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莎

摘 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科学的金融理论做指导。西方经济学主张汇率完全市场化，通过市场调节来促进资本的合理配置。马克思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割的双重维度进行分析，认为完全市场化虽然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的价值创造能力，但也会因为市场无效而造成财富分割不平等。通过梳理马克思关于汇率的相关理论来构建分析框架，主张通过在汇率市场化和汇率管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通过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来促进资本的最优配置，从而增加我国的整体福利；另一方面，对汇率实行必要的管理，以有效解决虚拟经济发展过快和实体经济发展受阻等问题。

关键词：汇率市场化；价值创造；价值分割；汇率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79-04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建立汇率管理体制，汇率事项由国务院进行统一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西方经济学从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主张全面放开对汇率的控制，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完全市场化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基于对马克思汇率理论的分析，构建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分析框架，探索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路径。

一、马克思的汇率理论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曾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标题下，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分六册著作来阐述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成果，包括第一册《资本》、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第五册《对外贸易》主要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虽然马克思未能完成《对外贸易》册的著述，但是马克思在他的其他著作里表达了他对汇率理论的思考[1]。

马克思首先分析商品的价值。他认为，商品最本质的共同属性是具有价值。“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2]而价值的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但在实践中，商品的价值及其大小，是一个抽象的、平均数的概念，是一种趋势，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反复的交换过程中发现和确定的[1]。“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着，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职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2]因此，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可以利用比较的方法来确定价值量的大小。事实上，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比较会产生两个作用：其一，反复比较能够不断修正错误，使得商品越来越接近于按其价值交换；其二，比较能够引起生产要素在部门内外的竞争性流动，从而不仅能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且能够使得商品的价格接近其价值[1]。商品的交换过程给予其他商品的是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形式，而另一端的货币本身的价值只能通过别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

随着国际分工的扩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换走出国界，生产要素实现全球的流动。为实现国际商品的等价交换，必须要确保一个国家的商品价格与其生产时耗费的劳动相一致。在国际市场上，“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2]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的汇率，必须要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马克思认为，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在战争等等场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3）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做“货币”，那么，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3]。汇率可以由一时的支付差额而发生变化。“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3]汇率的形成，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对汇率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介绍，我们对汇率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将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割两个维度对汇率做进一步的剖析。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价值创造：汇率的自由化

马克思认为，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本身就直接有“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一国的货币可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可以归结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作为世界货币来流通时，又要归结为它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3]从价值创造的视角来看，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指建立一套完全符合市场理性的汇率机制，使汇率能够完全反映货币的供求状况，从而充分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汇率自由化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作为价格信号，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马克思处于金本位时代，黄金和白银是主要货币。马克思指出：“金银贸易本身，即把金或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只是商品贸易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由表示国际支付状态和不同市场利息率状态的汇兑率决定的。”[3]在马克思看来，汇率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起到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可以促进资本流入社会生产之中，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现货市场的汇率价格还为期货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未来即期价格的预期信息，推动汇率的平稳波动，减少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冲击。长期以来的人民币币值低估，虽然为我国出口经济、外贸经济的发展提供汇率优势，多数企业能在低水平制造技术、低效的劳动生产率、低层次的产品、劳动力廉价的背景下实现丰厚的利润，自主创新、品牌营销等方面的动力不足，长期满足于OEM等低附加值的产业链由于汇率优势带来的利润[4]。这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一般地说，本币汇率下降，即本币对外的币值贬低，能起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币值上升，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5]。这种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实现的。例如，本币汇率下降，则出口商可以从本币贬值中得到额外利润，从而提高该出口商的竞争力，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出口量。在劳动生产率相对提升的条件下，适度提高本币汇率水平，有助于推动企业发展由原来的价格竞争向质量、效益竞争转变，有助于提高引资的质量和水平，有助于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购并和走出去的成本[6]。汇率的这种调节作用，可以通过动态调整来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

第三，有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汇率自由化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汇率自由化将使得人民币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推动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国际化后的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获取铸币税收益、节约外汇储备、优化外债规模和结构等作用。

汇率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汇率管理体制下，汇率不能充分反映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导致作为货币的价格的汇率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资本的流动。由于汇率长期不能反映市场均衡水平，导致汇率市场长期存在供求不匹配的局面。因此，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我国必须实行汇率市场化改革，保证汇率充分反映市场供求，推动资本的价值增值，增进更多的社会财富。

三、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价值分割：汇率的管理

由于汇率管制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的有效性越来越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汇率市场化改革成为世界性的潮流。除欧美发达国家之外，拉美、东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先后完成了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但单纯的汇率市场化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为危机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大量国际资本投入房地产、金融等领域，不断制造经济泡沫，导致实体经济资本的流出；另一方面，国际资本通过投机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恶意做空，导致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出现。汇率市场化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价值进行了分割。

第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未能得以解决。汇率市场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透明度，但也增加了更多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例如，影子银行推出的汇率衍生品，一般来说结构设计非常复杂，通常通过不透明的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且鲜有公开披露的信息，风险较高。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降低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导致更多资本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进一步提高了虚拟经济的利润率。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造成了经济发展失衡，也加剧了价值分割的投机活动。

第二，增加了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汇率的市场化为资本的跨机构、跨国界、跨时间的流动和渗透创造了条件，很大程度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迅速地传导到国内，从而增加了国内市场的外部风险。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对我国的汇率市场造成了冲击，而且对我国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也产生了影响，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加工出口企业大量倒闭。

第三，为国际投机提供便利。汇率市场化的初衷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削减市场风险，却为投机者实施恶意投机创造了条件，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风险。西方大资本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做空机制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市场进行恶意做空。1997年，美国大资本家索罗斯通过其量子基金做空泰铢，导致7月2日一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17%，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于人民币来说，一旦人民币步入升值轨道，国外的热钱又将涌入，进行套汇或套利，人民币汇率将陷入调控困境[7]；不升值，则外汇占款将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上升。

完全放任的市场环境会导致汇率市场不能完成防范风险的功能，反而成为分割财富的工具。从价值分割的维度来看，汇率市场化改革是通过建立汇率管理体制来对价值进行合理的分割。具体来说，通过建立配套的应对机制来应对价值分割维度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四、结论：汇率自由化与汇率管理保持张力

1994年，我国对外汇制度进行改革，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随后，由于出口的大幅增加，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2005年7月21日，我国再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放弃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的策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汇改之后，汇率制度平稳运行。截至2011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0.22%，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22.58%，对日元汇率累计贬值8.84%。2012年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扩大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5]。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一步提高了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但单纯汇率市场化没有解决价值分割维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在汇率自由化与汇率管理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进行有管理的汇率市场化，是我国现阶段汇率市场化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通过渐进式改革，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水平。作为货币价格的汇率，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情况来确定。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一方面，推动参与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品种的丰富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升，提高外汇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采取放开在岸外汇管制和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等措施，通过扩大融资渠道和降低准入门槛等形式，使汇率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此外，我国应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款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汇兑限制和业务限制，促进境内居民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优化资产配置、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资金收益[7]。

第二，通过配置机制的嵌入，防范国际游资冲击实体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的资源配置作用是我国汇率改革的长远目标，但这一长远目标必须要服从于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两大宏观目标[8]。汇率制度制定者要对当前国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金融新环境、新形势有清晰的审视以及对涉外经济主体行为及政策需求取向的全面有效把握，在经济金融危机及重大国际经济事件发生时，能够发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优势，有效保护国内市场、防范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维护外汇市场稳定[9]。同时，要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投机、洗钱等违法行为，防止境外热钱流入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紊乱。

第三，汇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领域相关改革必须要齐头并进。汇率体制只是金融体制的一部分，汇率体制改革必须要顺应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适应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推进，促进金融各个领域改革的协调发展。此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动将更加频繁，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将增加，企业和居民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大[7]。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尽快推出汇率类衍生品，为企业开展汇率套期保值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必须要保持在价值创造维度与价值分割维度之间的平衡，在进一步推动汇率自由化的同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机制，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166.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5-669.

[4] 盛文军，何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挑战与改革[J].河北金融，2014，（12）：57-60.

[5] 黄达.金融学：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0-530.

[6] 杨玉华.马克思汇率理论、汇率模型与国际经验的检验[J].当代经济研究，2009，（5）：12-18.

[7] 陆前进.人民币汇率变动和后危机时代汇率市场化改革[J].社会科学，2010，（4）：49-188.

[8] 杨华贵.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影响的滞后效应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4，（3）：157-160.

[9] 吴迪.中国汇率制度供求均衡分析与汇率市场化[J].税务与经济，2015，（1）：23-27.

[责任编辑 陈丹丹]