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丽

前言

近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围绕布鲁姆做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如从商业经济、文化思想、民族种族等角度人手。在商业经济方面，Hayward指出布鲁姆重视视觉广告忽视传统叫卖声，代表他对升级换代的商品营销模式的认可：Plock认为布鲁姆通过具体物品实现人际关系，其人际关系商品化的做法既方便又妨碍了他的情感参与，因此他的仁慈慷慨换来的却是孤独寂寞；Savige分析了布鲁姆以前所从事的保险行业，认为在概率微积分应用到寿命数据库后，保险业是一种理性理财模式，该模式暗示了布鲁姆的审慎性格；Shea将布鲁姆的理性投资和宽广胸怀与博伊兰的盲目投资和粗暴风格加以对照从而证明摩莉决定再给布鲁姆一次机会的睿智之处。文化思想方面，Boysen指出布鲁姆强调以爱解决问题，他接受事实，反对暴力，倾向改革，对缺乏理性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十分愤慨；Heininger从大众文化的不同侧面入手分析了物质形式对小说人物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对人物意识和性格改变的推动作用；Segall认为《尤利西斯》的核心部分是对进步人类价值观的赞同——宽容取代固执，同情取代冷漠，理性取代狂热；spiegel分析了布鲁姆在“独眼巨人”一章是如何一步一步沦为替罪羊而被迫害的。种族民族方面，Brewer认为布鲁姆缺乏民族、种族、宗教归属感，所以他不断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城市里寻求独立的身份认同，但他的每一次探索都以失败告终：Crispi探讨了布鲁姆父母的种族、宗教信仰和死亡对布鲁姆人物性格的影响：Feder从布鲁姆家庭男性成员命名的角度分析了其命名规则与比利时王室和古希腊时代三大文明古国国王命名之间的关系；Lentin指出乔伊斯将《尤利西斯》的时间定格在1904年，正是爱尔兰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年代，而乔伊斯又恰恰将中心人物布鲁姆设定为犹太人，似乎在影射布鲁姆在爱尔兰的“外人”身份与作者本人放弃天主教在欧洲大陆漂泊的身份相同。

谈到布鲁姆时，大多数读者都会回想起他早餐时吃“牲口和家禽的下水”时那津津有味的样子：在肉店橱窗前，他盯着干香肠的那双“直勾勾”的眼睛，他看到腊肠时那副“垂涎欲滴”的表情以及呼吸着猪血的“温墩气儿”的陶醉神态都令我们印象深刻。早餐时发现妻子的明信片以及得知妻子与情人要在家中幽会一事使他郁闷愤慨，并促使他一天之中时常回忆起与妻子的美好幸福时光。简言之，他早晨的诸多举动和思绪都在暗示他是一位感性十足的“妇男”形象，然而随着早餐的结束，布鲁姆迈入社会生活，他对外界的回应则更多地证明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理性人物。

布鲁姆的理性人际关系

布鲁姆的理性情怀不仅表现在其对政治的冷淡。宗教的批评，经济的振兴上，也同样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上。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和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专家和学者们从经济、宗教、民族和种族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涉及了他与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了。因此本文选择从人际关系层面探讨一下布鲁姆的理性情怀。

2.1与都柏林人的关系

小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布鲁姆或是独处或是沉默。在他与都柏林人的极少交往中，他大多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帮助他人或寻求对某些事物的科学解释或理性客观地评价他人。

2.1.1无私救助迪格纳穆一家

早在小说第六章中，在马丁·坎宁翰为迪格纳穆一家募捐时，与迪格纳穆一家关系一般的布鲁姆捐款五先令，甚至连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怀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犹太人的心肠倒不坏”。在得知迪格纳穆生前将自己的人寿保险单抵押给了自己的债权人后，布鲁姆利用自己曾经做过保险推销员的优势，凭借自己对业务的熟悉和精通，发现迪格纳穆在将自己的人寿保险单抵押给自己的债权人时并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办理转让手续，所以债权人无权从保险公司领取款项。小说中虽然没有交代布鲁姆为迪格纳穆家人奔波人寿保险单的最终结果，但他慷慨解囊、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2.1.2科学解释死刑犯生理现象

小说第十二章中，布鲁姆听完阿尔夫讲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乔·布雷迪被执行绞刑后的生理现象时。急于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他认为由于颈椎的突然折断对中枢神经造成强烈刺激，从而引起海绵体毛细血管膨胀，加速血液流动，最终导致了生理反应（757）。他的解释消解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布雷迪英雄崇拜的意义，因而得罪了以“市民”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

2.1.3谦恭求解儿子夭折原因

小说第十四章中，斯蒂芬与医学院的学生在讨论胎儿发育，人的出生与死亡时，布鲁姆提出两个问题：婴儿性别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一对健康夫妇生下了一个看似健康并给予适当照顾的婴儿却不幸夭折。自从儿子鲁迪夭折后，布鲁姆一直都在寻找其死亡原因，他怀疑与怀孕的时间和自己当时的健康状况有关，但不太确定，所以希望得到科学解答。

2.1.4由衷关爱斯蒂芬

对于十多年前只有两面之交的斯蒂芬，布鲁姆从小说第十四章开始一直尾随保护。为避免醉酒的斯蒂芬将当天刚领到的薪水挥霍一空，他为其保管钱财：为连续保护斯蒂芬，他不惜名誉受损跟随斯蒂芬进入红灯区：因为斯蒂芬打碎了老鸨的灯具，布鲁姆与企图敲诈的老鸨据理力争：在斯蒂芬与英国士兵发生口角被其朋友抛弃时，又是胆小怕事的布鲁姆挺身而出，与英国士兵和警察摆事实、讲道理；他为当天滴米未进的斯蒂芬购买咖啡，同情斯蒂芬无家可归因而一路搀扶将其带往自己的住处并为其精心准备宵夜。虽然，布鲁姆对斯蒂芬的照顾可能是由于他在斯蒂芬身上看到了自己夭折的儿子鲁迪的身影，有感情因素掺杂其中，但是在照顾斯蒂芬期间发生的钱财交易却折射出布鲁姆的理性态度，如布鲁姆代斯蒂芬保管钱的金额为“一英镑六先令十一便士”，在他还钱给斯蒂芬时，布鲁姆计算了保管钱财的利息，因而付给斯蒂芬一英镑七先令：与老鸨理论斯蒂芬打碎的灯具的赔偿金额时，布鲁姆只给出了比较公道的一先令的赔偿金。第十七章中布鲁姆与斯蒂芬彼此交流，他们的谈话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学和微生物等纯理性学科，也涉及投资、宗教、民族和种族等方面的理性见解。第十七章的小说文本所采用的是宗教问答的形式，Kenner指出该问答形式广泛应用于19世纪课本中对科学真理的解释上了。因此，从以上两方面看，布鲁姆与斯蒂芬所交流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理性紧密相连。

2.2与犹太人的关系

布鲁姆不仅公允对待身边的都柏林人，他对同根同祖的犹太人的态度也是理性客观的。在前往迪格纳穆葬礼的路上，他调侃吝啬的犹太高利贷者吕便·杰·多德。多德的儿子不满父亲将自己和情人分开而投河自尽，被救上岸后，为了酬谢救命之恩，多德送给船夫两先令。

因为发现迪格纳穆抵押保险单的程序存在漏洞，布鲁姆认为债权人——高利贷者犹太人布里奇曼没有资格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收益。当天布鲁姆与坎宁翰和杰克·鲍尔相约在巴尼·基尔南酒馆门口碰面，然后一同前往迪格纳穆家与布里奇曼据理力争。

由此可见，布鲁姆虽然对犹太民族一直“被仇视，受压迫”的现状为本民族抱不平，但面对种族内部具体成员时，他依然会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2.3与摩莉的夫妻关系

“婚姻是西方文明中人际关系的最终形式”，因此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是一定会反映在夫妻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上的。

2.3.1布鲁姆对妻子照顾有加

自从儿子夭折后，布鲁姆与摩莉的夫妻生活彻底停止，因为布鲁姆怀疑鲁迪不健康是由父亲的健康状况决定的，为了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在无法获得更好的避孕手段的情况下，布鲁姆选择了禁欲。因为当天摩莉要与其情人博伊兰在家相会，布鲁姆为避免相遇的尴尬，只好一直在外游荡。在一天的漂泊期间，布鲁姆不时地回想起与摩莉共度的美好幸福时光。在工作之余他给妻子配置化妆水，买书，他还打算用辛苦挣回来的广告佣金为摩莉买条“真丝衬裙”。他抱怨男人将钱都花到妻子身上了，“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女人：家庭和房子，丝织品，银器，多汁的水果，来自雅法的香料。……全世界的财富”。

布鲁姆认为，尽管十年间，在夫妻生活方面他冷落了摩莉，但在物质方面，他是竭力保证摩莉舒适度的需要，在情感方面，他也比较洁身自好，只与情人玛莎保持通信联系，也算得上忠诚。按照布鲁姆的理性思维，他努力工作，经济基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基本能满足摩莉的中产阶级生活，情感又可谓忠诚，他还深谋远虑地购买了人寿保险、投资了国债，妻子应该满足了。但事与愿违，当天妻子要与情人幽会，布鲁姆焦虑万分。

2.3.2摩莉对丈夫心存感激

摩莉对布鲁姆捐款五先令而不满，“他的钱都这么花掉啦这全是帕狄迪格纳穆先生的葬礼造成的”，但转念一想，她又很担心迪格纳穆的遗孀和儿女，“除非他上了保险要不他那老婆和五个娃娃可咋办呀”。从摩莉对人寿保险单的关注可以看出，摩莉对布鲁姆理性理财——既购买了惠及妻女的人寿保险又投资了政府债券——非常满意。她认为布鲁姆“还有足够的理智不肯把自己挣下的每个便士都挥霍到肚子里去他总还要照顾老婆和家眷嘛”。布鲁姆的理性情怀保证她与女儿衣食无忧，这比起喜欢待在“酒吧的旮旯儿里”的迪格纳穆要好上千百倍。

尽管布鲁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如经常丢工作，“每回刚刚顺当了就又会出点儿什么事要么就是他惹出什么麻烦来汤姆也罢希利也罢卡夫先生也罢德里米也罢[布鲁姆以前的雇主]”，还因为出售匈牙利政府彩票差一点进了监狱，偶尔还会撒个谎“他可是个天生的谎屁流儿”。但是布鲁姆没有胆量勾搭有夫之妇，他至多也不过是对其他女人有点浪漫想法。比起乔西神经质的、“垂头丧气”的丈夫，比起喝得酩酊大醉“栽到男厕所里”、“咬掉了自己的舌头”的汤姆·克南，比起“把那个酒馆女招待包下来”的杰克·鲍尔，布鲁姆不酗酒、不赌博、不外遇、科学投资、理性理财还是有众多可人之处的。正是基于这些优点，摩莉决定再给布鲁姆一次机会。

结语

Booker认为在《尤利西斯》中“布鲁姆与摩莉的夫妻关系代表了爱尔兰整体人际关系的瓦解”。面对分崩离析的人际关系，布鲁姆试图用公允理性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人，他期望公允、理性、爱心能打开和谐人际关系的新局面。因此，在面对爱尔兰人甚嚣尘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仇视犹太人，蔑视非洲人，鄙视欧洲各强国和民族一和暴力倾向时，身为犹太人的布鲁姆主张用爱来消解仇恨，爱才是生命的真谛，“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同那是恰恰相反的……是爱”。面对爱尔兰的宗教纷争，布鲁姆号召“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他在小说十六章中明确无误地告诉斯蒂芬他憎恶一切形式的暴力和不宽容，因为“那样做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什么反抗也阻止不了”。他认为因为有些人住在别处、讲另一种语言就痛恨那些人的做法简直是愚蠢至极。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呼吁爱尔兰人平等对待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派别，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理性处事。

作为一位事业平淡的广告兜揽商、一位身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包围中的犹太人、一位儿子夭折的父亲、一位父亲自杀的儿子和一位妻子出轨的丈夫，布鲁姆的处境是尴尬和无奈的。他在别人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时，只能四处流浪、沉默不语。他穿行于都柏林的大街小巷，亲历着狭隘与疯狂结合的种种危险，时而倾听，时而沉思。作为一名被排斥、被怀疑、被边缘化的小市民，布鲁姆在其人际交往中以身作则：以宽容之心原谅他人，以公允之心善待他人，以爱心消解彼此的宿怨。他的为人处世折射了乔伊斯的观点，即在这些普世价值观的引导下，爱尔兰或许能够焕发生机，重新成为“圣徒与智者的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