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被查出漏罪后上演的荒唐故事

曾任武汉市硚口区某局党委书记的伍某，入狱后因怕被查漏罪，遭到同监牢的于某诈骗，不仅被骗走500万元欠条，还将家中两套房产、1辆轿车等均过户到于某头上。

8月8日，身陷囹圄三年的重庆厅官雷政富首度“发声”，他不仅否认存在漏罪的举报，还不服重庆高院以受贿罪判其十三年的判决，并提出申诉

不久前，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委原书记李波受审时当庭举报，称雷政富曾收受几处门面房，认为雷政富案涉嫌漏罪。事实上，近年来，围绕着贪官入狱后又被查出漏罪，上演了不少故事。有的剧情跌宕起伏，不断反转，有的则让人啼笑皆非。

只要漏罪就会一追到底

据媒体报道，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委原书记李波案庭审过程中，证人罗某指证李波曾收取他的贿赂。可李波反称，罗某曾长期在重庆市从事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2013年因涉雷政富案接受调查，但重庆有关部门向罗某调查时，罗隐瞒了向雷政富行贿几套门面房的事实。

李波的当庭举报意指，除了三年前法院认定的三笔受贿，雷政富还曾收了第四笔钱物——几套门面房。案发后，雷政富与行贿人都隐瞒了这几套门面房。

对此，公诉人在庭审中称，李波对于雷政富的举报，应由法庭核实后，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部门进行调查。也就是说，雷政富是否收受了这几套门面房，有待于下一步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

今年5月26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定书显示，雷政富已获减刑10个月。雷政富的原刑期从2013年2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止。减刑10个月后，刑期变更为从2013年2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止。如果“门面房”举报查证属实，那么刑期是否会有变化呢？

刑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接表示，雷政富是否收受了几套门面房，这有待于司法机关认定。不过，我国刑法对于漏罪、新罪都有明确的规定。

《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

举例来说，嫌疑人盗窃5万元，量刑建议计算的基准刑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决宣告后，有新的证据证明，该嫌疑人实际上盗窃了10万元，即除了原判决的5万元，又新发现了5万元。那么此种情况就属于同种漏罪（原罪、新罪都是盗窃罪），原罪、新罪数罪并罚后，基准刑大约是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至七年。

受贿罪与此相同。比如某位落马官员涉嫌受贿300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余年。判决宣告后，司法机关又发现新线索，查明该名落马官员隐瞒了数百万元受贿财物，那么依据同种漏罪数罪并罚的原则，根据新罪——隐瞒的数百万元受贿财物，以及该名官员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认罪态度等，再定罪量刑。简而言之，只要查明有漏罪，那么肯定会一追到底。

此前“漏罪官员”怎么处理

说起漏罪线索的发现过程，尽管举报雷政富漏罪的真实性有待调查，但现实中，确有已服刑的贪官又被举报漏罪，举报最终成功的。往往二者关系越密切，举报成功率越高。

不过，更多漏罪的新线索，是司法机关深挖该案、或侦办其他案件时发现的。这些案例也颇有独特之处，被认为体现了不包庇不护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法律精神。

“他成为了今年以来，两次被推上被告席的职务犯罪第一人。”2011年1月，云南富宁县原卫生局长王绍光因受贿、私藏弹药罪获刑15年。但很快，办案人员发现王的合法收入与现有资产明显不相符，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当年7月，王就因此又站上被告席，获刑两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怎么了，你傻了，说好的，自由呢？不哭了，不闹了，都怨你，太贪了。”这段网友模仿周杰伦歌曲创作的顺口溜，说的是湖北石首市国土局原局长王永平。2015年2月，因受贿获刑的王永平刑满释放。他或许不会想到，获得自由没几天，他就又“进去”了——石首市检方发现，王永平此前还有漏罪，遂以涉嫌受贿罪再次对他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湖北武汉新洲区发改委原副主任程某的经历，与王永平有相似又有区别。2013年12月，程某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获刑6年。因程某患糖尿病及心脑肾等疾病，暂予监外执行。可不久之后，检察机关就查出程某存在漏罪，增加了刑期。

事实上，除了贪污、受贿罪等外，贪官漏罪的罪名还有不少。比如滥用职权罪——程某就因某公司申报政府部门专项资金时，他明知其弄虚作假没有处理，反而越权通知财政部门拨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获加刑一年半。

辽宁阜新市委原书记王亚忱入狱后，则被查出其还犯有两大罪状：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王亚忱还指使财务人员做假账，采用虚开发票等，侵占挪用公司资金，获加刑7年，与前罪合并执行15年。

辽宁阜新市委原书记王亚忱入狱后，被查出其此前还犯有两大罪状——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

“贪官为躲查漏罪宁愿送家产”说明啥

十八大后，多名贪官被追诉漏罪，不仅为公众喜闻乐见，也受到专业人士点赞。

“以前说起漏罪，常常与社会新闻、诈骗贩毒等有关。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贪官被追诉，心里很高兴，这是正确的方向。司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漏罪追诉的一视同仁，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一名担任某省纪委监察厅特邀监察员的律师告诉记者。

对前文提到的王永平“出狱后又因漏罪被立案侦查”，《人民法院报》专门刊发评论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是对法律负责。在没有新证据前，不能搞“有罪推定”，但情况变化后，就应该及时启动新程序。

来看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例。2009年，曾任武汉市硚口区某局党委书记的伍某，因受贿获刑10年，入狱后碰上了同一监牢的诈骗犯于某，于某称自己有门路，获得了伍某信任。于某取保候审后，谎称相关部门还要查伍某的漏罪，及其儿子的问题，自己有关系能摆平，竟骗得伍妻向其打下500万元欠条，还将家中两套房产、1辆轿车等均过户到于某头上。

“这件事至少说明，伍某及妻子都相信，自己的腐败问题比司法机关认定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也是采访中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有学者和政府公务员还对漏罪追诉提出了建议。“加强漏罪追诉是一件好事。但我们的司法机关办案时，也需要练就‘火眼金睛’，发现问题更深入、更仔细。”有公务员提到，追诉中，无论是走程序还是人力、财力、资源上，都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对于如何将严查漏罪与预防腐败相结合，上述律师认为，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大张旗鼓地对追诉职务犯漏罪成果进行宣传，展现“有腐必反，有贪必惩”，对贪腐者形成震慑。更深层面，应引入群众有序参与的监督机制，发挥公权力机关+群众的作用，使得针对公务员的监督无处不在。

“听到第二次判决和合并判决结果的那一刻，我反而清醒了。不管我们自以为多缜密，干得多人不知鬼不觉，也逃不脱组织的手掌心。”某市一名漏罪局长的忏悔书上如是说。在其因受贿罪入狱几年后，一名前下属案发，为减轻处罚，交代了向局长行贿的细节。

这名局长被加刑5年的背后，是反腐的深入和法治的进步。

（《廉政瞭望》李天锐/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