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4年出版的《从外围接近鲁迅》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这本书的整理和成形，得益于去年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访学。现在想来，我和鲁博相遇，的确是偶然中的必然，其中内含着一种万事由缘的思维方式和潜移默化的鲁迅情结。

2004年11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读博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老馆长李何林先生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得到导师刘勇教授的高度认可。在他的推荐和支持下，我到鲁博采访过孙郁老师、王得后老师，并结识了黄乔生老师。

我是在鲁博买书时，同时见到孙郁和黄乔生两位老师的，时间是2006年3月16日上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黄老师，此前曾拜读过他的《周氏三兄弟》和《鲁迅与胡风》。孙郁老师以他一贯的热心对黄老师介绍说，这是北师大博士生，写李何林。黄老师关心地问，见过李豫了吗？我说没有。黄老师随手写下了李先生的电话，并说可以拜访一下，他很欢迎去的。接着黄老师告诉我，李豫的材料有不少放在我们这儿，可以用。第二次见到黄老师，是2006年6月21日下午，在鲁博会议室采访王得后老师的时候，其间黄老师进来，王老师请他给我找了一份尚未出版的《李何林全集补遗》目录手稿复印件，这份复印件帮了我的大忙，据此，我得以及时调整了论文后半部分的写作思路。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因为事关博士论文写作，又得到三位著名学者的关心和鼓励，所以特意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连同具体的日期。转眼十年过去了，今天翻检出来，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博士毕业之后，所在单位按照政策为我设立校级研究所，并征求名字。我鼓足勇气报了个“鲁迅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按我的私心，直接以鲁迅命名更痛快彻底些，也更符合我的本意。但一则从未真正研究过鲁迅，自感不配；再则，许多年来，在某些阔人达人闲人的心目中，鲁迅就是捣乱不听话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我当时已届不惑，有了一点中年人的世故，所以不敢忘乎所以。为了缓冲，还是在“鲁迅”之后加上了“中国文化”四个字，多多少少跟当下社会的文化主流沾点边。想象中，这四个字虽当不得挡箭牌，做不了保护伞，总可以减少一点无物之阵的缠绕吧。

当然，这个名字也不全是虚头巴脑、不着边际的。有时候，名字本身是一种无形的暗示。既然一本正经地起了这么个名字，不象征性地拿出一点实际的东西，心里总是不够踏实。而要真正拿出些实际的东西，谈何容易。博士论文，经过两三年的开掘，让我消费得差不多了；供职的单位，远离学术前沿，坐井难以观天；个人的规划，方向模糊，动力严重不足。我本是一个生性散漫的人，这几年拜领导所赐，很过了一把单位个体户式的瘾，有闲，无事，没人管，自在清净，几近三闲。按说，如此充裕的时间，是能够干活、出活的。但我总觉得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和环境要比充裕的时间重要得多，所以既无心干活，也难以出活。不知不觉，生命就在这样的心不在焉、得过且过中耗过去了。有时候，意识到这是一种荒废，会生出些许莫名的惶恐和不安，只是惶恐和不安过后，照例因循，无力也无从改变。

接下来，我参加了两次对我来说非常提振士气的学术会议，主办者都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第一次，2009年12月中旬，“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永恒的精神纽带——李何林和胡风关系中的鲁迅因子》，并做大会发言，受到评议人黄乔生老师好评，称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第二次，2010年11月，“鲁迅的艺术世界”学术研讨会，我赶写了《论鲁迅书风》，并做了会议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好评。两次会议，都得到了黄乔生老师的关照；两篇文章，均被黄老师推荐到《鲁迅研究月刊》发表。有了这样的前缘，当去中国人民大学访学的计划阴差阳错未能实现时，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求教的想法就在情理之中了。当我带着几分冒昧，打电话给黄乔生老师说明原委时，黄老师极为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才知道，黄老师不仅是我的学长，且是上下届。这不是高攀，而是实情。强调这一点，丝毫没有僭越师生关系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作为同龄人的黄老师，尽管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鲁博负责业务的副馆长，但平易随和，完全没有那种师道尊严式的讲究。即使在我向他请教时，他也是以一种平等探讨的态度和近乎聊天的方式释疑解惑。不仅如此，对交给我的事情，无论任务多急多重，黄老师似乎总是很信任，从不催促，从不规定期限，颇有点无为而治或革命靠自觉的意思。也许因环境宜人，也许有高人指点，总之是，这一年里，我感到心情舒畅，如鱼得水，所做的事情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要多。每一次走进这座绿树环绕、安静清雅的院落，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亲切和养眼，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干活、出活的自觉和自愿。所以，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只要不是假期，没有外出，我是每天必到，很多时候，双休日也不例外。时间长了，黄老师，还有我熟识的馆内其他老师，俨然视我为同事，很多活动找我参与，和我交流。我也深知机会来之不易，非常珍惜这种一起研究课题、互相讨论切磋的缘分，用心体味每一天每一次穿过悠长的小巷去打开水、去吃中饭的感觉，用心体味每一天每一次走进二楼的办公室看窗外花开花落却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份淡定和悠闲。一年来，这座院落，那座小楼，似乎成了我诗意地栖居的自由园地，或许，还会成为我今后平淡人生中的一个精神高地。

北京多雾霾，非鲁博少丽日；出入虽拥挤，乃百姓寻常事。对我来说，身为布衣学者，没有香车，缺少高朋，不会经济，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没有这一次难忘的访学经历和人生体验，怎么说都是一个缺憾。

清点一年来的事功，颇多收益。比如，在如期完成了既定访学任务之余，作为以黄乔生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团队成员，负责鲁迅手稿的美学价值部分的研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海内外第一部《台静农全集》（共11卷）的编辑工作；应邀参加了一些高端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交流发言；还有就是有时间有条件从容地沉下心来，冷静思考，从盲目到清晰，从零碎到系统，逐步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研究要走的路，或者说主攻方向：“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作家书风研究”。对我来说，这两个主攻方向的分量也许过于庞大，庞大到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学力和精力。但是，一想到从此有了可以为之不懈前行的研究目标，而这个目标又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感和使命感，有一种找到组织的安慰感和归宿感。

再有，就是上面提到的这本《从外围接近鲁迅》了。将自己以往所写的为数不多的与鲁迅有关的文字归拢并串联起来，作为过去岁月微不足道的文字工作的一个见证，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个多年未结的心愿。我的本意是，自己一向站在学界边上，无意也无力真正深入到鲁迅本体去研究鲁迅，但所写内容，客观上或多或少和鲁迅有点联系，算是从外围逐步接近鲁迅吧。至于如何接近，能不能接近，心中并无定数。

刘若琴老师（七月派著名诗人绿原的女儿）的一份邮件，强化了我的“接近”意识。访学期间，我参加了“纪念胡风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我意外收到刘老师一份邮件，说“胡风会上你的发言只有几分钟，全文可否发来拜读拜读？”我当时只有提纲，并无全文，半个月后才将全文和其他几篇文章传至刘老师邮箱。不久即收到回复，其中说：“你写文章十分注重历史资料，用材料说话，因此言之有理，不像某类学者喜欢凭主观情绪或一孔之见下笔；你有独立的见解，不喜跟风；你的研究不零碎，看得出有一个主导中心，即鲁迅精神。这些都是真学者的作风和做法。”和刘老师没有交往，在她，这段话可能是鼓励；对我，显然是过誉了，尤其是“注重历史资料，用材料说话”一句。因为我在硕士阶段受教于著名的新文学史料学专家朱金顺教授，是深知这句话的分量的。至于“你的研究不零碎，看得出有一个主导中心，即鲁迅精神”一句，却道出了我“从外围接近鲁迅”的潜在动机。

访学快要结束时，我把出书的想法告诉了黄老师，请他作序并审核稿件。黄老师看后对我说，你主要写的是和鲁迅有关的人物，应该围绕人物编排全书顺序，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此前，我所说的“外围”，主要指状态：一指所写文字属于兴之所至，事先并无系统的构思和具体的规划；二指自己还处于在鲁迅外围敲敲边鼓、谈不上专业研究的自发状态。黄老师的话，让我不期然地意识到，我所说的“外围”主要在选题，在立意，即所写内容大多围绕着鲁迅、鲁迅的学生、鲁迅的拥戴者和鲁迅的对立面而展开。这样的点拨和提醒，无疑是肯定了我“从外围接近鲁迅”所仅有的那么一点自觉性和系统性，使我茅塞顿开。

这本书出版之后，连带着产生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收益。它得到了国内两种权威性的专业核心期刊以序言和书评的形式所做的推介，获得了201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成为我入选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的重要条件之一。鲁博一年，连带收益当然不止这些，容我再举一例。

为了表达对鲁博的感念之情，2013年11月6日到11月12日，在黄乔生老师以及鲁博其他领导、老师的宽容和支持下，我不计工拙，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名曰“致敬鲁迅——姬学友书法汇报展”。展览开幕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本一介书生，不敢亵渎书圣。不过，若论一己之体验，那一刻，那种情景，至少在我个人有限的阅历中，其意义，其兴味，是抵得上永和九年的那个兰亭的。至今，我仍然记得鲁博领导在开幕致辞时所说的话，希望我“在研修结束之后，能把鲁博当成自己的家，常回来看看，常回来交流”。他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是的，鲁博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组织，就是让我常常回来充电、回来加油的学术和精神家园。

我想，既然结下了这份情缘，就不会轻易中断；既然找到了组织，就不会轻言脱离。因为这个组织的领军人物，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和希望，其丰富深厚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不靠权势，不靠金钱，而是靠着作品的魅力，思想的热力，人格的伟力和人性的亲和力，韧性穿越，永远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