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

[摘 要] 在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张伯苓先生丰富完善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德育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高等教育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在融合传统德育与西方德育的基础上，张伯苓以学生为本的德育理念、对学生精神引导与人格塑造的重视和对通才教育的强调；其优化大学德育内容结构、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法与途径以及完善德育制度建设等大学德育思想都对当代高校德育具有积极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 德育理念；德育内容；德育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11-0014-03

一 兼容并包——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继承与西方德育思想的融合

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之一，目前我们所确立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都是基于对传统道德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道德发展的重要表现。张伯苓非常重视利用传统美德教育学生。他曾在答外国人询问时说过：“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1]虽然张伯苓于1909年正式受洗为基督教徒，但并非以向学生宣传教义为宗旨，而是鼓励学生以儒家道德和基督教中共有的美德作为他们的生活准则。他经常随身携带《论语》和《圣经》，并用《大学》《中庸》《孟子》等书中的格言警句来教育学生，如一次向学生演讲，前后引用《论语》《中庸》的四段话来阐述“学行合一”[2]。张伯苓利用《耶稣言行录》，以鼓励学生勇于面对困难。他说：“我常读《耶稣言行录》，看见耶稣的为人，很受感动。这一本书帮助我很多，我所以藉着他的鼓励总算是还没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种困难，还要办我的教育。”[3]

但张伯苓对待传统道德并不是盲目推崇，他认为，儒家道德以“孝”作为一切道德的中心。他说：“盖孝为人之本，失其孝则道衰矣。然细推之，往往失于偏重家庭之观念，少世界之眼光。”[4]张伯苓已明了这种封闭的道德观念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而要培育具有“世界眼光”的新人才，则须摆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从关注“小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去服务“大我”。当然重视传统道德并不是因为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将现有的传统道德教育的积极成分作为一种道德资源，这既包括本国的，也涵盖西方的。强调对传统道德的继承，是将其作为当前道德教育的前提条件，作为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

任何一个系统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信息、物质，才能健康地发展壮大。相反，一个封闭的系统，只能逐步走向衰亡。这一规律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都已得到证实。张伯苓在教育理论研究、实践以及对待外来文化中，实行开放政策，参照古今中外各国各家的理论精华，广采博引，正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张伯苓曾多次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教育，但他既不“全盘西化”，也不“一面倒”，也不维护某一理论，而是从现有实际出发，将各国教育理论、体制之精华，溶于我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沃土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发扬优点、扬弃缺点。随着时代的进程不断前进，张伯苓的这种思想和态度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和启示意义。此外，为了实行民主治校，张伯苓曾提出了南开学校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并且在管理上要求实行“经济分开”和建立“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制度。这对于鼓励师生共同办好学校也是十分重要的。如何更好地融合中西德育思想的精华，创新大学德育，张伯苓先生以育人为本，立足于实践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二 与时俱进——创新德育理念与方法

1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道德教育理念

张伯苓一直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倡导与学生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在平等和谐的交往对话中进行道德教育。这实质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主体间道德对话的道德教育模式。

（1）树立教育主体间平等观念。这一平等观念最明显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实现。第一，微型辩论赛。首先，教师与学生参与辩题的商量或出几个选题让学生来选择；其次，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确定正方和反方人员；再次，在课堂上分正方和反方展开辩论，非辩论双方的其他同学向参加辩论的同学提问；最后，老师对正反方的观点、论证和回答进行评价和总结。第二，经典案例分析。教师通过一些精选的典型案例，不断引导学生思考有关问题，期间还不断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最后老师进行总结分析等等。

（2）鼓励学生的自我表达。针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现象、道德问题，可以营造小组式的课内讨论发言，即以一个小组为互动单元，围绕一个与教学内容相关、又为大家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组内当堂进行讨论分析式的互动，鼓励每位同学都参与讨论，限时讨论完毕后，各组推选代表阐述讨论结果。

（3）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道德教学过程中，研讨式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一种良好方式。研讨式教学方法是基于师生、生生交往的平等与信任，它的应用在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研讨式教学可以采用案例、视频、讨论、辩论等多样的方式，既凸显问题意识有丰富教学形式，并且营造一种积极的课堂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2 凸显德育的首要地位，重视精神引导与人格塑造

张伯苓认为，育人的关键在于是培育精神。他教导学生说：“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少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抵于亡。”[5]对于极权的封建旧中国，当在受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时，爱国主义是最重要的。因而张伯苓将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放在学校基础工程的位置上，要求学生具备担负起民族救亡图存这一历史重任的使命感。张学良自1916年受张伯苓身教言传的熏陶，意识到“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有钱的纨绔子弟，下定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6]之后他在和张伯苓的长期交往中，又确曾从这位教育家的人格力量受到教育。张学良将军在晚年回忆时曾说：“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亲耳聆听了张伯苓所作的《中国人不亡吾辈在》的演讲，顿增中国救亡图存当从我做起的信念。”[7]此后张学良终生对张伯苓先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钦佩不已。

南开大学最突出的传统是培养“完全人格”的人才观，结合我国新时期的特点和条件，继续系统地全面总结南开大学已取得的成功经验，以找到一种符合现代大学教育要求的开放式校园文化模式，这对加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就当时社会背景下，南开大学培养的毕业生走入人才市场，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就已经凸显了南开人才模式的优势。而这对当前尽快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以及使它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差距上，依然具有特殊的重要借鉴意义。也许有人会质疑，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是在旧社会和抗日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南开经验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不一定有用。其实，在人类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带有某些共性的规律，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提高和创新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道德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大学通识教育功能弱化，较普遍地存在着“重技术、轻学术”的倾向，致使人才的学识与其自身素养不相称。一些大学生救世为公的公德意识、敬业乐群的团结合作意识淡化，随之而来的却是浮躁和急功近利之风大行其道，甚至有人将高薪资水平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第一追求，并且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眼高手低，以致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沦落为啃老族。脚踏实地，才能仰望星空，张伯苓先生对大学生精神与人格塑造的关注在今天依然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3 强调通才教育，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

教育中诸多相关因素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辅相成，构成了和谐的统一。客观事物都不是孤立的。相互关联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妥善处理则互相促进，事半功倍；处理不当就互相掣肘，事倍功半，教育领域也完全一样。

南开大学的教育目标是注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能力，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第一，德育置于首要地位，南开校友曾说：“以语言表达、智体美劳的能力都可以量化，如果五者相加可得500分，但德则为数值前的正负号，一个有德有才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正面的；而缺德，才愈大对社会的危害则越大。”[8]第二，南开智育有两大特色：一是教师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引导学生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学习条件轻松，老师绝不采用题海战术，学生功课较少，因而课后有时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锻炼身体，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第三，体育，这是南开的强项，绝大多数同学下午三点半下课后都去打篮球，看球，练习田径或体操项目。篮球五虎将曾获得全国运动会冠军，足、排、棒球等也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第四，美育，除音乐美术课外，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话剧、合唱等艺术团体，在每学期举行一次的大型联欢会上，这些团体演出的话剧、京剧、独唱、合唱等一般都达到一定水平，并且还传达着进步思想。这些艺术活动提高了学生的表现力，陶冶了情操，同时也收到了思想教育的实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可以说是我国话剧的发祥地，培养出张彭春、曹禺等在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第五，劳育，学校设计相关课程，以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的良好习惯。五育并重而最终整合于对大学生人格的完整塑造，这使南大同学个个博学通艺，活动力强，比较容易融入社会生活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工作。

反观当前，由于高校教育评价机制被扭曲，过度重视智育，忽视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培养，导致德智体美劳五者脱节。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等。因而新时期高校德育可以借鉴张伯苓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造就具有“现代能力”人才的思想，在高校教育中将道德教育寓于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等之中，实现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4 优化德育课程结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途径

南开的教育方法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的，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它具有一些鲜明的特色。

第一，润物细无声。南大的思想品德教育不是靠空洞虚伪、口是心非的说教，而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身教重于言教，较少形式主义。鉴于“隐性教育”对提高当代高校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笔者认为可以大力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开展品味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因此可以利用环境隐性教育的功能，以影响学生思想品德、行为规格和生活方式，培养其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

第二，鼓励学生参与更多社会实践，优化德育课程结构。目前我国在高校开设的德育课程主要是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主，而对学生的德育实践强调的比较少。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南开大学为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举办讲演活动，提倡学生编辑刊物，吸收学生代表参与学校改革，以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提供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鼓励学生组织社团，训练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办事能力，服务精神，认真负责精神，客观上培养了学生崇尚民主的意识和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所以，除了学校的道德教育，家庭和社会应创造条件，开展多种道德教育活动，促使大学道德发展的社会化。

另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创新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张伯苓的大学德育思想，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社会公德教育的创新。一直以来，我们都倡导文明行为，如不讲脏话、不打架斗殴、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等等，而南开一以贯之的德育目标即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的德育通过不同途径在努力教导学生具有为公之精神与为公之能力，教导学生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一个讲文明礼貌、讲社会公德、有修养的人。而当年南开校友的立身处世在某种程度上均应证着南开德育的实效。因此，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交往的拓宽，如虚拟社区的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的新情况等都要求我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德的建设。新的时代境遇下，张伯苓的公德教育思想无疑具有其深远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第二，职业道德的创新。大学是每个大学生进行职业准备的重要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理念在新形势下急需重新的定位，由于缺乏准备的条件，职场中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如缺乏诚信、文化走向庸俗化、娱乐化、碎片化等，这些都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也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的毕业式和校友会等诸多场合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他曾在第十一届毕业式上鼓励学生，毕业步入工作岗位，要“打破烦闷，惟赖自己奋斗。不求速效，不图侥幸，只管做事，并从小事一步步做起，克己牺牲，一切责备自己，而不怨天尤人。如此脚踏实地做去，失败是意外，成功乃在意中。”[9]这些对学生的谆谆教诲在耳濡目染中，无疑为南开校友在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学习、借鉴。

三 制度保障——完善大学德育制度建设

培养健全人格是学校德育的重要使命，而德育的内容要得以真正传承除了教师人格的感召、文化氛围的濡染之外，也还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深入了解过西方大学的办学精髓的张伯苓先生在倡导其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大学制度，并使得其道德教育理念拥有了诸多现实的制度保障。南开大学对学生有较高的期望值，为实现高标准，从学生一点一滴具体抓起，从严要求。学校制定了严密的规则制度和纪律，学生必须切实遵守学习制度，生活管理也很严格，统一住宿，严格作息制度，甚至整顿内务也有统一要求，还要实行检查评比，这些对培养学生勤奋学习的精神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在我们今天现代德育实践过程中，“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德育制度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达不到预期的德育目标或对意在解决的德育问题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甚或对德育发生不良影响，这一现象称为德育制度失真。”[10]德育制度失真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实施的形式化、零散化、残缺化。德育制度的实施无法完整实现，由此导致，与德育制度紧密相关的德育目标、内容、途径等也只能部分为人们所用，由此德育制度实施的残缺性凸显。此外德育制度本身存在缺陷、配套制度不健全、制度环境缺陷等也是导致德育制度失真的原因。

面对诸多原因，当前应完善大学德育制度，在坚实的制度保障基础上，大学的自主学习和校园里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彰显学生主体性的同时，也将促使学生不断将德、智、体、美有机结合，追寻着属于自己的个体人生，并承担和实践着社会责任。因而有必要从制度上建立权限更大的学生自治团体，为当代大学生提供道德锻炼与陶冶情操的平台。虽然大学生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他们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完全具备自我监督、管理的能力。当前大多数高校学生会开展的活动，基本都是在相关老师的全面指导下进行的，除了一些文体艺术活动之外，学生真正能自我组织的活动却很少。因此，要从制度上保障学生意愿的正常表达，就需成立能作为表达学生意愿的载体的组织，这也是学生道德自主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1]王文俊，等.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1984：78.

[2]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157.

[3]王文俊，等.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1984：152.

[4]王文俊，等.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1984：30.

[5]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34.

[6]管宁，张又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9.

[7]梁吉生.张伯苓图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00.

[8]重庆南开校友会.98年张伯苓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M].重庆：重庆南开校友会，2000：173.

[9]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9：274.

[10]刘超良.制度德育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