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甘霖

很多人都爱故都的秋。

郁达夫曾说：“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郁达夫，《故都的秋》）在他看来，故都的秋不仅有北方秋季的清静悲凉，更有别处所不可比拟的故都风味，他总怀念的，是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的确，单论气候之美，北方之地皆如是。然三朝故都，千年人文之盛，形成了故都特有的浓重秋味——王朝之盛衰，人物之兴替，极尽于此。于是我们走进故都，看着一代代俊杰在秋天登台又在秋天谢幕，欣赏着他们的故事，赞美着他们的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爱的并非故都的秋季，而是故都独特的秋味——也许是某个时期的绝代风华，抑或是一个时代的风流人物。

1930年秋，36岁的钱穆辞去苏州中学的教职，北上赴燕京大学执教。此后7年，钱穆先后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名著，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文章，一举奠定了其“民国史学四大家”的地位。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钱穆才在1937年秋随北京大学南迁，离开了北京。45年后，82岁的钱穆深情追忆了这段往事，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都让他眷恋不已。

而我们亦有幸了解了钱穆在两个秋天之间的精彩——在故都，他巧遇了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

·知遇之恩·

钱穆得以从苏州来到北京，顾颉刚功不可没。

1927年，钱穆赴苏州中学担任国文首席教师。应课程设置的需要，他对孟子的生平做了一些考证工作，进而激发起他考证先秦诸子的兴趣，开始写作《先秦诸子系年》。1928年，顾颉刚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准备赴任《燕京学报》主编，同时答应帮中山大学寻得一人才以接任其职。间隙中，顾颉刚暂回苏州老家休息。当其时，钱穆在苏州以才得名。顾颉刚听说后，主动拜访钱穆，在阅读了《先秦诸子系年》的手稿后惊为天人，力劝钱穆宜去大学教历史。首劝钱穆赴中山大学历史系，钱穆因苏中校长挽留而拒。后来，顾颉刚在《燕京学报》上替钱穆发表了与自己学术观点相左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使钱穆名动京城，钱穆亦经他引荐，得以一中学老师的身份，破格成为燕京大学的讲师。

1930年秋，钱穆来到燕大历史系。燕大为美国基督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一手创办的教会大学，学校靠长老会的捐款而建，校内建筑常用捐赠人的名字来命名。钱穆知道这一校情，但对此不以为然。一日，司徒雷登以校监身份宴请新老师，并向大家询问在校印象。对于校方负责人的低姿态，其他人都只是客套，唯独钱穆直言：“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钱穆，《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钱穆话毕，举座默然，但司徒雷登记在了心上。后来，司徒雷登为此特别召开校务会，将贝公楼改名为办公楼，S楼改为适楼，M楼改为穆楼，以示对钱穆的尊重。

钱穆在燕大的聘期结束后，又是顾颉刚帮忙接洽，让钱穆在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聘书，成为北大副教授后，同时也能在清华兼课。对于顾颉刚的帮助，钱穆在50多年后回想，仍感动不已。他感叹说，他对顾颉刚的褒扬，绝非只因顾颉刚于他有知遇之恩，更在其学术胸怀——顾颉刚当时的经学主张遵康有为之说，而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专门驳斥康有为，顾颉刚对此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极力推崇，此种胸襟，让钱穆最为叹服。

身为当时学界领袖的胡适，对钱穆亦有提携之恩。钱穆到北大一事，本为顾颉刚向胡适的推荐。钱穆初来京，因《刘向歆父子年谱》，胡适视钱穆为同道。后来，钱胡的学术分歧日益明显，时有论争。尽管胡适对钱穆关于老子出于庄子之后的看法极不认同，他仍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对钱穆深厚的史学功底报以最大的敬意。而正是这本书的出版，让钱穆名震学林，陈寅恪甚至将其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相媲美。

今天看来，钱穆的成名，不过数年间事，这速度已令人咋舌。但若进一步挖掘钱穆的关键伯乐，则更让人感佩——顾颉刚和胡适皆能无视其学术出身之卑微（只中学毕业），出于学术之公心，克服学术观点和门派之争，力助钱穆。试问，有此学风，当时的学术界如何能不兴旺发达？

·交友之乐·

在燕大时，钱穆因不习惯新环境，未与同事有过多交集。到北大后，钱穆已完全适应大学生活，加之兼课于清华和北师大，社交活动随之增多。

来北大的头一年，钱穆便与孟森和汤用彤相熟，随后因汤用彤结识了熊十力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吴宓和张荫麟。陈寅恪名声极大，最怕人扰，门口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往来机会较少。吴宓专攻西方文学，亦与钱穆交往不多。而张荫麟为人热情，富于生活情趣，喜爱美食，与钱穆颇为投机。钱穆为一老派书生，待人接物严守旧礼，张荫麟亦以旧礼待钱。每次张家炖鸡，必邀钱穆共食。怕钱穆不好意思，张荫麟或提前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学门前相候，极尽礼数。可二人一旦入座，就完全放开了，饮酒吃肉，谈天说地，不在话下，直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时才惜别。

后钱穆迁居马大人胡同，与张尔田张东荪兄弟的住所仅五宅之隔，熊十力每次去张家，总要拉上钱穆。一来二去，四人就熟悉了。张尔田和张东荪虽为一家之兄弟，二人精神意趣却大相径庭——张尔田慕古，张东荪趋新，且皆在术业领域有所成就。每次拜访，熊十力喜与张东荪谈哲理时事，钱穆则爱和张尔田话经史旧学。四人或在家，或在公园，散为两拨，各自深得其趣。当时，钱穆正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龚定庵》一文。而张家与龚自珍（字定庵）家世代姻亲，关系非比寻常。所以，文章一发表，钱穆便立刻携文请教张尔田。张尔田本为晚清人士，长钱穆近20岁，骤遇钱穆问清代学术掌故，一时谈兴大起，不仅告诉钱穆很多龚自珍不为人知的逸事，更论及当时的学术风气——与龚自珍一辈学人，不敢上攀先秦诸子，而群慕晚汉三君，竞欲著书成一家言之意。钱穆后来说道，与张尔田的这段交谈，对自己撰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助益良多。

钱穆一共在京7年，相遇之人无数，其中相交最深的，要数汤用彤、熊十力和蒙文通。四人皆为北大同事，学问相投，又住得近，故常常聚会，作竟夕畅谈。每次谈天，不论内容如何，熊十力和蒙文通必成二人力争的场面，有时争论得太厉害，钱穆就出来缓和局面，汤用彤则在一旁默默地听。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五年多时间，直到“七七”事变后才结束。蒙文通之子蒙默后来回忆说，蒙文通曾告诉他，熊十力虽谈唯识，但骨子里谈的是儒学，而他自己（蒙文通）的学问里理学最深，钱穆亦将理学视为其安身立命之本。汤用彤虽然话不多，但“其言极精”，在佛学上造诣最深。概言之，四人所学相异，专攻亦有差别，然为学之心，用功之深则相同，故愈交往，彼此相知愈深，情谊愈厚。

事实上，正是来到北京大学，钱穆才得以真正融入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北大不仅提供了最好的研究条件，更为钱穆接触最优秀的学人提供了平台和便利。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与钱穆关系较亲密的学者，“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钱穆，《师友杂忆·北京大学》）钱穆所追忆的这份名单，随便取一，放在今天都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在当时亦为学有专长，意有专情者。他们群聚在那个年代的故都，即使处世局之艰，依然安和黾勉，各自埋首，相互砥砺，著述有成，共创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昌盛，使后辈受益至今。钱穆甚至相信，如果不是被日寇侵华打断，当时一辈学人定能开创一不亚于古人的学术新局面。只可惜抗战军兴，而学术的辉煌亦难再续。

·购书之癖·

钱穆不仅酷爱读书，更买书成癖。北京三代故都，书籍无数，书市繁盛，是千百年来读书人最爱畅游其中的书海，钱穆常乐于痴游其中。在北京的前两年，由于生活未安定，钱穆买书不多。可一旦安定下来，钱穆买书的疯狂便立刻显露无疑。

1932年后，钱穆开始一意购藏旧籍，几乎逛遍了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每一家书肆。为了方便，钱穆在琉璃厂和隆福寺挑选了两个旧书较多的店，每次有想买的书，只需给这两家店打电话让送来。有时候，钱穆要的书两店都没有，店老板也会想办法去其他书店帮钱穆寻得。由于钱穆买书极为频繁，日子久了，京城书店都听闻了钱穆买书的名声，有好书都会主动送往钱穆住处。每到星期日，钱穆家中如同过节——数十家书店会先后将书整齐地放在钱穆的书桌上，每次送一两册供钱穆观看。若钱穆想要，店家会在下个星期日将全套书送来；若钱穆不要，则更换几册新书。

对于此种买书方式，钱穆深知其利弊——于寻常书籍购买方便，却不易寻得珍本。所以钱穆无事时，也常只身一人淘书。当时，胡适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钱穆曾向胡适借阅。借书时，胡适因爱惜此书，特带钱穆至其家中，当面打开保险柜取书交给钱穆，以示此书之珍贵，而钱穆对此极为羡慕。一日傍晚，钱穆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竟意外地发现了《求仁录》，他强压心中狂喜，仅以几毛钱的价格将书购得。回到家中，汤用彤闻此消息，亦大喜过望。吃过晚饭，他一改平日“汤菩萨”的随和，强拉着钱穆再逛一次购得《求仁录》的书摊。二人乘夜而去，到达时书摊已关门，二人遂叩门而入。但找寻多时，终无所获。店老板见钱穆又来，已经明白一切，不由得心里发酸，他单独对钱穆说：“先生傍晚来购书，殆一佳本，先生廉价得之，故又乘夜重来乎。” 钱穆马上矢口否认，而店主仍不释意。

钱穆初到北京时，只带一小箱行李，常用书数册。之后七年，由于购书成癖，至其离京时，钱穆的托管之书竟多达五万册，二十余万卷，全由钱穆节衣缩食而来。不过，钱穆买书成瘾，在当时非但不是孤例，更是当时学人爱书的一种风气。只论对买书的痴迷程度，陈寅恪、吴宓、余嘉锡就丝毫不在钱穆之下。他们因爱读书而喜欢买书，又为了读好书而不惜血本。

·离去·

1937年秋，因日军压迫日甚，过完双十节后，钱穆随北京大学南迁，他所期望的学术盛世亦随之中断。他在1930年的秋天到来，又在7年后的秋天被迫离去。但他在故都所经历的故事，都得以留传下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回响。之后，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我宁愿相信，这所主要由京城学人所撑起的最高学府，承接的乃是在故都积淀的学术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