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昌锟（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试论张之洞与晚清自铸银元

熊昌锟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明末以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外国银元进入东南沿海地区。清代五口通商之后，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地域大为扩张。与之对应的是，清政府内部对如何应对洋银流通的纠结与争论颇为炽盛。起初，部分官员主张禁绝洋银进出，但未能有效实施。清季，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主张仿铸外国银元而取代之，获得朝廷同意。张之洞率先在广东筹建钱局，并试图商请英国汇丰银行代铸银元。广东银元虽在其调任湖广后铸造，但其方案、式样均为张之洞拟定。督鄂期间，张之洞在湖北继续铸造银元，并希望将新铸银元推广至全国。后署理两江总督，仍积极筹划江南银元局复铸银元。因此，张之洞在晚清自铸银元的实践中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铸造银元并推广至全国，有效抵制了洋银。而收归货币的铸造权，则维护了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然而，张之洞也曾以民族主义为由，极力反对以“元”为国币单位，使得币制改革迟迟无法实现。而各省相继取得铸币权后，对中央统一铸币的计划和币制改革的实施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晚清 自铸银元 张之洞 开创性

明末以来，外国标准化的银元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因其形制统一、价值稳定、便于核算等优点，很快受到市场欢迎。清代，外国银元进入的数量在明末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清前期进入中国的主要为西班牙银元，每年输入的数额在二百万元左右。①［日］百濑弘：《清代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的流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9页。五口通商以后，外国银元输入的种类及数量大幅增长，部分年份达到上千万元。外国银元除了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之外，在福建、浙江等地还可用于缴纳赋税，因此其流通空间逐渐从沿海商埠流向内陆，从城市流向农村。但由于其在与银锭、铜钱进行汇兑时往往高于自身价值，从而具有“套利”的性质，中国商民的财富无形中受到搜刮和掠夺。卫三畏曾论及“在如此商业化的中国社会，她的人民甚至缺乏自己国家铸造的贵金属货币……这甚至在亚洲国家中也是唯一的例外”。②Williams，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p.265.

有鉴于此，部分中国官员早在道光年间就呼吁禁止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清末，为了抵制外国银元，张之洞等地方督抚提出自铸银元以“便民用、保利权”。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银元的铸造与流通虽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然而在广东、湖北、江南等地均成功实现了自铸银元，并最终起到了抵制洋银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铸银元，清政府将货币的铸造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极为重要。而张之洞率先迈出了从长期争论、酝酿到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并在晚清自铸银元以抵制洋银、收归货币发行权以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③部分学者曾就中国自铸银元展开过讨论，较具代表性的有陈春声：《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丁进军：《清代广东始铸银元时间》，《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不过在国币单位上，张之洞主张使用秤量繁复的“两”，又反映出其保守的一面。

一、“禁止抑或仿铸”：自铸银元前的争论

外国银元的进入以及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泛流布，曾引起清政府官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是否禁绝洋银进出，是否仿铸洋银而谋求抵制之这两个方面进行。

道光九年（1829）正月二十四日，御史章沅奏称，夷人“赋性狡黠，纯用机心，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什七。或仍以番银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①《御史章沅折：粤洋通市不得违例私易银钱请议禁止章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页。因此建议此后通市只准易货，不准易银，以使番银“不禁而可期自绝”。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政府发廷寄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内称“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载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近来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②《道光朝上谕档》，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第1条，盒号959，册号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因此要求两广总督李鸿宾禁止外国银元流通。然而当时闽广、江浙一带对外贸易高度发达，以货易货显然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且外国银元已逐渐成为广东、福建等地市场上的主币，中外商民咸乐使用，势难禁绝。

道光十三年（1833），御史黄爵滋奏称，“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造成“内地纹银且相率化为洋银，而纹银自是益日少而日贵也”。③《黄少司寇奏疏》，《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第42页。因此建议禁止纹银、银元出境。十月初七日，道光帝要求沿海督抚就黄爵滋的奏议进行商讨，是否禁止纹银、银元进出。两广总督卢坤回复称：“至夷船载洋银来粤，系备买货找价之需，所带洋银多寡不定。如进口货多出口货少，该夷船所带洋银即有余剩，势不能禁其不仍行带回。即内地洋商与夷人交易，价值如有不敷，既不便强令夷人添置货物，又不准官银交兑，向以番银找给，历经奏明在案。既以番银找给夷人，即不能禁其不载运回帆。此外洋夷人来往不能无出海之洋银也。是禁止洋银出洋，于广东商夷交易均有窒碍，且恐因禁止洋银而转致金银偷漏，更于海防非宜。”④《两广总督卢坤等覆折：银元出口未便禁止仍照旧章》，《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第43～44页。卢坤认为洋银作为外商在广东市场交易的结算货币，如禁止其出境，势必影响广东的对外贸易，因此持反对意见。同月，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称：“以苏省情形而论，洋银行用，只在内地，不往外洋。今若创为例禁，则闽、粤洋船来至上海者，均不得携带洋银，是欲截其去路，而先断其来路。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窒碍。”⑤《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折：江苏省行用银元不至运往外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一）》，第45页。陶、林两位督抚认为禁绝洋银，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均有窒碍，亦不主张禁止洋银出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也认为禁止外国银元出洋，于浙省对外贸易大为不利，亦反对之。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地洋银流通最广，但四省督抚都明确反对禁止洋银进、出口之议，清政府也未再坚持。

禁绝之议未成，仿铸之议又起。咸丰五年（1865）二月二十七日，福建巡抚吕佺孙奏称，“外洋之银钱，提去铜铅药物，实止纹银六钱五分。是彼以六钱五分之银，明易中国九钱以外之银，弋利之巧，漏银之源，孰甚于此”，建议仿铸外国银元，认为此举不仅可以“抑洋钱而不予以利权，平银价而渐绝其偷漏”，且对“目前之军需可以裕，将来之国用可以兴”。⑥《福建巡抚吕佺孙折：建议仿铸外国银元》，《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二）》，第191页。咸丰帝接到奏疏后，要求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四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奕等复折，称吕佺孙仿铸外银之议窒碍难行，原因在于外国银元主要在江、浙、闽、广几省流通，其他省份则极为少见，且式样不一，官方仿铸的银元不一定为商民所接受。“今如该抚所奏，官为仿式制造，每钱一元需用成本火耗七钱二分支放，果抵银九钱，尚可获利。但市肆长落无常，既不能强民以定价，则仍必随市为低昂，是用钱仍与用银无异，或铸造已成，而不能行用，徒费工料，终于经费有损无益。”咸丰帝赞同奕等人的看法，吕佺孙的建议就此搁置。①《咸丰朝上谕档》，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三第5条，盒号1183，册号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周腾虎也曾有“铸银钱”之议，指出佛头洋银（西班牙银元）流入中国最广，中国因习用之。但“佛头银于道光初年停铸，所来中国洋银愈用愈少。闽广各省必椎栏用之，日渐其绌。江、浙商民，乐其便易，市井贸易，惟此信行。各钱店认定式样，少有变更，则群起而叱为伪铸，巧立各种名目，以抑勒民伍，至每元洋银竟贵纹银一两之多。转移之间，银已八折，商贾愁叹，莫究其由而坐受其困。即或夷人重铸新者，各钱店又呼为新板，而坐以七折。”周腾虎指出佛头银停铸后，伪造之洋银充斥市场，因此建议铸造银钱，认为此举不仅可以抵制外银，尚可“通有无，足国用，赡军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②《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五十八，第64页。但此议亦未得到清政府的采纳。

直到光绪年间，仿铸洋银之议继起。此时外国银元流通的范围大为扩张，烟台、天津、牛庄等北方港口及内地省份皆可见到。禁止其流通已不现实，根据其形制仿铸一种新的银元，进而谋求替代之成为新的共识。在此情形下，张之洞提出在广东试铸银元，如获成功再推广的奏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晚清自铸银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督粤时期与自铸银元的首创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仿造洋银而自铸银元。其在奏疏中首先指出洋银广泛流通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广东华洋交错，通省皆同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台、浙、江、皖、鄂、烟台、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罏，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并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自铸银元的具体办法，“拟即选募西人善铸银元者来华试造，若附在钱局内铸造，计此岁铸银元三千万枚之机器。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三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有奇，定为库平七钱三分银元，上一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清文、汉文合璧，一面铸蟠龙文，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而后提到了自铸银元对清政府军需、税赋的征收多有裨益以及对洋银的抵制作用，“铸成之后，支放各种饷需官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粤省洋关税项向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不拘成数银色，务与外国上等洋银相等，银质较重而作价补水均与相同。商民趋利，自易风行，若日久通行，民间自行加价，亦听其便。闻外洋银元，颇有赢余，虽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断无亏折”。③《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广东试铸银元以备户部推广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35－1372－041。

二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朱批：户部速议具奏，片并发。三月初五日，户部尚书复折，认为张之洞奏请试铸银元系“经国远谟，救时良策”，但兴铸银钱，如办理不善，恐有四弊：其一，中国银矿不甚开采，来自番舶者十之七，每岁出洋之数不下三四千万，周转止有此数，一旦聚以铸币，价贵源涸。其二，利之所在，民趋若鹜，虽严法不能遏，炉匠掺和抵交，小民私销窃翦，诸难防范。其三，铸造钱币，如轮廓不清，则私铸起，故文必精，色必足，熔化消折去十五分之一，加以铸费，每饼不止一成，则官帑有亏，需细致筹划。其四，外银流入中国，有三工、四工等诸名目，价亦递减。现鹰洋盛行，以八二折售于中土，民间惯用，今若创办银元，减成取利，用必不畅。④《户部尚书阎敬铭等折：议覆张之洞请铸银元》，《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二）》，第673页。因此户部对广东自铸银元的态度较为模糊，既未明确支持，亦未表示反对。三月二十七日，张之洞接到光绪帝谕旨，“所陈兼铸银元一节，事关创始，尚须详慎筹划，未便率尔兴办，着听候谕旨遵行等因”。⑤《道光朝上谕档》，道光三月二十七日第4条，盒号980，册号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皇帝并未有新的旨意。然而张之洞并未因此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筹建铸造银元的广东钱局。同年七月，广东钱局兴工创建，至光绪十五年二月竣工。⑥《广东造币厂第一次报告书》，民国七年。“四月二十六日（5月25日），铸钱厂成，试铸制钱，兼铸银元。”⑦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然而，广东钱局建成后，并未立即铸造银元。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初六日的奏折中汇报了从英国喜顿厂购买机器铸造制钱的情形，并提及“略谓现在制钱甫经开铸，所有银元遵旨尚未开铸”。

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六日，张之洞奏请由英国汇丰银行代为铸造银元，并详细指出此举的几点原因：首先在于汇丰银行有英国伦敦及美国旧金山所出条银，成色较中国纹银稍高。其次，汇丰银行在香港铸造银元，与广东近在咫尺，早发夕至，相比从墨西哥运来洋银，节省大量运费。此前，户部以自铸银元存在四点弊端造成皇帝的犹豫不决，以致自铸银元迟迟不能实现。此次张之洞就户部的疑虑进行了一一回应：一是户部称如用纹银铸造银元，易造成价贵源涸。而粤省试铸银元，银条取诸汇丰，来自外国，于中国原有纹银并无消耗、亏折。二是关于炉匠掺和之弊，最易辨识，闻声辨色，皆可不爽，且安排专人监察，即无此弊。至于小民销翦，银元上铸明重几钱几分，轮廓花纹均极精致，稍有亏缺，尤易辨别。三是户部考虑熔化销折，官帑有亏。而经细加考核，如大小银元兼铸，核计成本，足可通融抵补，不致有亏。至汇丰附铸银元，已商定酌补工火，赢则多铸，歉则少铸，操纵因时，应无销折亏帑之弊。四是粤省拟铸银元，大银元定用九成，小银元由八成六递减至八成为止，较之外洋所铸成色相符，或且稍胜，民间自无异说，断不肯任意减成。①《光绪朝朱批奏折》第91辑，第812～816页。并附上拟铸银元式样，起初张之洞设想的库平七钱三分银元在汇丰银行的建议下改为七钱二分，其余四种小银元分别重库平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光绪帝在九月二十六日朱批：户部议奏，单并发。十一月初五日，户部尚书张之万等奏请允准汇丰银行代铸银元，但强调“至银元成色，务须始终一律，方能经久无弊。”并要求去除拟铸银元中所印洋文，改凿蟠龙，以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汉文十字改列正面。②《户部尚书张之万等折：汇丰银行代铸银元请允准试办》，《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二）》，第678页。从光绪帝和户部的态度来看，张之洞此次所请试铸银元得到了认可，他苦心经营的自铸银元即将实现。但就在该年十一月，亦即户部复折请准广东试铸银元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筹划多时的自铸银元未能在两广总督任上得以实现。但次年广东自铸银元的式样、形制，均是按照其设计的方案进行。

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广东开始自铸银元，③彭信威认为光绪十四年已开始试铸广东银元，重量为库平七钱三分，之后才改为库平七钱二分。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7页。但其实库平七钱三分的银元只是张之洞最初的设想，并未真正铸造。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六日，张之洞在奏折中明确提到此事，“所有银元遵旨尚未开铸”。因此广东真正铸造银元的时间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于钱局内附设银厂，并向喜敦厂购办铸钱机器。原欲与制钱同时并铸，为部议所梗，往返磋商，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始行开铸，于洋款项内提银十万两为铸本”。④《广东造币厂第一次报告书》，民国七年。五月十五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将广东自铸银元的情形上奏皇帝，“窃照粤省购买机器试铸银圆，业经奏奉谕旨允准试办，遵即督饬局员转饬工匠，另置钢模，将洋文改凿蟠龙外，正面改刻广东省造等字。一面饬由善后局陆续发给纹银于本年四月初二日开炉试铸，其质轻重大小及配合成色均照奏定章程，每圆重库平七钱二分，配九成足银；次则三钱六分，减配八六成足银；再次则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三种均减配八二成足银，较现在市行洋钱成色轻重，均属一律”。⑤《两广总督李瀚章奏为进呈广东新铸银元筹拟行用办法恭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35－1373－032。从李瀚章的奏折内容来看，广东铸造的五种形制的银元与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1889）奏请铸造的银元式样完全一致。

与此前众多官员、督抚流于争论不同，张之洞在广东率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不仅创建了广东钱局，从英国购置了铸造银元的机器，并在最初的铸银设想遭户部、皇帝否决后，继而商请汇丰银行代铸。虽然商请汇丰银行代铸银元的设想亦因清政府的犹豫迟迟未能得以施行，不过在汇丰建议下的铸银方案最终得以实现。广东自铸银元虽在张之洞调离湖广后（光绪十六年）实现，但其形制、式样均是按照张之洞此前拟定的方案进行。因此，晚清自铸银元的首创之功当属张之洞。

三、督鄂期间铸造湖北银元及推动银元的流通

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十二日，“奉上谕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即赴任职。以李瀚章为两广总督”。⑥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张之洞在广东成功自铸银元前夜调任湖广，其心中是否忿然不得而知。但自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经略湖广后，张之洞并未急于在湖广自铸银元，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十九日，才联合湖北巡抚谭继洵奏请在湖北铸造银元。提到奏请在湖北铸造银元的原因时，首先说明制钱（明清时称法定钱币为制钱）的严重缺乏，已对经济运行造成极大损害。“窃照湖北省据江皖上游，地当南北要衢，汉口、宜昌兼为华洋通商口岸，商贾云集，用钱最广。向章各州县征收丁漕，各局卡抽收厘金、盐课，皆用制钱完纳，每年需用之数甚巨。自同治以来，滇铜不旺，洋铜价值日昂，鼓铸久停。青铜制钱本已日罕日珍，近来市面现钱日形短缺，而商民完纳官项以及民间日用交易，皆需此物。大率湖北各府州县、市镇，不惟制钱短缺，即粗恶薄小之现钱，亦甚不多。民间深以为苦，而误入之何，通省情形相同。”其次在于广东铸造银元已取得成效，可援照其例，开铸银元。“佥以广东奏准开铸银元利用，便民成效昭著，盖银元大小轻重均有定式，取携甚便，尤利行远，商民便之。不独闽、广、江、浙及江西、安徽、湖南等省商民贸易通用洋银，如湖北汉口、沙市一带向来亦多行用，至商轮来往，则全用洋银交易；利权所在，尤当因时制宜，惟有援照广东成案，开铸银元，庶可以补制钱之不足。缘广东银元若由鄂省远道购致，运费、汇费耗折太多，且不能随时济用，拟即在鄂省自行铸造，购置铸造大小银元之中等机器，全副先行试办。……一切均拟仿照成案办理，惟银元所铸广东字样改为湖北所有。”①《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鄂省制钱缺少商民交困拟请援案开铸银元以便民用而保利权恭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35－1373－056。换言之，张之洞欲将此前在广东设计的铸银方案在鄂再度实施，由此也可看出其对于自铸银元以“保利权、便民用”的信念始终未有动摇。九月初八日朱批：户部议奏。此后户部核议复奏，予以同意。

张之洞不仅积极筹划银元局的创建及银元的铸造，而且极力推动银元的流通与使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二日，张之洞行饬全省，谕令官民商人“本省新铸银元，准作制钱一千文，准其完纳丁漕、关税、厘金、盐课，官吏、司事应一律照收，不准稍有挑剔，留难需索”。②《行用银元钞票示》，《张之洞全集（七）》，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四日，“札北藩司、盐道将应发文武员弁俸廉薪粮杂款一律改发银元，以广流行，腾出银两即随时拨解银元局供铸，源源周转，有裨钱法民用”。③《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486页。除了要求在完纳丁漕、关税、厘金、盐课以及俸廉薪粮行用银元外，还希望在钱店、当铺、税铺推动银元的使用。“迩来附省各关局俱已陆续收解，惟外府各属州县，尚未以此项银元票及本省银元完纳丁漕等项。推原其故，必缘距省遥远，商民人等来省兑取不易，致未通行。兹特将本省字样银元及银元票饬令司局札发各府州，分派各属承领转发各钱店、当铺，宜昌兼发税铺，以期流通。”④《推广银元及银元票示》，《张之洞全集（七）》，第251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发布命令，称“广东、湖北铸造银元以来，京饷、钱粮、税厘及发款均搭用三成，民间即已畅行，毫无亏损，若官发出银元为数过少，商民即无从购觅此三成以为完纳钱粮、税厘之用，自应一体行用，以昭划一而通银币”。因此要求“湖北武汉地方绿营兵饷、米折、马乾、公费银两，及水陆各防营勇饷、薪费银两暨操防练军薪费、津贴钱文，各衙门俸廉公费，各局委员薪水局用，各书院学堂监督、分教、教习、委员及洋教习师生脩薪膏奖，以及由官兴办工程购买物料等事，无论向来或发银或发钱，均应一律改发湖北官局所铸龙纹银元”。而“省外各府勇营饷项及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操防军津贴，有向来折发钱文者，有就近拨用厘钱者，均一律按照原定饷章及现银市价，折合现银给发。该处如系通行银元地方，即按照市价折合银元给发，断不准折发钱文，以免多耗制钱而不能运省之弊。其省外文武衙门各项发银之款，俟办法畅行后，再行酌核推广”。⑤《札司局支发官款改用银元》，《张之洞全集（六）》，第383～384页。张之洞不仅要求湖北省城武汉兵饷、公费、薪金一律改发湖北新铸银元，而省内各府饷银及军费、津贴，亦折现银给发，几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推动新式银元的使用与流通。

四、署理两江时期经理湖北银元局与推动复铸江南银元

张之洞督鄂期间，铁政、银元、炮厂、学堂等施政重点卓有成效，然而至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又调离湖广，署理两江总督。就在离任两月（十二月三日）后，张之洞致电署理湖广总督谭继洵，称“湖北银元局不日告成开造，以后筹画铸本及一切经费，用款繁多。至行销地方，尤以江南、上海等处为畅旺。且铁厂、枪炮厂欠款，奏明归银元局余利归还，为数甚巨。似可归并南洋经管，弟当竭力维持，如有余利，当酌分若干，协济鄂省”。①《致武昌谭护制台》，《张之洞全集（八）》，第202、232页。谭继洵回电表示银元局归江南，并允协济余利，于鄂省有益，赞同继续由张之洞经理。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四日，张之洞致电总署称，“湖北银元局厂屋已成，机器已到齐，不日安竣，即须开铸。因开办后端绪甚繁，尚须筹款。银元销路，以江南、安徽等处为多。查鄂省创设各厂，已奉旨仍令洞督饬经理。且江南去年曾经议设银元局，尚未举办，若鄂局归南洋经理，可免江省另设一局，以致相妨。将来如有盈余，可酌量津贴鄂省。因与护湖广总督谭电商，谭意甚以为然，复电称，银元局归江南，并允协济余利，于鄂甚有益，嘱即电奏等语”。②《鄂银元局不日开铸》，《张之洞全集（四）》，第421页。张之洞此时认为若湖北银元局由其经理则可免设江南银元局。初六日，张之洞接到总署电文称“奉旨：张之洞电奏，与谭继洵商明将湖北银元局归南洋经理，余利协济鄂省等语，着照所请办理”。③《致武昌谭护制台》，《张之洞全集（八）》，第202、232页。此后不久，湖北银元局正式开铸银元。闰五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将湖北铸造银元的情况以及银元的行使办法奏报朝廷，“该局系购用外洋银条，专募化学洋工师一人，较准成色，依法配合制造，计大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其次为两开，重三钱六分；又次为五开，重一钱四分四厘；又次为十开，重七分二厘；又次为二十开，重三分六厘。详加考验，实与市行外洋银钱轻重相同成色亦好，应即批解江宁，饬发行销等情”。从湖北铸造的银元式样来看，与张之洞在广东时设想的五种形制完全一致。而在提及银元的推广使用时，张之洞不仅要求湖北省“各局厘卡厘金，盐课均准商民一律用银元交纳，支发官款一体酌量搭用”；而且希望湖北银元能够行用全国，无论民用、官用，“所有沿江沿海各省通商口岸及内地商民，应均准其将湖北官局所铸大小银元与广东银元一体行用，一切听其自然，毫不勉强，此为民用。其各口岸及内地完纳税厘暨交纳各项官款，准以官铸大小银元交纳，按照市价核算。纹银、银元如何补平、补水，各处自有通行市价，毫不抑勒，务令官民两不亏累，此为官收。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行销最易，所有支发官项饷需，工程物料等款，亦按市价核算发给，不稍畸轻畸重，此为官放”。④《奏为进呈湖北新铸银元筹拟行用办法恭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3－6684－004。也就是说，张之洞在湖北铸造的银元，其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湖北市场，更希望行销全国以取代外国银元。

江南银元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已开始铸造银元，但此后一段时间废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政府要求除粤、鄂两省银元局外，其余各省银元局一律停铸。七月十八日，张之洞致电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称，“行银元明谕，报已见。若止粤、鄂两省，所铸有限，岂能畅行。鄙意拟奏请由江、粤、鄂三等分铸，章程容再详商，总须三省划一。惟搭成一节，最为大误。如此则永不能通行矣。铸本无出，亦是难事，祈酌覆”。⑤《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张之洞全集（十）》，第305页。次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复电，“宁局似尚有成效，欲奏请仍旧多所窒碍。公肯仗义一言，为宁局吐气，感佩曷可言喻”。⑥《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十）》，第305页。当时，张之洞已回任湖广总督，但与此前态度发生变化，积极推动江南银元局复铸银元。八月初六，张之洞电奏军机处及户部，对于清廷要求银元由湖北、广东两省铸造提出自己的主张，其认为银元的铸造应由粤、鄂、江（南）三局共同铸造。因此时鄂、粤两省机器有限，铸造的银元数量不足以抵付各省应解应放之款。而江南银元局机器闲置不用，甚是可惜，故请求恢复江南银元局铸造银元。同时认为三局在铸造银元时，需事事划一，以免铸本偏枯，畸轻畸重，自相积压，畅滞不一。⑦《铸造银元宜鄂粤江三局共商并铸，致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张之洞全集（四）》，第518页。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总督时，因继续经理湖北银元局，而不主张应设江南银元局，待其回任湖广总督，又推动江南银元局复铸银元。个中原因较为怪异，应与其当时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

五、铸银思想的几次转变

张之洞铸造银元的思想随着认知的加深而有所变化，具体来说，有四次变化较为明显。第一个转变在于由自铸银元到请商代铸。前文论及，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时，张之洞奏请试铸银元，其当时设想订购铸银机器，选募西人善铸银元者，附在钱局内铸造。但户部以自铸银元存在四弊回复，导致皇帝犹豫不决，未能获准。光绪十五年（1889）时，张之洞奏请由汇丰洋行代铸银元，其用意在于使用外国条银铸造银元，而不致使国内白银枯竭，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应对户部所提出的铸银四弊。此方案原已获得清政府的认可，但尚未付诸实施，已被调往湖广。张在奏折中曾提及：“臣之洞在粤创设银元局，开铸之初，本拟向汇丰购用银条共铸，已议有眉目。嗣因臣之洞调任湖广，粤省局员乐于省便，且见粤省银元易销，希冀民间不加深求挑剔，遂禀准接任督臣李瀚章，但取宝银供用。”①《湖北银元局仍请归南洋经理折》，《张之洞全集（三）》，第307～309页。由此可见，张之洞最初自铸银元的设想遭到户部质疑后，转而变通商请汇丰银行代铸，但最终未能实现。

第二个转变在于从请商代铸到官方铸造，反对官督商办。张之洞调任湖广，并在湖北铸造银元时，不再商请外国洋行代铸，而是筹建湖北银元局，聘用外国铸银师，校准成色。并委派官员进行管理，将铸造权掌握在官方手中。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官督商办铸造银元的思潮涌起，张之洞明确表示反对，与此前商情汇丰代铸银元的态度大相径庭。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初三日，清政府要求南、北洋招商官督铸造银元，称“现在广东、湖北等省均已次第开铸银钱，南北洋沿海繁庶地方，如能招商集股，官督试办，实可以济圜法之穷。”②《廷寄：著南北洋招商官督铸造银元上谕》，《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二）》，第683页。九月，南洋大臣刘坤一拟在上海筹设官督商办的银元局，准备筹集商本三千股，每股计银一百两，共集股本三十万两。但集股仅限华商，不向洋商募股。③《设局铸银续述》，《申报》1894年9月18日，第3版。十一月，北洋大臣拟在天津招商募股，铸造银元。并承诺按年照取官息一分外，再行照股分红。④《铸造银钱总局启》，《申报》1894年11月3日，第5版。但张之洞明确表示反对“官督商办”铸造银元。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张之洞上“钱币宜由官铸毋庸招商”折，其在奏折中说明几点缘由：其一，钱币为国家大政，于国体内政大有关系，需官铸以示慎重。其二，铸造银元机器，厂屋所费，并不甚巨，官力有余，无藉于商。其三，商人唯利是图，不能遵守定章，恐致银币成色有差，参差不齐，有妨民用。如若允许商办，不但不能杜外洋之漏卮，并与现有官局有碍。⑤《钱币宜由官铸毋庸招商》，《张之洞全集（三）》，第330页。张之洞的奏折是否最终改变了清政府的态度不得而知，然而客观的事实在于官督商办铸造银元的设想并未得到实现，上海银元局和天津银钱总局均未开办。

第三个转变在于银元主币设想的变化。张之洞最初试图铸造七钱三分的银元，企图利用成色、重量的优势取代外国银元，但此铸银方案未得到朝廷的同意。其后，张之洞在汇丰银行的建议下，主张以七钱二分银元为主要货币，此后广东、湖北等地铸造的银元均以七钱二分为标准。然而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89），清政府就自铸银元的重量征询各省督抚意见，本来张之洞是最早提出铸造七钱二分银元的地方督抚，此次却力主一两说，称其以前所铸七钱二分银元，原系在各口岸流通，用于抵制外国银元，只是权宜之计。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0页。不过，此次张之洞所持一两说可能受到盛宣怀的影响。光绪二十五年（1889）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称“尊奏请铸一两重银元，尊意必有利国利民要指，断不仅为一权量起见。请示大略，始能熟权利害，电复户部。鄙人本意虽愿铸一两，然目前有无窒碍情形，不能不详考熟计。如果有利无弊，必当力助尊论也”。⑦《就官铸银元权量事电复盛京堂》，《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第600～601页。而盛宣怀并未正面回答主张铸造一两银元的原因，反而奉承张之洞，称其意见至关重要，必为皇帝采纳，“昨已电询开铸各省，慈意当以尊论为断。公如力持正论，上必嘉纳。铸银元自公创之，一权量又自公成之”。①《盛京堂来电》，《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第601页。其后张之洞电复军机处、户部，建议铸造重为一两的银元为主币。

但清政府一直摇摆不定，迟迟未下决定，张之洞似感不妥，于是去电征询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意见。而刘坤一认为改铸一两重银元，意在整齐适用。但自铸银元，仿自洋银，如改铸一两，商埠不通则易造成内地阻滞，反使洋元畅销，因此认为仍以七钱二分为便。②《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十）》，第298～299页。五月三十日，张之洞致电西安政务处，不再坚持铸造一两银元，而建议“银元宜重若干，或一两，或七钱二分，务望朝廷暂缓定议”。③《致西安政务处》，《张之洞全集（十）》，第299～300、299～300页。其后关于国币单位，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直到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六日清廷才颁布币制改革的细则，“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为元，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④《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三）》，第789页。

第四个转变在于由单纯的抵制洋银到改革币制的设想。自光绪十三年（1887）奏请自铸银元以抵制洋银，到创建广东钱局筹划自铸银元，再到湖北自铸银元的实践，张之洞最初的设想均是为了抵制外国银元。但随着对货币体制认识的加深，张之洞深感需从币制上进行改革，而不是局限于在粤、鄂等少数省份自铸银元以抵制洋银，于国家货币体制无甚裨益。因此其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初五日致电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时，提出要改革币制的主张，并拟定十四条办法，内容涵盖银元在用作纹库、征收款项、火耗解费、钱粮赋税、俸廉薪费、外省协饷等诸多方面的使用情形。⑤《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张之洞全集（十）》，第327～328页。张之洞此番设计极为全面和细致，对清末实施以银元为主币的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结语

明末以来，大量的外国银元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商埠，并很快取代传统的制钱和银锭，成为市场上流通最广的货币。五口通商以后，起初在东南沿海流通的外国银元逐渐北上，势力扩张至江浙及长江流域。其后，随着中国内陆的不断开放，洋银流通的空间更进一步扩展。鼎盛时期，中国东北、西南边疆以及广大内地均可见其踪迹。

晚清自铸银元的实践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其首要的意义在于抵制洋银。张之洞曾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漾电饬议银元宜重若干，或一两，或七钱二分。此事与江、粤电商，所见大同小异，容即详晰电陈。此事关系财政，尤要在抵制外国洋元”。⑥《致西安政务处》，《张之洞全集（十）》，第299～300、299～300页。并动用强制性的行政力量推动自铸银元的流通，此后无论在民间行用，还是官方税赋缴纳等方面均畅行无阻。外国银元的数量大为减少，因而晚清自铸银元对于洋银的抵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次，货币的发行权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货币乃一国之“重器”，如果长期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张之洞奏折中有云：“窃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⑦《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广东试铸银元以备户部推广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35－1372－041。又曰：“钱币为国家大政，于国体内政大有关系，须官铸以示慎重。”⑧《钱币宜由官铸毋庸招商》，《张之洞全集（三）》，第330页。但不可否认，铸造银元会给地方当局带来可观的利润。收归货币的发行权，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极其重要的。

自道光以来，即有官员提出禁止洋银进出，但此举显然难以实现。因当时制钱缺乏，且币制过小，不能满足对外通商的需要。此后又有仿铸洋银之议，但都流于讨论而未能实践。晚清以来，张之洞等官员倡导根据洋银样式、成色、重量进行仿铸，谋求取而代之。正当皇帝、户部和其他官员犹豫之时，张之洞率先在广东迈出了从理论建言到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其后，无论是调任湖广，还是署理两江，张之洞一直视“铸造银元”为施政重点，并积极推动银元的使用与流通。因此与持货币改革的理论派官员而言，张之洞显然属于实干派，其对于晚清自铸银元的实践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不过也应看到，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总督时，仍继续控制湖北银元局，并反对创设江南银元局，希望由湖北银元局代铸。此后，张之洞以民族主义为由，激烈反对以“元”为国币单位，而主张用“两”，与其之前在广东、湖北的实践相抵牾。而自广东而起的各省铸币风潮，引发中央与地方争夺铸银利益的博弈，并对中央统一铸币的计划和币制改革的实施，均有巨大的阻碍作用。

［责任编辑 陈文彬］

Zhang Zhidong's Pioneering Role in Silver Cas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ONG Chang－kun
（Department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certain amount of foreign silver specie went into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of China.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five ports，foreign silver specie expanded tremendously its circulation，which caused internal debates in the Qing government.At first，some suggestions were raised to prohibit the foreign silver specie，but there were no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followed.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local governors represented by Zhang Zhidong advocated to replace the foreign specie by the way of producing similar silver specie，and this advice won the government's consent.Zhang Zhidong took the lead to establish specie bureau in Guangdong，and tried to invite the British HSBC to produce specie.The style and pattern of Guangdong silver specie were settled by Zhang，although the specie began to be produced after he transferred to Hubei.During his governing period in Hubei，Zhang continued to produce silver specie，and tried to promote the new specie all over the country.Later when he was in the position of Liangjiang governor，he devoted to restore the Jiangnan Silver specie Bureau.Thus we can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 Zhang had been played a pioneering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Late Qing silver specie production.More importantly，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silver successfully resisted the foreign specie and defende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late Qing；national production of silver specie；Zhang Zhidong；pioneering role

熊昌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