凌乱的棉被哭了出来。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以前是一个勤快人，看着屋子越来越不像样，自己却动弹不得。

身体素质影响就业能力，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患有重大疾病即丧失实际劳动能力，也就没有养活自己和家庭的收入。事实上，越少的收入意味着越少的投资，越难改变当前贫困脆弱的生活现状，极易陷入持续脆弱的怪圈。案例中两位老人均患有严重的脑血栓疾病，卧床十几年，没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连基本的生活起居也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追求其他层面的物质享受，这使得政府救济成为家庭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政府微薄的补贴是无法满足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

3.婚姻状况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落后等诸多原因，农村人口向大城市和周边城镇开始“钟摆式”流动，这在产生留守等社会问题的同时，我国农村部分男性也面临婚配难的问题。不同于留守妇女研究，调查发现农村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除去被“留守”，面对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通常比男性更加敏感。农村男性由于土地和养老问题较女性更容易被束缚在原社区附近，而农村女性通过打工、受教育和婚嫁等渠道更容易完成迁移。加之高昂的婚姻支付，共同导致原社区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面临婚姻挤压的尴尬局面。

许先生55岁，至今未娶，也无子女。一个人住在一间很破旧的小屋，屋子的窗户上摆满了鞋子和一些农具，与其他两户共享一个院子，院里杂草丛生。父亲去世三十多年，母亲在2012年刚刚撒手人寰。去年，迫于生计他开始去北京当保安，每月工资2000元，干了半年后回家继续务农。许先生曾在年轻时照看过自己的侄子，问及他对今后养老的打算时，他说，“没人(媳妇)愿意跟，到(老)时候再说，靠侄子们了”。

许先生在母亲去世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母亲每年4800元的老党员补贴。访谈中的许先生对未来没有更多的设想，指望侄子赡养他，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当前正值壮年的他有能力获得满足自身需求的物质收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质的下降，他的情况将一步步靠近“五保户”的识别标准。其未来的养老问题将严重威胁其晚年的生活质量，是典型的未来可能会陷入贫困的脆弱家庭。

另外，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的高风险特征等也是加深农户脆弱性的原因，但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上体现的脆弱性特征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综上所述，本研究调查对象家庭以中老年、老年家庭为主，剔除收入因素，对于老年人而言，疾病、留守、独居状态是导致其脆弱的罪魁祸首，而对于较年轻的家庭而言，失业、疾病和残缺的家庭结构是其脆弱性的主要表现。

(二)农村脆弱家庭的概念界定

农村脆弱家庭(Rural Vulnerable Family)研究是一个不同于普通贫困家庭研究的探索性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弱势群体研究，家庭弱势成员是脆弱家庭界定的常用切入点。许多国外学者通过呈现家庭人口的脆弱性特征来界定和划分脆弱家庭类型，如新生儿家庭、残疾人家庭、体弱多病的老人家庭、多子女家庭等*杨文、孙蚌珠、王学龙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Susan W. Hiatt, Ann A. Jones, “Volunteer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Families And At-risk Elderly”, in Child Abuse & Neglect, Vol. 24(January 2000), pp.141-148.。我国尚未真正探讨农村脆弱家庭这一群体概念，大部分学者将贫困和脆弱作为一个混合概念展开讨论*韩峥 ：《脆弱性与农村贫困》，《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0期；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 ：《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国外脆弱家庭的概念界定不能直接移植到中国农村脆弱家庭的群体界定上，考虑到我国的生育政策和隔代抚养的特殊社会现象，新生儿家庭和多子女家庭不在中国农村脆弱家庭的考虑范畴。

根据柳村的家庭脆弱性特征，结合国内外相关概念的阐述，笔者将本研究的农村脆弱家庭定义为：在一段时间或更长时期内，一个农村家庭受收入和福利水平的限制，在面对外来风险(包括自然灾害、疾病、失业等)时，出现现有经济或健康水平下降等抵抗能力弱的表现，需要靠外界帮扶来扭转被动局面的家庭状况。本研究不以经济状况为衡量农村家庭生存状况的唯一标准，根据柳村家庭的脆弱性特征，家中患有重大疾病成员的家庭、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家庭、光棍家庭、独居老人家庭是主要的农村脆弱家庭类型。在中国扶贫工作下，农村脆弱家庭又可以划分为非普惠性扶贫政策覆盖的贫困家庭、非普惠性扶贫政策尚未覆盖的脆弱家庭，这些家庭包括已经陷入贫困的家庭、易陷入贫困的家庭和易返贫的家庭，应作为帮扶对象家庭共同纳入中国扶贫体系。

三、多元主体的农村脆弱家庭帮扶机制

早在原始社会，迫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类就开始群居生活并学会如何协作共处。后来发展到部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组织化和制度化，首领的出现意味着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出现。经历漫长的社会制度变迁，个体始终无法拒绝成为整个社会网络中一个结点的命运。在当前扶贫工作背景下，本研究试图通过探析柳村脆弱家庭当前已有的帮扶体系，以发现其中帮扶主体的角色缺位及在覆盖范围和力度上的不足。

(一)帮扶主体与农村脆弱家庭

1.社会关系网

从社会学视角看，家庭的社会关系网是整个社会网络的子元素，我国乡村社区资源的分配遵循一种“差序格局”式关系。

社会关系网的类型指农村脆弱家庭与提供帮扶者的关系类型。本研究将访谈对象家庭与帮扶主体的关系类型总结为以下三类：①亲属层，包括访谈对象家庭成员的父母、子女(包括儿媳和女婿)、兄弟姐妹(配偶双方)及其他亲戚；②朋友、邻居层，包括访谈对象家庭成员的邻居、同学、乡亲、战友等；③社会其他相关者层，主要指代前两层所不包括的相关者，具体在案例中包括学校的老师等在内的主体。在农村脆弱家庭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根据与其关系的紧密程度，由近及远的分别是亲属层、朋友邻居层和社会其他相关者层。

以上关系类型中，通过血缘和婚姻关系构建的农村脆弱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最紧密的社会关系类型，即亲属层。其中，最单纯直接的关系是核心家庭关系，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相互扶持和抚养赡养的义务，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婚姻的缔结使农村脆弱家庭获得更大范围的旁系亲属支持。调查发现，距离脆弱家庭关系越远的相关者对其社会支持的力度越小，亲属多为柳村脆弱家庭提供无偿财物支持、有偿借款支持(无息或低息)或无偿实物的支持。邻居和朋友坐拥地缘优势，为农村脆弱家庭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方面的便利。

2. 政府

政府以法律法规、扶贫政策、扶贫规划与地方发展项目等多种手段措施，对农村脆弱家庭提供以无偿财物为主的帮扶，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等其他帮扶主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针对柳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支持内容：

“低保户”、“五保户”补贴、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柳村低保户62个，享受每月110元补贴，五保户仅6个，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200元。当地低保、五保户的评价标准皆由村干部商讨决定，然后上报，最后由县里决定，县政府根据每个村落指标名额在申报的名单中再进行甄选。柳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遵循全国统一标准，国家最低标准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补贴55元，9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补贴75元。养老保险政策是独居老人家庭的重点支持来源，柳村老人透露，“要是没有政府，早就饿死了”。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村脆弱家庭参与度最高也是最有效的保障政策，尤其是家中患有重大疾病的家庭。70岁的徐奶奶在三年前由于癌症在医院花销3万元人民币，农村合作医疗共报销1.8万元，虽然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医药负担，但仍有大量资金需要家庭自身填补。老人反映，“生病就靠合作医疗，但很多病没法报销，很多医院也看不了，生不起大病”。老人的话语，表达了感激，也流露出了无奈。对农村脆弱家庭而言，看病就医仍存在“不方便、覆盖窄、没法补”等难题。

惠农补贴，主要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针对柳村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困境有一定补救作用。但是，大部分柳村农民家中只有两至三亩地，每年仅能通过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收入200元左右。

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可选择性地获得其他补贴，如危房改造。申请此类补贴款项的大多为具备劳动能力的家庭，对于家中患有重大疾病的家庭、独居老人家庭和部分留守家庭而言，即使补贴再多的金额，由于自身的身体状况和劳动力的流失，也无法受惠于危房改造政策。

3. 发展研究机构

柳村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实践基地，社区见证了发展研究机构对其变迁过程的影响和改变。人文与发展学院与柳村的合作最初源于中德EED项目，现已运行至第二期，是农村发展项目发展干预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柳村实施了荒山造林、截潜流、自来水设施建设、土地硬化等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民个人和家庭而言，发展项目更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虽然并非直接针对脆弱家庭，但他们因此而受益。

以当前正在运行的“巢状市场”项目为例。“巢状市场”是以村干部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以高于市场价格1元的价格从农户手中收购蔬菜、禽类、蛋类等农产品，利润在15%—20%之间以保证在农民创收的基础上卖给北京的消费者，实现农户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巢状市场”项目提高了当地参与项目农户的收入，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具有示范功能的扶贫措施。项目初始设计以“扶贫”为主要目标，以社区中贫困脆弱的家庭为优先参与对象。然而，随着“巢状市场”的发展，消费者食品安全要求不断提高，随之提高的是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项目重心从“扶贫”转移到“食品安全”上，将一些脆弱但产品不符合要求的农户从参与者中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项目的设计初衷。就当前项目运行现状而言，柳村参与项目的农户大多有一定经济基础，而真正需要帮扶的对象家庭由于卫生和食品安全问题被排除在参与范围之外。原因主要有：其一，部分农户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对项目信息不了解或不关心；其二，“巢状市场”规模尚小，项目提供的消费者需求小于农户所能提供的农产品数量，农村脆弱家庭不存在竞争力。因此，考虑到农村发展项目的示范和推广，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善。

(二)帮扶效果评价及存在问题

农村脆弱家庭在面对外来风险冲击时，能够得到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的有效帮助，同时，政府扶贫和发展研究项目也能有效提高农村脆弱家庭的生计水平，诸多帮扶主体共同构成农村脆弱家庭的帮扶体系。通过对已得到的帮扶内容进行效果评价，以发现柳村脆弱家庭帮扶体系的不足。

表1 柳村脆弱家庭的帮扶主体和效果评价

诚然，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社会在扶贫和扶弱的问题上缺乏责任感。如表1所示，乡土社会的柳村家庭大多依赖社区内部支持得到基本的物质、生活、情感和生产方面的帮助，由于社区环境的相对闭塞和整体贫困，脆弱家庭很难从有限的社区内得到足以改善生计、摆脱脆弱困境的支持，养老、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改善更是难上加难。基于社会资本流动分析，在考虑社区内帮扶主体时，互惠性是农村脆弱家庭获得可持续支持的基本原则。研究表明，作为社会资本表现之一，礼金支出对农村家庭的脆弱程度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也很好地解释了当前礼仪活动日益频繁的合理性。

73岁的独居老人李奶奶生活上十分简朴，平日花销最大的属红白喜事。她提到，村里每有红白喜事，都会用大喇叭播放消息让全村知道。老人透露，在村里，家中晚辈尚未成婚的一般都会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走动别家，比如自己。如果家中孩子都已经成婚，村中的老人一般会逐渐淡化与邻居的人情往来。

对于73岁的老人而言，她对人情往来所需支付的金额是无力的，为了考虑自己孙子成婚时能有别人来走动，只能咬牙通过支付他人礼金的方式来维系孙子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通过礼金支付的方式能够建立和维系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社会关系网络中各主体在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为了满足支付双方的互惠性原则，社会资本流动过程中必然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社区外，政府普惠性的惠民措施和扶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脆弱家庭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收入，是帮扶覆盖范围最广的主体，但帮扶力度尚不能满足脆弱家庭的需求。在政府扶贫对象的识别和选择上，由于自上而下的指标评价体系和测算方法，使得扶贫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准确覆盖至需要帮扶的农村脆弱家庭*高功敬、陈岱云、梁丽霞 ：《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测量及现状分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另外，在国际发展援助产业的蓬勃发展下，发展研究机构通过村级发展项目，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等多个方面，对我国农村发展和家庭脆弱性改善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从覆盖范围和运行机制上看，尚处于尝试和示范阶段。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个体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脆弱群体社会帮扶的主体，对柳村脆弱家庭缺少任何实质性的干预和支持。总之，考虑到当前农村脆弱家庭的生存困境和帮扶的局限性，亟需构建多元主体的农村脆弱家庭帮扶体系。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我国针对消灭绝对贫困的扶贫成效，以及返贫现象的频繁发生，农村脆弱家庭的识别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农村脆弱家庭的识别是在更长时间范围内，通过对贫困发生过程的观察和评估，能够有效预测贫困的发生，并降低贫困发生率。然而，脆弱家庭概念一再被中国学者忽视，本研究试图在回顾探析当前扶贫政策和战略的前提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识别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脆弱人群。虽然，来自亲属、邻居朋友、政府、发展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所提供的帮扶体系，对农村脆弱家庭在物质、生活、生产和情感等方面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我国广大农村而言，帮扶覆盖范围和力度上发挥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研究尝试拓展我国政府扶贫的实施界面，建立完善的农村脆弱家庭帮扶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创新基层应用导向的农村脆弱家庭识别指标体系，避免政策“一刀切”的扶贫政策实施方式。其次，加强社区环境改善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让社会养老服务进入农村社区。最后，通过呼吁社会各阶层能够关注农村脆弱家庭，鼓励个人、机构、组织等形式的慈善救助活动。

(责任编辑：陆影)

2016-08-03

高 杨(1991—)，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干预与农村社会变迁。 刘永功(1959—)，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张克云(1964—)，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转型与社区变迁、性别与发展、贫困儿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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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6]12-00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