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欣

我喜欢读书会这个组织，因为它范儿特正，有生气、朝气、书卷气，是我眼里特纯粹和干净的地方。我和读书会的青年朋友在同一家单位效力，可以说是同血缘的，所以董会长和小叶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推辞的，特别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

我是十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七七级学生。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经统一分配进光明日报当记者，至今34年半过去了。我清楚地记得入社不久，报社曾给社龄超过30年的老员工发纪念证，我曾感慨他们的光明岁月如此之长，没想到一晃也轮到我了。人生苦短，没想到这么短，短得来不及回顾。其实我在报社有过多次工作变动，在科技部只有三年多，曾两次跨进教育部，到过机动记者部、国内政治部、特别报道组、生活大周刊、图书出版部，还曾在新天地杂志社多年（经历了杂志兼并初期和二次创业的艰难），当了 15年部门一把手，算得上阅历丰富了，但还是觉得日子太快，觉得“白驹过隙”这个词其实不算夸张。

我在报社工作的三十多年里，社会发生的变化天翻地覆。新闻从业人员所处的环境与我入社时已不能同日而语，差不多是在两个世界里了。我不想像一个长者那样，絮叨那时岁月怎样静好，抱怨今天怎样浮躁。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好，不可能回得去，也不必回去，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向前转动。

给我的聊天主题是“当年我们如何当记者”，我很迟疑。讲那时采访过多少名人、得过多少奖、写过哪些引起轰动的报道都挺无聊的。我就按时间顺序，原生态地白描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当记者最初的印象和感觉，讲讲我们的初心，也许对你们有用。

当年我们那一拨人进报社的时候，一律先上三个月夜班熟悉出报流程，住统一宿舍。那还是手写稿、铅字印刷的报业时代，报社年轻记者少，女记者少，所以我们这拨“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也特引人注目，在食堂窗口买饭都有给介绍对象的。那时工作节奏慢，大家工间操出去买买菜、中午逛逛商店是常事。我们那拨人要是不去谈恋爱，上夜班前，常一起去逛陶然亭作月下吟赏，相互卖弄文采词章。夜间等活儿的间隙，关上门听那些老记、老编讲报社的陈年旧事，特别过瘾。大家还保持着校园式的学习习惯，记得有段时间下了夜班，我一早就往母校北师大跑，去听中年叶嘉莹讲诗词，品其文采风华。

那时报社编辑部人数和现在差不太多，但只有四个版，想想活儿是怎么干法。报纸的含金量高，年轻人从入职到独立采访的时间比较长，分到部门后，打水拖地跑排字房，且锻炼呢。但是还有一点，那是光明日报的真理标准讨论的“后黄金时代”，私人订户高，有效阅读率高，就是发个豆腐块都有反响，搞个征文来稿成麻袋装。

当时不光没有互联网这回事，就连电视台都还远不如报纸和电台的影响力。主流媒体（也没啥非主流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光明日报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你们今天很难想象。

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到外地采访，差不多在分配进教育部几个月以后。领导看我表现不错，说可以放你单飞了，让我自己选地方，我不假思索选了河南。领导很奇怪，这么多好地方，为什么选河南呢？我说得冠冕堂皇，因为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发祥地，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我在那里采访民间集资办教育这个主题很合适。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教育经费投入多年严重不足，正是物极必反的反弹期，民间集资兴学之风尊师重教之风很盛。这不能算假话，但真实动力实话实说是我的未婚夫正巧也要去郑州开一个学术会议，我想公私兼顾，神不知鬼不觉和他一起去。结果领导一想，河南站的站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记者，正好可以带一带，批准了。

出发的日子是11月6日，到了郑州，我立刻去找当时的李站长——非常好的一个人，后来当了河南日报总编辑。他抽出很多时间和我聊，听我的想法，然后一拍大腿，建议我去郑州、洛阳之间的巩县（现在早已升级成巩义市了），说那里准有你想采的东西。然后他很周到地帮我打电话联系好，不由分说安排好车子。我和未婚夫也抽空去了少林寺和邙山黄河口。

记得那天到巩县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几乎没见到什么灯就进了住处。进了一个“土洋土洋”的地方，不是小平房的招待所，是参照那时连城市也不多的宾馆新建的，但是太有象征性了，房间的一个小浴缸，整个黑乎乎的，不能使用。后厨一个大师傅给我做了一碗面条。第二天早早醒来，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出去看看县城究竟是什么样子。出门一看，发现原来县城就是一条窄街，宾馆就在街的尽头，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是非常突兀的“白宫”，因为它身后便是大片的农田了。天蒙蒙亮，小县城里除了几声鸡鸣狗吠很安静，我就在晨曦中踩着露珠向“白宫”背后的田里走。

11月，地里绿绿的，那是在霜冻之前的麦苗。我赶上过下乡插队的尾巴，喜欢清晨田野里清新的气息。我顾着脚下在田埂上走着，猛一抬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就在清晨的薄雾中，就在绿色的麦田里，两排石人石马、文士武臣神像，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以各种姿态，整齐地伫立在那里，向远处延展。

有几分钟我是没动的，心狂跳起来，不是害怕，是被一种扑面而来的神秘气息震慑住了，有一种时空穿越感。这样巨大的石刻群，我只在北京十三陵见过——神道，那是国家公园，可这里是空无一人的旷野，我来前没做功课，也不知道这些来自哪里，但我确定那是古人留下的东西。

只觉霞光一缕缕地穿过它们，铺洒过来，就像西部大片的片头。

回过神来，我走近那些石马、石羊、石虎、石狮子等瑞禽，还有不太完整的龙身、鹰爪望柱。我抚摸它们，惊叹它们的朴拙和精美，感受在天、地、我之间的那种神秘力量。至今我总感觉我是留有照片的，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相机，只是把这幅大图刻在心里了，无比清晰和美丽。虽然没有百度，但陪我的一个当地干部曾当过中学语文教师，从他那里我才了解，我只知道与华夏文明渊源深厚的中原，但不知道巩县是中原的核心，是史上有名的通都古邑，它南依中岳嵩山，北濒黄河天堑，东西南北不是山就是关，以“山河四塞，巩固不拔”得名，自古是兵家必争的巩卫之地，古老到是裴李岗、仰韶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之一，先秦典籍记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等都曾在这里活动。历史上和这里有过关系的古代近代著名事件、武士文人多了去了。

而这地方有别于其他古邑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有我国地面遗址最为完整的陵墓群，北宋九帝中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囚死在漠北外，其余七帝均埋葬在巩义，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统称“七帝八陵”，还有皇后陵、皇室宗亲墓、名将勋臣墓近千座，是一座浩瀚的大宋历史博物馆。一个王朝能够把所有皇帝的陵墓建在一个地方，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皇家丧葬文化和人间礼仪。

我到的反正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陵，好像是宋仁宗的寝陵，是民俗演义《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算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之一。

一不小心来到了这样一个古老的地方，当时很是兴奋，急着写信和家人友人分享（没有其他通讯工具，长途电话都找不到）。于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就本能地想充分感受当地的这一文化现象，并试图与我这次报道联系起来，寻找这里的文化底色和如此高涨的农民办教育的热情之间的联系。

第一次采访，我开始认认真真践行自己很纯真、纯粹的新闻理想。尽管我不是学新闻的，但是喜欢这一行，处处想以独立的新闻思维来观察世界，把守护真实、真相当作新闻的本分，希望为社会进步传递正义的能量。

为了这些，我当年做过的事，今天你们可能会觉得可笑：

比如开始我完全不习惯有那么多人陪我吃饭，至少也是一大桌。后来我明白了，这些人是借着接待党报记者的名头来吃喝的。那还是一个物质贫乏的时期。我不喜欢，还是宽容地理解了。

但是接下来我就想，你们这样接待我，还派车跟着我，采访不就成绑架了？怎么能不让人牵着走呢？为了要我想要的那份真实，我提出自己采访，不用人陪，自己坐公共交通。但这样走一天，只能在城关附近转悠。后来他们说这样吧，你想去看什么你说，我们用车子配合你，不干扰你。

我同意了。我说我至少要看最差的和最好的。于是我去了巩县、登封、偃师三县交界处的最偏远的一所小学——王瑶学校，坐了他们的吉普车，上了山。那个学校很小，采取复式教学，大大小小的孩子在一间教室上课，没有通电，山村里唯一的小型发电机，限时使用，但只有学校随时可用，并且生产队还挤出600多元钱给学校买教学仪器。

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我走了大小十几个乡镇，到过各式各样的课堂，祠堂里的，山涧旁的，并且拒绝了带我去看洛阳石窟等邀请。为此我也吃了很多苦头，房间阴冷，犯了老毛病荨麻疹、洗不上澡。但是我内心就是有那么一份神圣感，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觉得我不能走马观花，让片面的东西来误导读者，要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抓住时代的本质。

我基本上是病着回到北京的。

这事现在听上去似乎特傻。很多事情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解读。比如我不是学新闻的，却常常听到前辈、同事说起“客里空”现象，那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名字，大意说此人惯于捕风捉影，打个电话就做现场报道，是我们鄙视的反面教材。但万万想不到，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准确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很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话连线采访现场不但新潮，还很彻底。这说明时代发展的脚步超乎想象，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以为无论时代有怎样的变化，要想写出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除了靠好的眼力（观察力）、脑力（思考能力）、笔力（写作基本功）以外，还是离不开好的脚力（当然也不是所有稿子）——这也是好多新闻人总结的。这样跑现场，才能让你走心，才会笔端带感情，才可能写出其中的味道和深意，触动自己和让别人共鸣，才不至于“写谁谁看，谁写谁看”，才能赢得读者，才能与同行在同台竞技中冒出尖来。

所以我至今仍然相信，从现场采访得来的那种“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东西才会有温度和深度，包括光明特色的那种书香味，有时也埋在泥土味当中。对深入采访、获取一手信息的追求，有时就是对好报道的追求，就是对笔端有思想、有人性、有感情的追求。当年的那种自己和自己较劲、较真儿的那份初心，今天仍然需要恪守。

所以我始终认为七分采访三分写，采和写是一桶水和一碗水的关系，有些稿子是改不成好稿子的，因为没有采到位，不重视一线采访，不重视一手资料的记者今天也能混，凑合完成任务，但不是好记者。这也是我坚持到老的初心。

回到那次巩县采访，还想说说在写作上的收获。那次写作给我的体会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早过了写作关，山外有山，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我当学生的时候曾在北京市大学生文学创作竞赛中获过奖，这也许和我当时能分配进报社有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差别很大。刚开始写新闻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爱拽，特别是没学过新闻的，唯恐自己写的东西没文采，没有个性。我当年也不例外，也很想让自己的新闻作品富于色彩。

这里我不能不满怀敬意地提到一个早已故去的老编辑陈季子，曾经当过教育部的老主任，是超期服役。大家都很敬重他，包括当时的主任。他是一位布衣老人，矮个子，吸烟，话很少，口音很重。我知道他在旧时代曾教过书——这是令你们羡慕的，那时的老报人不像我们现在，个个都饱经沧桑，满腹经纶，都有一身时代的印记，知识、学养比我们深厚得多，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那时我有幸和他在一间办公室，我把手写稿交给他了。他还给我的时候，红笔勾画过的“满篇红”让我脸发烧——我的文章有那么不堪吗？我们说老编辑都是“刀斧手”，他说给我只用了刀没用斧。

仔细看那些红色，多是结构小调整，但经他删繁就简收拾下来，文章的眉目、层次清晰起来，主题图文凸显了，文字也行云流水起来。那种感觉就四个字，心悦诚服。

他还告诉过我，怎样在反复的采访素材中甄选裁剪，怎样提炼主题和找落点，怎样去找最恰当的表述方式。

他要我尽可能写短句，避免倒装句、复句，告诉我文章怎样才明快好读。什么地方需要展开，什么地方点到为止，也是对读者负责。

这些教诲让我受益一辈子。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文字上的炉火纯青，老编辑的那种纯熟的笔力和魅力我有幸领略到了。可惜底稿没留着，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

其实他默默无闻，到死都住在和平门的小两居里，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师级老编。他身上的那些风采和气象，是真正属于读书人的，是骨子里的厚重。

我也由于那次写作，真正明白什么是锦上添花，什么是更高层次的提炼润色，而准确、严谨、思想性是第一位的，新闻性和思想性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可读性、必读性，要忌讳语言杂质，不能为了文采而文采，妙语必须缘事而发，用情用典必须恰到好处，不露痕迹。

那是一个讲究文字的时代，不能容忍粗制滥造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化快餐时代，信息爆炸时代，读图时代，我仍然认为不能忽视新闻写作，并且相信越是这样的时代，能够经时间沉淀下来、留存下来耐读的东西，一定是经过加工的、传统纸媒上登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善待写作，那是一个道行很深的精细活儿。这活儿猛一看似乎谁都能干，不用培训就能上岗，都能混工作量，但其实区别很大，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新闻，也没能把握住新闻写作的规律和精髓。包括现在很多见报的东西都太不讲究了，有些修改也太不讲究了，不一定是改错了，但粗暴地改掉了文章的那些意味深长的味道。

我也得过不少新闻奖，但没多深印象，但有一个来自早年总编室的议论和表扬，不知为什么我记住了，说我和另一个记者的稿子最受他们欢迎，基本上“删一个字就不那么清楚了，多一个字会觉得啰嗦了”（有点夸张）。我在没有内网联网时，还曾是第一个用三寸盘发电子稿的记者；是报社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买车的女记者——其实是有老人的资助，为了提高做事效率——公事和家事，也为圆驾驶梦。

因为其中的文化意味，巩县那篇我独立完成的通讯得到前辈和我们那批记者的赞美。最主要的是实践出真知，我学到了东西。还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后来巩县方面联系我，说县上决定要奖励我一辆自行车，我不但没余地地拒绝了，为了表示决心，我还买了条新毛裤寄了回去——因为天渐凉，当时他们买来一条逼我穿。

第二次采访经历，那是一个到小兴安岭采访的机会，目的是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教育表彰会抓人物报道。那时我已结婚，没想到买好车票，感觉自己怀孕了，因为有了孕妇都有的反应，只是我谁也没告诉。那时我落脚的桃山林业局还很遥远，到了哈尔滨还需要坐六七个小时的慢车，但总算辗转来到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

那时候林业是老大，是财大气粗的地方，宾馆比巩县的洋气。只是老鼠很多，只记得夜里老大的耗子在我的头顶上乱窜，吓得不敢关灯。后来生下了属鼠的儿子，这是后话。

先吹一吹我见到的真正的林海雪原的样子。冬日的小兴安岭是松涛滚滚、白雪皑皑的世界，雪地上的灌木丛竟然鲜红耀眼，原始森林里白桦树笔直参天，一派大气磅礴、冰雪妖娆的北国风光。为了解林区学生家长——林业工人的状况，我搭乘了拉木头的大卡车，来到原始森林深处的伐木场。

我走进了低矮的临时工棚，只记得我见到昏暗的棚里伐木工人一张张无比生动的笑脸，一个工友递上一个自己用的茶锈斑斑的大茶缸，我自自然然接过来，毫不犹豫地喝了一大口，我知道这样回应才是最妥当到位的。

那时候，在现在看来粗放的砍伐还没有停止，人们还没有多少生态环保意识，包括我。山岭上那些粗壮的参天大树的结局仿佛就是做成木料。只觉耳畔是阵阵松涛的鸣响，两个工人在树根处作业，随着一声悠扬的“顺——山——倒”，悠扬、绵长、交响诗般气吞山河，一棵大松树在我面前轰然倒下，墨绿和雪白在唰啦啦的响动中交织。

倒下的大树松枝还在颤动，我便踩着厚厚的积雪，向那棵倒下的大树狂奔，我从树冠上摘下一个完整的大大的松塔，它至今还留在我家里。

森林里有高高的防火瞭望塔，高多少米我忘了，铁梯是为男性护林员准备的，很高，风很大，但我没听劝，也没人知道我是孕妇。我只是不想放过这样难得的体验，毫不犹豫地一节节向上爬，耳畔北风呼啸，温度很低，人完全冻僵了，但站在最高处俯瞰眼前苍茫林海的感觉真是好极了，这次不知谁为我拍下一张脸色苍白的黑白照。

坐下山车也是需要胆量的，车上已经装满原木。据说他们的司机都喝酒，下坡路也开得飞快。我觉得随时都有翻车牺牲的可能，但还是不敢睁眼也偏要睁眼，我觉得记者就该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的孕期反应一天天厉害了。要命的是当地的文化差不多是一天三顿酒，自己酿造的白酒，可能与严寒季节有关，喝酒像喝粥，而且对我这个北京女记者也不由分说。没有蔬菜，也没有动物保护意识，天天见到狍子肉、鹿肉上桌。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刚被猎杀的小熊被捆着四肢抬到后厨附近，黑黑的身体上红红的伤口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第二天，熊掌端上来的时候，对我有很深的刺激。

我已差不多什么都无法下咽，不得不和身边唯一的女性干部说了我的苦衷，求断酒。后来到了晚饭的时候，那位朝鲜族副场长，在我面前摆了一碗白酒和一大碗铺满红辣椒的艳汤让我选，我想总要给人台阶下，端起辣椒汤直接把嘴喝麻。

我的主要任务是报道那些50年代从他乡到大东北落户的大学生，他们在这里从盖泥拉辨的土房子开始在这儿安家，成为林区职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一干就是一辈子，非常不容易。

我没有因为身体问题降低对自己的采访要求。我到学校课堂，也到教师宿舍走家串户。林业局给我推荐了一位教师，是上海来的。我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推荐找些材料，接触一下人就打道回府，向家人报信、养胎。但是在采访中，我通过观察、调查，发现他们推荐的人其实不理想，比较功利、世故，群众反映不佳。我在走访了好多人后有了自己的判断。我和他们交换意见，最后确定我觉得经得住推敲的一对教师夫妇重点采访，也重新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同。

除了那篇通讯采访，我还采写了有关林区教育、教师待遇方面的几篇新闻稿，通过传真传回报社，有的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算圆满、超额完成了任务。

后来我是在火车硬座上躺着回到北京的。在没人监督或要求我的情况下，我对待自己仍很严苛，做到了儒家讲的慎独，“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很坚守内心的本分，坚持一手采访，不依靠资料。

我讲的这两次采访，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出彩或印象最深的事，我只是想告诉年轻朋友，我刚当记者时的那种追求和初心，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有它不能褪色的地方。可能你们觉得我那时候挺傻的，但我真觉得，那种纯粹很真实，也很珍贵。

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无论媒体融合到什么程度，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用新闻的思维来观察世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这一点是不会变的，新闻守护真实、守护真相的实质也不应该变。并且，现实中的真实、真相往往就是一些人的命运，记者在对真实、真相的追求中，往往会融入对人的尊重和价值的肯定，所提炼的报道中，应有思想和人性的光芒，这也是我在新闻这个行当没干够的原因。

时代需要我们记录原原本本的历史，快捷、真实地报道新闻，让老百姓知情，向社会宣传和传递公平正义的能量，推动国家进步。我觉得坚持这里面的神圣意味，就是不忘初心。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人浮躁了很多，实际了很多，不看好年青一代，这些我不能同意。今天的新闻人，与我们的成长环境不同，但总体上比我们起点更高，更成熟，视野更宽阔，更有见识，更有个性和成长空间。与我们相比，新的一代一定会更出彩，更棒。

想说的话还是挺多的，其实在走过的几十年中，也有过一些暗淡的日子，包括遭遇沉重的教训，今天暂且略过吧。任何时代都需要信仰，需要职业理想、激情和道德追求。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繁复的生活当中，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要仍然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地去追随自己内心的想法，包括一些小不安分、激情和浪漫、骄傲与雄心。要活得有精气神，不要让曾经的理想，被世俗、世故的东西轻易消蚀掉；要懂得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道理，尤其不要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裹挟，把利益当成人生的唯一价值，这样回过头来会终感吃亏的；不要把时间精力放在扮演什么上面，戴着面具演生活，宁愿不成熟，也不要找不到自己。

奋斗和付出肯定是需要的，该搏的时候必须顶上去，勇敢地搏一把。但是也不要只有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要选择有远见的生活方式，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明白工作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生活，有条件的时候让自己多一些人生的体验和享受，懂得生活的乐趣、情趣，享受年轻，享受青春，享受爱情和有质量的婚姻生活，积极享受任何年龄和阶段的人生。当什么，不当什么真没那么重要，活得不苍白干瘪，立体而富于色彩，这便是成功了。

总书记在同各地优秀青年代表的谈话中说过要“学如弓弩，才如箭镞”，把学问的根基比作弓弩，把才能比作箭头，要把读书学习当作首要任务。选择有远见的生活方式，拥有最饱满的人生，都和读书分不开。读书的习惯是人一生最好的滋养心灵的习惯。要相信读书和跑路带给人生的好处，这是让一个人真正成熟起来的最有用的东西。

还想说一句，真实的人生其实十之八九都不会是那么快乐的。挫折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要吃得苦。干脆把困难和挫折当作常态预设了，就不会在生活有变故的时候猝不及防，乱了方寸，承受不起。要稳稳地积极地面对一切，敢于承受和善于担当，包括在家庭生活中负起责任。

总之在任何困难和挫折面前，要有强大的内心，不退缩，不迷茫，淡然于心，从容于表，照样笑得出来，睡得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