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文

【壹】

“新年的头一天，我去参观了鲁迅博物馆。这是可喜的。住在北京多年，竟没有到这个地方去过。罪过！”这是当代著名作家杨沫1963年1月1日日记上的话。2006年5月的某一天，我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第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内心深处也沉甸甸地重压着一种和杨沫一样的惭愧。我并不是像杨沫一样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实际上，杨沫小时候就生长在和鲁迅家同一条胡同的西三条），但那时候也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满三年，而在这三年的时光中，我头脑中北京的地图其实就是海淀区的那一片地方。我这次“远征”鲁迅博物馆的目的是很简单的，就是给馆长孙郁送我的毕业论文，他是我即将在月底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但就是这次很偶然的鲁博之行，决定了我后来十年也许甚至后半生的人生归宿。

在博物馆门口，接待我的门卫和孙馆长打电话联系后说，馆长正忙，让我稍等一会儿。趁这个闲空儿，我就去院子里边的洗手间方便一下。正对洗手间，是一棵老槐树，环绕老槐树四周有半米高石头垒砌的围挡。我就坐在这高低合适的石头围挡上一边歇息腿脚一边等待孙馆长的召见。对世界上的每一处地方，我们在目睹之前都有自己的想象，而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往往会发现眼前的景象和想象中的幻影很不相同。鲁博的院子比我想象中要大气和疏朗得多。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去过还在万寿寺办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所以想象中的鲁迅博物馆也是像现代文学馆一样灰暗而紧凑的地方。这时，保安招呼我说孙馆长要见我。走到院子当中回望刚才坐着休息的地方，那棵粗壮高大的老槐树格外突出地呈现在我眼前，给这片开阔的空间注入了历史的维度。那段日子，除了忙于学业上的收尾工作，我也琢磨毕业后能够谋生的单位。在注视着这棵沧桑的老树的一刹那，我隐约感到这个院子就是个不错的地方。

但真的就来鲁博工作了，虽然经历了一点周折。

【贰】

鲁博大院的面积其实并不是很大，但一道道花墙和一排排房子把整个院子分隔成好几个不同的区域，让初来乍到的人感到有点儿复杂和深邃。在鲁迅故居前边那排平房和靠近大门的那栋三层高办公大楼之间，有个长满各种草木的小院子，只有平房前的一条小胡同可以通过去，显得很是幽静。刚来鲁博的时候，我就被安排在这排平房靠里边的一间房子里办公，房子前边正对着这个有点儿与世隔绝的小院子。我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馆里的人们管这里叫作“百草园”。

那时候，孙馆长交代我用一段时间做一个事情，就是编辑一套新的鲁迅研究资料选，编选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鲁博曾经出版过差不多24本的《鲁迅研究资料》。这套庞大的丛书我过去几乎一本也没有看过，这是一个好机会，正好可以弥补一下过去的缺陷。我办公室前有一个汉白玉的石桌，石桌上面是个爬满葡萄藤的亭子，亭子旁边是一棵挺拔的柿子树。差不多每天，我就在这个石桌上一本接着一本地阅读这套内容丰富的丛书。那段日子，我很像一个古庙里的僧人。有时候，孙馆长会飘然而至，简单而又快速地交代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偶尔，一只黄猫会在身后弄出点动静，吓我一跳。后来，我才知道经常光顾的黄猫并不一定是同一个，因为在鲁博院子里有两只黄猫，一个叫作“大黄”，一个叫作“小黄”。再后来，我又知道了鲁博院子里不光有黄猫，还有黑猫。到深秋的时候，小院子就有点热闹了。柿子树掉光了叶子，只剩下满树挂着的黄灯笼一样的柿子。每天黄昏的时候，成群的鸟雀叽叽喳喳地飞到柿子树上啄食那些“树熟”的柿子，也有许多熟透了的柿子从高高的枝头突然掉下来，“啪”的一声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散成一摊。资料看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拟定出来一个丛书的纲目，大致是，第一卷《鲁迅地理》、第二卷《鲁迅作品的生产》、第三卷《文学场中的鲁迅》、第四卷《鲁迅的日常生活》、第五卷《鲁迅的病和死》、第六卷《纪念鲁迅和鲁迅影响》等。

丛书还没有编成的时候，孙馆长调离了鲁博。书最后没有出版，但我却看了不少早就该看的东西。

【叁】

鲁博当然不只是一个鲁迅研究资料的宝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生产的现场，你会见到生产历史的人和与历史生产有关的人。

还在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孙馆长就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展览部主任刘丽华，孙馆长知道我弄当代文学，告诉我说她是刘流的女儿。刘流是当代著名小说《烈火金钢》的作者。在学校的时候，我有一阵子遵导师的建议研究当代战争小说，曾经仔细看过《烈火金钢》等一批抗战题材的像砖头一样厚的小说。我总想有机会向刘丽华主任请教有关刘流的事情，但很快她就退休了。几个月后，我从研究室调到鲁博的另一个部门社教部，很快认识了也在社教部的萧玉同志，并知道了她就是鲁迅弟子萧军的女儿。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比较多，我也很想和萧玉老师有更深入的交流，但不久她也退休了。

我上大学的城市是个小地方石家庄，和专家、名人的交往都是通过书本“神交”。但有一天，忘记是读大几的时候了，大名鼎鼎的周海婴先生到了石家庄，在当时石家庄最大的礼堂做报告。我们都从学校步行好几里地去听报告。那个礼堂不小而且灯光灰暗，我坐的位置大概很靠后，只能依稀看清海婴先生的面容。海婴先生报告的内容现在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那可是我们大学四年亲眼见过的唯一的大人物。那个时候，我正满脑子都是鲁迅。我向一个比我高三届的师兄请教学习现代文学的门径，他很确定地告诉我说：“用一年的时间看鲁迅。”我觉得他是过来人，这样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图书馆借了鲁迅全集，每天晚上到教室正襟危坐，一本一本啃。看正文之前，我总会先浏览每本书前几页的插图，上面有鲁迅各个时期的相片以及鲁迅住过的地方、各种著作的图像。这其中就有海婴先生小时候和父母的合影。

《鲁迅全集》看得差不多了，就看环绕鲁迅的研究著作。这里边有不少都是和鲁迅博物馆有关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鲁迅博物馆编辑的每本封面上都有个鲁迅手捏香烟的形象的《鲁迅年谱》。除了《年谱》，还有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陈漱渝的《民族魂》、李允经的《鲁迅的婚姻与家庭》等，这些书的作者就都是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但在那时候的我看来，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高不可攀。

等我成为鲁博人的时候，这些过去崇拜的大家都退休了。但是时间长了，偶然会在鲁博的院子里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看起来都是很和蔼的普通人，但年轻时候刻印在脑子里的崇高印象还在，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也就失去很多向他们近距离请益的机会。海婴先生参加过一些鲁博举办的活动，也能在比那次做报告近得多的距离内听见他的言谈，感觉远不是当年感觉到的那样严肃。但我还没有机会和海婴先生更深入地交流，他却去世了。我陪同海婴先生的大学同学、我的大学老师席家尚先生去海婴先生家拜祭了海婴先生，那也许是我和海婴先生最密切的一次来往了。

【肆】

从2008年以后，我一直在鲁博社教部工作，也有人叫它宣教部，还有人叫它群工部，总之是个和来馆参观的人们打交道的部门。这是个又算中心又很边缘的部门。从游客的角度说，社教部的人几乎就是博物馆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博物馆最前沿的岗位上班；而从博物馆内部来说则正好相反，社教部的人们好像是守卫在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

但社教部工作的乐趣也就在这里。因为是前沿阵地，所以每天接触到的都是全新的面孔。游客们怀揣着敬畏的感情、美好的想象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万里，顶着烈日或冒着大雨，来到他们日思夜想的地方。从他们的眉目之间，你只会看到单纯的快乐和严肃的神情。每天，社教部的人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满意地看着游客们逡巡在这个我们负有一份责任并因而感到自豪的小院。但大多数情况下，游客是匿名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来的时候目的是什么，走的时候又收获了什么。就像一本书，印出来之后的命运就交给了读者。但个别游客在留言册上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大多数留言很简单，就像是旅游景点建筑物上可以看到的“某某某到此一游”，但也有不少留言留下的是一段故事。如1988年3月23日上午，原北京工业学院工程处工程师赵文彦在留言中说：“回忆我在车轴山中学时读了鲁迅的小说，对他老人家的仰慕，无时或释。1936年我考入大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训练班，8月起，在河南大桥工地见习时，因有多余的时间，我就托天津老同学张济甫（车轴山同学）给我买鲁迅的书寄到工地，张竹林同志也经常借阅。我在书中看到许多知识分子问他老人家去延安的道路，我也想写信问他老人家，决心写信给他老前辈问去延安的道路。不幸他老人家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了，我痛苦之余，一生以鲁迅为师，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学他老人家的实质精神，（一）一生写日记；（二）多年365日不休息；（三）一生助人为乐；（四）一生艰苦朴素（学他老人家穿竹布大褂，布包讲义）；（五）一生见义勇为。”赵文彦先生在留言中叙述的故事比这里摘录的还要复杂一些，我只是选择了其中和鲁迅关系密切的文字。

有的游客不是在留言册上留言，而是更愿意和鲁博的工作人员当面交流。他们往往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鲁迅的作品曾给他们留下强烈的印象。他们往往熟知鲁迅作品和鲁迅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能够深刻体会鲁迅故居每处地方每个物件的内在意蕴，有的人还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最典型的是一位叫作潘卫华的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就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差背诵鲁迅的《秋夜》。潘先生曾经三番五次从遥远的广东来鲁迅博物馆，专门考证鲁迅《秋夜》中所写的两棵枣树究竟是否像人们说的早就枯死了，为此还写了很长的考证文章，论证鲁迅说的那两棵枣树还好好地活着。潘先生的执着和对鲁迅的热爱的确让人感动，为此，我也很下了一番功夫，梳理了关于两棵枣树的大量历史线索，写出了《不在场的在场：早已消失但总被人念念不忘的两棵枣树的故事》。此文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2015年第5期，随后我收到大量反馈。不过，我的稿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但潘先生还是觉得那两棵枣树并没有枯死。

【伍】

许多游客尤其是外国人对鲁迅的《野草》似乎更为熟悉和欣赏，因此，来鲁博参观的时候就会像潘先生一样到处寻找鲁迅在《秋夜》中写到的那两棵枣树。令人欣慰的是，鲁迅在《秋夜》中所说的两棵枣树枯死了，但在鲁迅故居的确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枣树，这棵枣树虽然寂寂无名，但也许比鲁迅写到的那两棵枣树还要老。每到收获的季节，鲁博的员工和幸运的游客就会吃到鲁迅肯定曾经吃过的同一棵枣树上的枣。当年在鲁迅故居值班的赵丽霞老师曾在工作日记中记载：“1990年8月29日下午，有一位日本专家偕夫人参观鲁迅故居，讲解员捡拾地上随风坠落青枣数枚相赠，日本专家深表谢意，再三表示，明年五一一定在家将此果种下，让鲁迅果在日本发芽、开花、结果。”

我大多数时候并不在一线值班，因此错失许多和游客直接交流的机会。但通过游客们的留言也可以看出，很多游客是像潘先生一样，不止一次来鲁博参观，当然，他们一次次来鲁博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参观，而是一种精神洗礼。鲁迅精神当然是无形的，但需要通过有形的物件来折射和触发。作为一个鲁博的工作人员，我们长年累月生活在鲁迅精神的种种余韵中，可以每年吃到日本专家视为珍宝的“鲁迅果”，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鲁迅故居就在自己的左右。这是一种神奇的肯定让远来的游客们无比艳羡的生活，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对此并没有感觉。

我们得到了幸福，但往往我们并不知道。

也许是到了回忆的年龄，最近我常常梳理早年的文字和记忆，发现我生平所写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从个性解放谈鲁迅早期思想的统一内容》，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试论魏连殳形象的悲剧性》。第一篇文章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写的，是对差不多一年时间阅读鲁迅的小结；第二篇文章是大四写的，就是本科阶段的毕业论文了。几年后从学校毕业了，到单位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叫作《吸烟》，从题目上看和鲁迅没有关系，但其中开头一段是这样的：“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耽迷鲁迅，没事就挎上黄书包，揣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一点钱去逛书店，见有关鲁迅的书总是悉数购之，略无迟疑。时间久了，便不免有点爱屋及乌，鲁迅的某些生活习惯，如吃辣椒、吸纸烟也感染及身。记得当时每天吃完晚饭，总是走到校外小卖铺买上一包二角九分的‘烟斗往书包里一丢，心满意足地爬上四楼自习室，在气喘吁吁中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再长长地吐出来，似乎就心平气静了，精神集中了。然后，小心展开厚厚的《鲁迅全集》，对着四卷本《鲁迅年谱》上穿着长衫、吸着纸烟的鲁迅默默地对话，似乎在这对话中有一种默契和交融。”

那个时候，我觉得和鲁迅接近的方法，除了看鲁迅的著作，就是模仿鲁迅的生活方式，包括熬夜、吸烟，这很像是1925年高长虹等崇拜鲁迅的年轻人的做派。陈学昭在《鲁迅先生回忆》中回忆在鲁迅家见到的高长虹时说：“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鲁迅先生家里，一个穿着布长衫的矮小个子的男子，来访鲁迅先生，这人的头发式样，走路姿势，说话神气，学得都那么地像鲁迅先生，使我十分吃惊。不知的人还要以为那是他的弟弟了。”我当然没有像高长虹那样模仿鲁迅的发式、姿势和神气，但曾经有一段时间集中学习鲁迅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说，多少年后会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到鲁博工作后，我把散落在各处的当年费心购置的有关鲁迅的书又一本一本找了回来，摩挲着这些几十年前的旧物，像是找回了自己曾经遗失的生命。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改变自我，创造新的生活；但年老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自我，找到在家的感觉。鲁博给我的常常就是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