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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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娱乐活动甚少而又顶着重重压力的高中坐落在县城里唯一的一条马路边。学校的对面，是摆满落了灰的瓷娃娃、八音盒以及水晶球的文具礼品店。放学后，学生们唯一的消遣，就是穿梭在这些店铺间。

有一天，一家绿牌子店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分开熙熙攘攘的人流，挤进这家小店，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是一水儿的书籍和杂志。沿着书架走过去，花花绿绿的封面里，一纸素净映入眼帘。那是雪地里的一棵青松。干净，大气，封面是不疾不徐的几个字——《文苑》。翻开，手指还能触到书页的颗粒感。喜欢，当即买下。

从此，这家名为“华中希望读书社”的小店，就成了我与《文苑》邂逅的地方。一本书五元钱，够我反反复复看一个月。书里，找不到空洞的说教和浮华的词藻，有的只是实打实的“用心”二字。在文摘类报刊大同小异的那时，居然可以在这本书里发现一个别致的视角，一种新鲜的解读，可见编辑人员之良苦用心。

后来，当班主任为调剂我们的课余生活而争取到学校广播台的主办权时，这个每天二十分钟的广播台成了我们几个人顺理成章塞“私货”的地方。《文苑》，自然成了不二之选。于是，那些清新隽永的文字、似有若无的情绪，连同高高低低的声线，在校园里“绕梁”一年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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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终于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我上大学，毕业，考研，铩羽而归。就在我为找工作而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机会意外降临——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出去的简历，竟被文苑欣然接纳。“此文苑为彼文苑否？”我有点不敢确信。当我经过笔试、面试，最终踏进杂志社，看到办公室里熟悉的封面题字时，终于为这际遇欢喜起来。

每月不定期的样刊与读者来信让人喜悦。天各一方，这些与《文苑》保持沟通的人们，或许素昧平生，但这并不是阻碍大家翻山越岭鱼雁传书的理由。有一回，在一封安徽三年级小读者的来信中，我看到还辨不清字形的她把“安徽”写成“安微”、在稿件里的错别字上方方正正地贴一块修正纸，不由动容：读者和作者间，何以仅凭文字就建立起这般可靠的连接？ 而身为编辑的我们，在收到这些来信时，又怎能不为这再单纯不过的连接而如获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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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苑》的四个月，历历如昨。虽然我已来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但《文苑》曾为我打开的视野、助我激起的灵感，泉眼一般，让我源源不断从中受益。从我忐忑不安地走进那座砖红色的楼，穿过正在装修的楼道，语带生涩地问出“这里是文苑报刊社吗”的时候，一切就已经在悄悄地改变了。就像蔡志忠说：“我一辈子虽然每天工作16个钟头，但其实我连一分钟都没有工作，我都是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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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风拂面，晨光耀眼。我和其他早起的人们一样，在明亮的日光下，走进这个城市的图书馆。上四楼的间隙，偶一低头，诶？眼前一亮。疾步下楼，穿过迷宫般的排排书架，准确地走到一本书面前，捧起——是《文苑》，我的《文苑》。这是2016年三月第一期，是我离开编辑部后的……第十期了吧？

《文苑》悄悄的，不说话，不会告诉我，她是经过我亲爱的同事们夜以继日的创作、筛选、对比才有了雏形，再经历编辑加工、一校、二校、三校，辅以不间断的核红、“黑马”校对、审读，最终在印厂成型。此刻，《文苑》摊开在掌心里，我在想：手中的这一本，是否亲历过哪位同事手的温度和目光的投注？是否奉了某种旨意而来？否则，我怎么会在满室书香里听见她隐秘的召唤？

你瞧，若说没奇缘，今生我又遇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